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余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贯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及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子贡虽分截文章、性命，自绝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宁告晓，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已；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至于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贯之说，而子贡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余所不能测也。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后殁，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按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谓至。叶适否定曾子、子思、孟子继道统，实质上也否定两程、朱熹等人的道统论及道统继承权，但是，他仍坚信儒家确实是存在着道统的：“不能言统纪者固非，而能言者亦未必是也。”那么，这一道统究竟如何呢？叶适以为：“《书》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之统纪体用卓然，百圣所同”，“此道常在，无阶级之异，无圣狂、贤不肖之殊”，显然，叶适所谓的“道统”与两程乃至朱熹等理学家的看法毫无两样。但是，两程至朱熹的理学家认为是他们继承了孔孟不传之道统，否定其他学者也有继承道统的权力。叶适则认为：自孔子之后的道统确实是存在的，但是，“道统”既不是由曾子、子思、孟子等人继承过，也并非属于某些人私有：“时诸儒以观心空寂名学，徒默视危拱，不能有论诘，猥曰‘道已存矣。’”这里的“时诸儒”是有所指的：“古圣贤之微言，先儒所共讲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尝讲，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亲领，游、杨、尹、谢之流，而张、吕、朱氏后时同起，交阐互畅，厥义大弘，无留蕴焉。窃怪数十年，士之诣门请益，历阶睹奥者，提策警厉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宣各有论述，自名其宗，而未闻与众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岂敬其师之所以觉我，而谦于我之所以觉人欤？”显然，叶适是批评两程至张、吕祖谦乃至朱熹等理学家。
在叶适看来：“道者，天下共由之途也。使有人焉，以为我有是物也，将探而取之，而又曰我得之矣，则其统已离矣”，其意指两程等人自命继承了道统，实际上已经离开了道统。叶适也断然否认陈亮所说的汉唐帝王、英雄豪杰也能继承孔子道统的观点。在叶适看来，孔子之后虽然没有具体的人来继承道统，但是道统存在于六经之中，六经始终存在于世，那么道统也就存在于世，而不像朱熹等所说的儒家道统密传几绝，因此应该从源头六经开始钻研，认真理解六经的含义，以真正掌握儒家道统，否则就会像子思、孟子那样走样。他说：“道者，自古以为微渺难见；学者，自古以为纤悉难统。今得其所谓一，贯通上下，应变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虽极乱大坏绝灭蠹朽之余，而道固常存，学固常明，不以(孔子)身没而遂隐也”，因此，“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为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叶适之所以将自己的着作取名为《习学记言》，其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叶适还有一段特别重要的话，表现他自命继承道统的理论根据与意向：生于数千载之后，既不及亲见圣人之行事，循其言语动作而可以得其心，与接闻其风声而可以知其人矣，其所以学为圣贤者，独其言在耳。是故孔子录之为经以示后世，其意反覆深切，将使学者因是言而求之，而可以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心，与知其为人而无疑也。达者知其言也而至于道，不达者不知也，则众人而已矣，今其载于书者皆是也。
显然，叶适以为可以通过“学其(圣人)言”而达其道，即继承圣人的道统。正因为此，叶适对曾以续六经为己任的王通不无恻隐之心：“以续经而病王氏者，举后世皆然也，夫孰知其道之在焉”，“善哉乎王通氏，其知天下之志乎！其有能为天下之心乎！何以知之？以其能续经而知之。”叶适对王通的赞美，实际是他自命道统继承人的心灵写照。
叶适的道统论与他的王道功利说也是有关系的。首先，叶适认为三代圣贤也讲功利，但这种功利是基于王道基础之上的，而后世讲功利则基于申商韩非等人的理论之上。例如，叶适认为周公平武庚之叛的功业是符合王道的：“武庚弗顺可也，四国多方，胡为而迪屡不静乎？以是知纣之存亡为世道之大变矣。周公虽尽心力以行王道，而自是以后，圣人之治终不复作，乃世变之当然，不可不知也。”
换句话说，周公这种符合王道的功业，符合“圣人之治”的要求，也是他继承道统的根据之一，但后世则很少有完全符合王道的功业了。
叶适讨论管仲与诸葛亮两人的功业与王道的关系是十分典型的资料：周衰，圣贤不作，管仲相齐，成匡济之业，《春秋》二百余年载之。
余考次仲事，与王道未有以异，而处士权谋用为首称。诸葛亮治蜀，虽不能复汉，然千岁间炳如丹青。余摭亮所行实用霸政，而论者乃以为几于王道。盖古今之世不同，而人心见识亦随以变也。
三代之下，道远世降，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挟权术，为申商韩非而不自知，以(诸葛)亮始末考之，历历可见；所以使其功烈不能究者，皆末俗余论误之也，余故谆谆具之。
这里，叶适虽然将管仲辅齐桓公称霸仍看成“与王道未有以异”
的功业，但明确表示这是“周衰，圣贤不作”的情况下出现的“成匡济之业”，意思是管仲仍不属于圣贤，当然叶适也就不会说管仲有资格继承道统，只承认孔子所品评的“如其仁，如其仁”了。至于诸葛亮，叶适十分明确指出他“实用霸政”，那么也就完全没有资格继承道统了，因此对那种认为诸葛亮“几于王道”观点，叶适表示不能同意的。
叶适之所以“谆谆具之”，是因为功业必须以王道为准，如果功利与王道相悖，那只是申商韩非之类的功利，是不符合王道的，因此也就应该剥夺他们的道统继承权。显然，叶适的功利说是基于王道理想之上的，因此我们称之为王道功利论。
其次，叶适以这种王道功利说来衡量后世史事，以此评判他们是否继承道统。叶适指出，古今人物对功业态度是不同的：
古无力征天下之术，以德而天下自至，则有之矣。卫鞅之后，苏秦张仪，造为从(纵)横，为从者抗秦以自存而已，为衡者虽连诸侯以事秦，然服之而未有以取之也。既而谋诈蜂出，至韩非李斯，卒并山东而取天下，于是论天下始有势，兼天下始有术。秦之亡，谋臣智士抵掌而议，运宇宙如丸泥，张良陈平之徒，竟以空手辅佐其人，而攫取天下无不如志；自后相承，说客处士舍是则不谈。然则王道之亡而人心转易至此，嗟夫甚哉！学者贵自反而已。
古人勤心苦力为民除患致利，迁之善而远其罪，所以成民也，尧舜文武所传以为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难焉！故申商之术命尧禹曰桎梏。战国至秦，既已大败，而后世更为霸、王杂用之说，自以为甚恕矣；至于书传间时得其一若申商之类者，未尝不拊卷嗟惜，以为偶举而必效，当行而无疑也。
这里，叶适指出古人与今人对功业的态度是不同的，古人以“德”来致天下，而不以力征，后人则以申商韩非之术来致功业。因此他指出：“古人于事变之际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诚恐雅道(王道)自此而坏，若后世则不然。”叶适曾例说周文王：“文王不改物，始终一道而已，故孔子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此最论王伯(霸)之准的也。学必守统纪，不随世推迁，后学既讹伯为霸，而其道亦因以离。”显然，周文王的德行与功业是无可指责的，而后世既讲霸道，自然也就离开了道统了。这里还须补充，上述引文中，叶适明确表示反对“霸、王杂用”之说，虽未指明何人，但陈亮所持“王霸并用”之说，叶适显然是不能同意的。
叶适以这种观点来讨论其他历史问题，如评论孝文帝迁都并非王道，并以周公相比较：“孝文(帝)都洛最无谓。周公虽有四方朝贡道里均之说，然成周固未尝受迁邑之利，五帝三代何尝有都洛之文？
况王政废兴，岂在都邑。乃汉以后经生相承，夸大其辞耳。孝文自合更为其国开百余年深厚之王业，岂谓一迁洛而本根浮动，坟庙宗族，皆已弃绝，边徼镇戍，单寒无依？向非孝文，便当身见祸乱，然亦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盖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后之学者，又将誉之不已，是以亡为存，以败为成，乌在其言王道也！”叶适在讨论春秋时期史事时也批评过孟子：“狐偃言‘求诸侯莫如勤王’，晋侯辞秦伯，纳襄王，霸业实始于此，与荀劝曹操拒袁绍事意略同。盖诈谋日开，假托日盛，王道遂亡，正孔子所恶，而孟子犹与尧舜汤武同称，盖择义未尽也。”晋侯求霸业造成了“王道遂亡”的结局，自然是破坏了道统，而孟子比作尧舜汤武，即将他也列入道统体系，叶适是不能同意并对孟子提出批评。叶适还批评过欧阳修赞扬汉唐而轻三代的观点，以为欧阳修所说“唐太宗之治能几乎三王”是毫无根据的，因此表示强烈反感，这正是基于他那种王道功利论之上的。
总之，叶适的王道功利论是与他的道统论相辅相成，体现在他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从总体来说，叶适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确实不是一种向前看的观点，而是一种强烈的回归三代的观点，这正是他的以人心来讨论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而理论色彩则较为逊色。当然，叶适在讨论具体历史问题时，也有着不少闪光的东西，这也是应该肯定的，不过，限于篇幅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