巨晓林：公司给我的荣誉太高，恩惠太大，让我心里忐忑不安，压力更大，相应也得付出更大。我担忧，我的努力达不到，就辜负大家希望了。我始终认为我是普通农民工，是普通人干了普通事罢了。
记者：你如何面对困难和挫折？
巨晓林：人的一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工作学习和生活当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我搞的每一项创新、革新，都是反复十几次、几十次试验才获得成功。但我坚信，只要不气馁、不灰心，成功总会在前面。
记者：我看你的人缘特别好。
巨晓林：与人相处要真诚、热情，给对方以好的印象。我常给工友说，吃亏是福，沾光、占人便宜不道德，做人做事要凭良心。
记者：你带出的徒弟遍布20多个项目部，有21人当上工长、7人当了工程队长，3人是项目总工或项目经理、6人成“能工巧匠”。有的成了你的顶头上司，可你仍在原地踏步，心理平衡吗？
巨晓林：我从没想过当领导。在现有岗位小改小革，适合我发挥特长。我当师傅只能教给徒弟基本、基础的东西。一些徒弟后来成长为高管，那是发挥了他们的特长、优点。干老本行最适合我。
记者：作为士兵，你不想当将军？
巨晓林：不能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将军不是优秀士兵的集纳，而是他有帅才。
记者：你怎么理解活着的意义？
巨晓林：与周围人共同享受生活的美好。
记者：你的理解看似简单，细琢磨很深刻。那你对幸福的理解呢？
巨晓林：付出之后有收获，就是快乐，就是幸福。
记者：你的“幸福”职之有道，前提是先付出。
巨晓林：我觉得这样挺享受的。
记者：你回家不到30次。可这次是乡亲们敲锣打鼓，披红戴花迎你回村的。
巨晓林：说实话，乡亲们在敲锣。我心里也打鼓呢。让人家工人不好好上班、学生不好好上课迎接我，真不值得。咱给县上没做一点贡献，心里觉得挺对不起大家，麻烦那么多人。
记者：我看你总是乐呵呵的，就没有忧愁？
巨晓林：现在就正忧愁着呢。大家把我看得跟名人一样，我觉着浑身不自在，思想压力特大。愁得是啥时候能恢复平静，回到我以前的生活状态中就好了。
邓良义：责任·名利·价值
记者：怎么理解你的角色？
邓：警察意味着随时随地的责任，能不能处理好事情，就是愿不愿担责任的问题。
记者：我看你处理纠纷。太费劲了。
邓：只能耐心、细致。现在人的生命太脆弱了，不管是自然灾害的原因，还是精神心理的原因，生命可是转瞬即逝。所以我在处理纠纷时特别害怕出事，这是使命感和责任感使然。在处警时，我不仅仅从法律法规上去衡量，更多的是从群众利益上去考虑，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记者：你是警察，但却承担了大量的分外工作。
邓：有时开玩笑说，我是个不务正业的警察。但社区群众需要。我不光是这地方最高的治安长官，群众认为你代表国家公务人员。50岁以上的群众非常纯朴，他们不把我当警察，而是把我当基层干部，所以大事小事他们都找你。公安干警要变管理型为服务型，就要当好人民公仆。
记者：分外工作量大于你本质工作量。
邓：对。比如说，有人半夜打电话钥匙丢了，进不了门，我町以不去，这不是我的工作。就是去了你义不会开锁。但群众会怎么看，这就牵扯到公安形象问题，所以你得去想办法解决。
记者：你现在是全国典型，又是省劳模，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你怎么看待荣誉？
邓：说实话，各级组织给我铺天盖地的荣誉，这让我晚上常常睡不着，最近头发都白了。
记者：为什么？
邓：我没干啥事，心老是咚咚跳。我就是把社区群众发动起来了，把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融洽了。组织给我的荣誉太高了。现在有的干警牺牲了，才给个一、二等功。而我现在好好的，又要给我报英模，我真的想不通。
记者：你不奢望荣誉吗？
邓：那要相称。省市领导都给我说：你现在已不是你本人了，而是代表安康、陕西的警察形象。给这一个片警帽子太大了。去外地学习参观，感到我这儿太落后了，还没搭起信息化平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可现在压力大得让我整天想着咋把这荣誉撑下去。
记者：我看社区群众红白喜事你随份子，济贫、处理纠纷还常掏自个儿的钱。
邓：没有金钱寸步难行，也干不好工作。除了工作、事业外，我是这样排位的：身体健康是第一，家庭和睦是第二，经济基础是第二。
记者：为群众老掏钱。你妻子高兴？
邓：我欣慰的是有个好妻子，她非常理解我，支持我，她年薪在七八万，主要是妻子做贡献。家里经济基础还行。我开私家车工作，汽油钱都是我自己掏。
记者：你给群众办好事，他们给你送钱吗？
邓：我给他办事，他请我吃饭，等于我没有给他办事。我若拿了他的钱，那我给他办事还有啥价值？从此我就欠他的，我就说不起话，在他面前永远得低着头走路。干什么事要让群众尊重你，你才活得有尊严。做人是最重要的。
记者：我看简历，你以前在部队和地方获得过很多荣誉，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干得很出色，你干工作追求理想化？
邓：对。你看美国人在所有体育比赛中都拿第一，追求第一是一种境界。你拿第二和第六是一样的。干事就要干得最好，这也和我当军人的素质有关。
记者：我觉得你的才能、品德、学历、智商干一个片儿警有点亏？
邓：我属领导管理型人才，搞个组织管理还行。当年我请求组织给我一片自留地，就是想踏踏实实干些具体事。管理好社区、每处理完一起纠纷，老百姓对我的信赖，让我非常有成就感，心里很踏实。
记者：你不想有更大的权力吗？
邓：10年前我想过，想通过干第一得到权力。后因我当所教导员时因干警违规致死人被免职后，妻子离婚，孩子4岁，我大病一场，差点儿没了性命，对我打击很大。此后，我就把名利、官位都看得很淡。我现在心态平和，只能干具体实事，干不了虚事了，人不能与大环境相脱离。
记者：听说要提拔你当派出所副职？
邓：文件已下了。像我这个年龄为官去奔没有什么意义。我给组织要求我不离开社区，不要让群众说，一宣传就提拔，我也不接受。
记者：你真的不愿离开？
邓：我也是个性情中人，是在儿女情长的氛围中长大的，特别需要一个温暖的环境。我给社区群众一尺，群众还我一丈，以心换心。我每天接到群众100多个电话，每天很充实，很满足。
记者：你有幸福感吗？
邓：我有，除了像亲戚一样的群众，我身体好，孩子听话，家庭和睦。我很欣慰。
记者：那么觉得人活的意义呢？
邓：人活的就是精神，你在人群中活得有人格、有尊严，大家需要你，你活得就有价值。
戈卫：激情·理想·人生
是农民而又要超出农民
记者：你住在农村，可我们看你还保持着城里人的生活习惯。
戈卫：我扎根农村，并不是想自己变成普通农民。如果我30多年被农村同化了，那就错了。那我呆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记者：那给你怎么定位？
戈卫：中国有8亿农民，不缺我这一个。缺的是对农民有责任感，对农村事业有推动的人。像普通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不是我的初衷。我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
记者：怎么理解？
戈卫：我是农民，置身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农民的切身体验发现存在的问题。同时，我还要跳出农民的局限，去感受、思考、观察国家的方针、政策的优劣，比如有些政策在农村这个层面执行，不是谁告诉我对与否，而是我就能感觉来。就像观棋与下棋是不一样的，观者看得更透彻一些。我要起到桥梁作用，向上反映农村实情，替农民说话；同时，引导农民正确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
记者：你后来当干部拿了工资，仍不离码头，农村吸引着你。
戈卫：吸引我的是农村的发展，每天有新东西出现，不断有新问题让人思考，进而去解决，这才是生活的动力。不管在啥层次当官，我始终把码头当作一个实际操作的点，来实现我的一些想法。
我选择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记者：你怎样看待当年“上山下乡”？
戈卫：上山下乡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尽管后来否定的多。但我认为，当时大多数知青是抱着积极向上的态度，想在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现在的年轻人如果像我们那时的激情、社会责任感、投入社会就好了。知青生活对我们的人生锻造有着非常大的积极意义，积累了难得的精神财富，更是一段珍贵的人生记忆，凡是知青都忘不了。
记者：你扎根农村的初哀是什么？
戈卫：中国的农民太苦了，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并不难，要改变整个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则需要无数人默默无闻的牺牲和努力。我不是救世主，但我愿意以这种最贴近农民的方式来感受、推动农村进步。
记者：你后悔吗？今天的码头村，是你理想中的模样吗？
戈卫：我从未后悔过，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人活着就得干点事情，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能按我自己的意愿活着。这种超脱让我的精神世界无比充实。今天的码头村，虽然有些变化，但不是我理想中的变化。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记者：今天你与当年的同学比，其中不少人当了大官、大款、博士，你有没有失落感？
戈卫：没有。我认为我选择留在农村，就如同他们选择从政、经商、做学问一样，各人追求不一，却是各人自愿选择的人生道路。我钱虽不多却不用为钱熬煎；没有权，也不必绞尽脑汁；我没多少烦恼，能一心一意地干自己乐意干的事。这条路适合我，知足着呢！
理想，让我走过39年
记者：听说你在农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
戈卫：我也有过压抑、伤心和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但我这人比较犟，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底，再苦再累自己担着轻易不改变。说到做到是一种美德，不是别人强加的，更要言而有信。在几次运动的关键时刻，乡亲们总是不顾一切地保护我，让我很感动，也更自信。
记者：当初。你一个人怎么与强大的传统习惯、素质低下的农民群体去抗衡，进而去改变他们？
戈卫：那就是坚持。我意志力比较强，又有足够的耐性。当时传统农业广种薄收，这样得不偿失，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我反对这样做，可全村人反对我。我坚持带人平整土地，一点点改变，最后事实教育了农民，慢慢接受我的观点，你现在让他开荒他都不去了。一些农民对新生事物是无理由的拒绝，我从国外引进的良种猪、良种鸡，空运回来，一些人就嘲讽说“叫你‘先人’还坐飞机哩”！良种猪长得像小牛犊，一些人就骂：“这么大，谁能把你爸养活了？”这些动摇不了我的决心。正确的开始都是少数，只要你坚持，到后来正确的慢慢就成了多数。你若一遇打击不坚持就完了，就半途而废了。
人要有理想，要活个精神
记者：你有无崇拜对象？
戈卫：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我最崇拜的是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的精神追求、人格魅力让人敬佩。他们正因为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才能在艰苦卓绝的历程中最终赢得成功。
记者：你是偏重理想还是现实？
戈卫：在我身上理想主义色彩多些。过于注重眼前利益，成不了大事。尽管我也没干多大的事，但人活着得有个理想，有个精神。
记者：你获得过什么荣誉与奖励？
戈卫：记不得了，我不太在意。有许多记者问我要过去的材料，我说没有保存。自己看自己的事迹材料很滑稽，不舒服。报纸对我的宣传我也不看重，干，不是为了这些。
记者：你曾放弃多次当官的机会，你既然喜欢农业，可以去农业部门。
戈卫：我当不了官。当官后，不一定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情，迎来送往、左右逢源不是我的性格。至于农业部门，那里有众多的专家学者，我去能做什么？
记者：你物质生活很贫乏，怎么看待金钱？
戈卫：金钱是维持基本生活的，够了就行，我的消费非常有限，要那么多干啥？当然基本生活要有保证，若让人养活就成问题了。要是看重钱的话，早不会呆在这儿了。
记者：现在一些人缺少信仰，没有理想。
戈卫：现在这个社会许多被物化了。人与动物不一样，动物这一顿吃饱就非常满足，而人除了物质生活外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有的人除了有钱就什么都没有了，人并不是物质上满足了，精神就自然满足了，他们未必活得愉快、幸福。人活一辈子就几十年，光追求物化的东西没啥意思。还是要有理想地干一些于社会有益的事情，干些自己希望干的事情。
记者：你如何看待幸福？
戈卫：幸福其实就是奋斗过程中的一种美好感觉，就是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擅长做的事。做既能造福社会又能实现自身价值的事。人当然不能生活在真空中，但是，人又不能太现实了。太现实了，就会过于注重眼前而很难承载相应的社会理想和责任，也将使自己变得不快乐。一个人幸福与否并不是由其财富和地位决定的，精神的满足往往比物质的充裕更让人感到快乐。
记者：你一年除国庆节、春节外，在村上呆300多天。村民说你献了青春献一生，你还这样呆下去吗？还有什么要求与希望。
戈卫：是的。要我离开农村，就像大树连根拔起一样的痛苦难受。农村实际上很缺人才，我希望现在有知识的年轻人能像我一样投身农村。若有一大批这样的人，推动农业发展的作用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