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后，徽钦二宗被掳五国城，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宋室南渡，最终定都临安，苟安于东南一隅。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南宋“君主飘摇无壮志，诸臣高论而无特操”但众多文人却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崛起于浙东地区的事功学派，成为这批人的典型代表。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等强烈要求“复故疆之半”，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求得统一；主张从实际出发，反对空谈，提倡义利统一，谋求功利，以实现国富民强；注重“学以致用”，出经入史，注重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在民族危难的情况下，这批学者为恢复故疆奔走呼号，求真务实，正视现实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办法，集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
(一)统一故疆的追求
事功学派在民族危亡之际，身体力行，坚毅执着，力图挽救民族于危难，实现统一，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一生力主抗金，至死不渝，“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宋室南渡，与金人签订和议，朝野不少人苟且偷安，“直把杭州作汴州”，忘记耻辱，拱手谈性命，而陈亮一心恢复中原，反对苟安。隆兴初，朝廷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得苏息，独亮持不可”。他上书孝宗皇帝“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并痛斥道学家对于抗金的态度，指责他们“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公元1169年，陈亮向孝宗皇帝献《中兴五论》提出恢复中原的计划，又先后六次上书孝宗皇帝要他坚定抗金的信念，并为之分析天下的形势，指出“江南之不必忧，和议之不必守，虏人之不足畏，而书生之论不足凭也”。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而他的抱负最终也没能实现。然而他一生为恢复故疆、实现统一而奔走呼号，以社稷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正如他所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这种心系天下的爱国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与陈亮同时代的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面对南宋政权的腐败、金兵的入侵，指出“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愤，臣子之深责也；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皆非人臣之义也”，他几次上书皇帝，提出了变革图强的改革建议，坚持抗金，还亲·自参加了开禧北伐。叶适坚决反对偏安，力主用武力恢复统一，他在殿试《廷对》中说：“复仇，天下之大义；还故境土，天之尊名也。以天下之大义而陛下来能行，以天下之尊名而陛下来能举陛下欲教天下以为人子之义，使枕戈北首，虑不顾身，天下之人其又何辞。”叶适向宋光宗建议要“先明所以治其国之意”，也指出要先把握形势，然后再制定相应的措施。他提出了一套政治方案以及抗金计划，但都没有被采纳。虽然他主张武力收复中原，但反对打无准备的仗，认为“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韩侂胄起兵北伐，叶适并不同意，结果，开禧北伐的失败使南宋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陈亮、叶适等人认为，在民族危亡之际，当务之急乃是如何救亡图存。他们主张确定抗金的基本路线，反对苟安，叶适认为“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强者兴”，他上书宁宗，希望能够“先虑预算，思报积耻，规恢祖业”，陈亮则以国事为己任，“留神政事，励志恢复，罔敢自暇自逸”。他们主张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中，以事功救国，指责当时朝廷种种议论，为“为奇谋秘画者，则止于乘机待时；忠义决策者，则止于亲征迁都；沉深虑远者，则止于固本自治；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精论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为无辨”。陈亮也指责那些口言性命无心政事的人，认为“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抗金保国，恢复故疆，是事功学派为之奋斗一生的主题，为了统一事业，他们坚毅执着，不屈不挠；为了社稷生民，他们甘愿驰骋疆场，马革裹尸。但主和派在朝廷一直占据上风，宋廷基本上采取了主和路线，致使主战派壮志难酬。陈亮的词句“壮士泪，肺肝裂”，“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贼。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长歌当哭，直抒胸臆。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坚定地为统一事业而奔走，“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他们坚信“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其爱国精神洋溢言表，鼓舞人心。
·(二)求真务实的态度
宋廷南渡定都临安之后，尽管军事上屡屡失败，但经济文化并没有因此萧条，相反地，江南经济有了显着发展，尤其是江浙一带。这里作为南宋政治中心，具有优越的发展基础，同时也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事功学派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面对社会的积弊，他们反对空谈义理，讲求实事实功，重视人才培养，主张义利双行，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事功学派在主张积极投身实践的同时，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他们认为人才是实现事功的根本。“今夫求天下豪杰特起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叶适反对科举专用诗赋的做法，认为这样选拔的人才只有“口耳之学而无得于心”，人才的素养是需要经过培养和锻炼才能具备的，“古者将取士而用之，则必先养之”，叶适进一步谈到修养的形成主要靠“自善”，“师虽有传，说虽有本，然而学者，必自善，自善则聪明有开也，义理有辨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万世所共繇不异矣”。自善之外，最主要的是积极参加实践活动，“忠信孝悌，必修于家，必闻于乡；材智贤能，必见于事，必推于友”。对于人才的培养，陈亮与叶适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绝不是“风痹不知痛痒之人”，而是能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之人。
而这样的人才也是经过千锤百炼，从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所谓“自古英豪非履险知艰，往往不能济”。吕祖谦在政治上也反对因循守旧，主张革新时弊，认为“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学也”。在人才培养方面，他在《太学策问》
中阐发自己的主张“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大抵为学，不可令虚声多实事少，非畏标榜之祸也，为互相激扬之时，本心已不实，学问已无本矣”。求学本身就是一个求真务实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具备推行事功的能力。事功学派以培养人才作为实现事功的根本，所·以在培养人才方面也尽显其求真务实的精神。
事功学派的求真务实更主要体现在“义利观”上。正统儒家一直是重义轻利，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则将二者两分开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宋代理学家自称上承孔孟，将义、利对立起来，而事功学派却特别强调义与利的统一性。他们一方面吸收了儒家思想之外的一些功利思想，陈亮自称“口诵墨翟之言，身从杨朱之道，外有子贡之行，内有原宪之实”，另一方面是吸收了北宋以来的功利思想，并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他们提倡以义利统一为前提，以谋求事功为手段来实现国富民强的目的，这正是事功之学的核心。事功学派强调道德与社会实效的统一，认为“利”是“义之和”也是“义之本”，“兴天下之大义”必须表现为“兴天下之大利。以薛季宣为代表的早期事功学派认为“唯知利者为义之和，而后可与共论生财之道”，义利一定要结合，如只知求利，就会天下大乱。叶适继承了这种观点，认为在“义利双行”的思想指导下，才能做到务实不务虚。他认为道义离不开功利，对于汉儒“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说法，他认为“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陈亮谈到义利观时，首先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人生为何，为其有欲”，但物欲不是没有节制的，而应受到道义的限制，“夫道岂有他物哉？喜怒哀乐得其正而已”。义利统一，用义规范利，这是事功学派追求事功的指导思想，他们注重实际，力主变革，重视人才培养，主张发展经济，这些大都围绕“义利统一”
的思想展开，体现事功学派的求真务实，如薛季宣所言：“务为深醇盛大，以求经学之正；讲明时务，本末利害必周知之，无为空言，无戾于行”。事功学派的学者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高举“实事实功”
的旗帜，他们所追求的事功都是关系民族命运的大事，而绝非如道学家所指责的那样“在利欲的胶漆盘里”，他们求真务实的态度向世人展示出民族精神的力量。
·(三)学以致用的方法
事功学派的学者们都非常重视史学研究，旨在借古通今。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他们遵循学以致用的方法，在强烈的爱国精神指导下，从历史中寻求对现实有借鉴意义的东西，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在理论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吕祖谦是两宋史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在史学日益理学化的情形下，他深受事功之学的影响，始终坚“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史学传统。吴怀祺先生认为吕祖谦强调“前言往行”的研究有两方面的用意，其一是读史而变风气，其二是致用。“前言”、“往行”以及“畜德”都和“用”有关，他的历史研究除了论说天理纲常为社会根本之外，突出表现在致用上。吕祖谦认为研究历史应该从实际出发，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也就是说，研究历史要从当时具体情况进行考察，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应用于自己的实践，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他认为历史中蕴藏着治世的方法，学者要从历史中不断吸取教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薛季宣则注重从经史百家中寻求“务通于今”的经验教训，其弟子陈傅良曾如是评价，云：“公自六经之外，历代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至于隐书小说，靡不搜研采获，不以百氏故废，尤邃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务通于今”。事功学派集大成者叶适继承并发扬了这种“务通于今”的思想，他认为“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明确指出研究历史就是为“当世”提供借鉴。从叶适关于史书编撰方面的看法，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他强调务实不虚妄，“以空文为实事，其害浅，易正也，质之以实则信矣，以实事为空文，则其害深而难正，以为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o宋辽金卷.安徽：黄山书社，1992，348页。
虽实犹弗信也”。他反对空言，认为只有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才能对现实发挥指导作用。陈亮在历史研究上更明确地主张学以致用，他认为研究历史是“中兴”的需要，自然十分重视总结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他的《酌古论序》中将这一点表达地十分清楚，读史就是“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基于这样的历史观，陈亮猛烈地抨击尊崇上古三代贬低汉唐的理学历史观，强调只要有利于社会进步，顺应历史发展的就是“圣贤事业”、“典范之举”，主张凡事因时而异，顺势而变，尤其是在“版舆之地半入于夷狄，国家之耻未雪，臣子之痛未伸”的危机之下，更应“思所以变而通之”，否则“维持之具穷矣”。事功学派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这种优良的学风，勇于批判、创新，坚持古为今用，这种学以致用精神的进一步发扬，与事功学派的爱国、求实、变革等精神相融合，共同展示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光辉的一面。
以上的论述可见，在南宋王朝，山河破碎，始终存在着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事功学派为恢复故国积极奔走，讲求实事实功，并从历史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集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
南宋时期，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举步维艰，却能支撑150余年，士大夫这种强烈的民族精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天，这种精神所蕴藏的丰富内涵仍然是我们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柱，有着积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