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拉斯谟生平与教育活动
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公元1467-1536年)是十六世纪早期着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和杰出的教育理论家。生于荷兰的沿海商业城市鹿特丹(Rotterdam)，是格尔特(Geert)教士与一个医生女儿的私生子。他幼年在豪达(Gouda)上学，九岁入代文特的圣莱布因教会学校学习，接受人文主义影响。十八岁时，其父去世。伊拉斯谟转到塞尔托亨特斯的教会学校。后又到斯泰因隐修院任修道士，他在隐修院里埋头攻读，学业大进。公元1492年任该修道院神父。公元1493年，在康布雷(Cambrai)主教的资助下，伊拉斯谟进入巴黎大学研习古典文学和神学。当时巴黎大学内的迂腐的学风、无聊的说教，使伊拉斯谟非常失望，他对经院哲学深恶痛绝。1499年，他应好友和保护人蒙乔伊勋爵(LordMountjoy)的邀请，到英国进行了短暂的访问，结识了林纳克(Linacre)、科利特(Colet)、托马斯·莫尔爵士(SirThomasMore)等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和这些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尤其与莫尔的友情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在一次伦敦市长举行的宴会上，伊拉斯谟同莫尔邂逅，两人开始畅叙，十分投机。伊拉斯谟以赞赏的口吻脱口喊道：“你不是莫尔还会是谁！”莫尔也立即回答：“你要不是伊拉斯谟才见鬼呢！”从此，两人结为莫逆之交。
以后六年，他主要是在巴黎度过的。公元1505年，伊拉斯谟重赴英国，同莫尔合作，编译和出版古代自由思想家卢亚契奴斯的着作。公元1506年，伊拉斯摸到意大利，在那里他完全掌握了希腊文，并在都灵获得了博士学位。公元1509年，英王亨利八世(HenryⅧ)即位，伊拉斯谟又回到英国。公元1510-1514年间，他在剑桥大学教授希腊文和神学，并帮助好友科利特建立圣保罗学校，为学校编写拉丁文教科书，把该校办成着名的人文主义学府。公元1517-1521年，他定居于勒文。在宗教改革运动中，伊拉斯谟同路德有着激烈的争论。伊拉斯谟既痛斥罗马教会，又不满意路德的新教。伊拉斯谟晚年与世隔绝，在矛盾的心境下度过了孤寂和苦难的余生，公元1536年病逝。
伊拉斯谟在其坎坷的一生中，撰写了大量着作，其中有许多是论述教育问题的。其主要着作有：长篇讽刺作品《愚人颂》(公元年)、《名物篇》(公元1511年)、《论正确的教学》(公元1511年)、《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公元1516年)、《对话集》(公元年)、《西塞罗主义》(公元1528年)、《论童蒙的自由教育》(公元1529年)等。他是文艺复兴后期欧洲有广泛影响的学者。
伊拉斯谟对古典文化推崇备至，他甚至认为古典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改良教会、净化基督教。但是，在古典文化与宗教二者的关系中，他并不像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那样，只是偏重古典文化，而是将基督教与古典文化摆在并存同等的位置。他主张人文主义基督教化、基督教人文主义化。伊拉斯谟虽然不反对宗教本身，却对教会推行的蒙昧主义深恶痛绝。伊拉斯谟认为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是“愚蠢”，而促进人类进步的力量则是“启蒙”。这种启蒙，只能凭靠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因此，他积极提倡研究古代文化，学习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他认为古代希腊罗马是人类的黄金时代，欧洲的社会、政治、宗教的改良都应以希腊、罗马为楷模，他相信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人的着作有助于人类道德的提高。另一方面，他对当时已失去“启蒙”作用的学校，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伊拉斯谟在《愚人颂》中，揭露封建统治的腐败无能和教会的愚民行径，嘲讽天主教会对教育的垄断；抨击经院哲学的迷妄，以及中世纪教育的种种弊端。他辛辣地讽刺经院学者，认为他们挂着“哲学家”的招牌，实则是一些“蠢学家”。那般文学家“表面上被认为是学问最渊博的人”，实际上“他们可能是一些最可怜、最有奴性、最可恨的人”。他们在焦急和劳累中消磨时间，学生们的嚣闹声震聋了他们的耳鼓；他们处在“被炽热和臭气所窒息”的环境中，却安之若素，“愉快地忍受这些麻烦”；他们用拳击和竹板鞭打蹙额发抖的学生，却觉得是“很大的骄傲和喜悦”；他们的任务“仅仅是讲述愚蠢的故事”，然而却把自己看作“比最有经验的哲学家还要聪明”。
伊拉斯谟也讥讽了浅薄无知的经院主义教师。指斥他们寻章摘句，“背诵某些空虚而夸大的诗句”，而且沾沾自喜，“好象他们已经征服了非洲，或者俘获了巴比伦大王”。如果受到一些羡慕和称赞，“立刻就得意洋洋，比毕达哥拉斯对他可喜的假定还要热烈”。针对无能的教师和腐败的学校，伊拉斯谟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校，我毋宁称它们为实验室，不，是监狱，是教养院。”
伊拉斯谟并非只重批判，不事建树。在《论童蒙的自由教育》、《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和《证正确的教学》等文中，他对教育理论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伊拉斯谟在《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中，着力强调教育的巨大功能。他说：“一个国家的主要希望，在于它对青年的适当的教育”。
他引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明教育的巨大影响：“一个受过正当训练的人，发展成为一种神圣的动物，而另一方面，一个受过错误训练的人，堕落成为一种畸形的野兽”。伊拉斯谟认为，有了合适的教育制度，“就不需要很多法律或惩罚，因为人民将自愿地遵循正义的道路”。
他提出个人发展应依赖于三个因素：第一，自然，即“部分是先天接受教育的能力，部分是对美德的天生爱好”；第二，训练，即“教育和指导的熟练的应用”；第三，练习，即“放手运用我们自己方面的能动性，亦即自然赋予的能动性，并借训练促进这种能动性”。他认为三者的关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自然”强而有力，辅之以“训练”和“练习”则更为有力。伊拉斯谟在肯定后天训练和练习的重要意义时，并未忽视自然天性的个别差异。他认为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可能会使有的人喜爱数学，有的人喜爱神学，有的人喜爱修辞学或诗歌，而另一些人则喜爱军事学。他认为，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必须相应地照顾到自然禀赋的差异，才能使个人的发展臻于完善的目标。伊拉斯谟认为教育有四项任务，他说：“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在青年的头脑里播下虔诚的种子；其次，它使青年人能够热爱并透彻地学习自由学科；第三，它使青年人能为生活的义务作好准备；第四，它使青年人很早就习惯于基本的礼仪”。
伊拉斯谟基于对个人发展因素的研究，主张儿童的教育要从早期开始。甚至从襁褓时期，就要趁儿童思想尚未形成之机，使他们的心灵充满有益的思想，因为“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在早年学习的东西那样根深蒂固”。伊拉斯谟在《论童蒙的自由教育》一文中，建议对于幼小的儿童，应该用游戏和讲故事的方式，教他们读、写、画，使其乐而向学，而不应凭靠鞭打。在早期教育的基础上，父亲或有才干、有经验的教师再向儿童传授《圣经》和古典文学的知识。伊拉斯谟要求父母对儿童的教育尽心竭力，把教育儿童视为自己的社会义务。伊拉斯谟告诫道：“你生儿育女，不是只为你自己，而是为国家；不是只为国家，而是为上帝”。他相信，儿童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良好训练，将为未来的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伊拉斯谟还强调国家和教会对儿童的教育也负有相应的责任。他主张，国家和教会应提供充足的、合格的教师，来促进教育事业。他认为整顿教育“是政府的责任，其重要性决不次于整顿一支军队”。
伊拉斯谟关于教育和教学的方法也提出了一些可贵的见解。他要求教师要关心儿童的身心发展，尊重儿童的个性特点，要鼓励儿童，反对恐吓与惩罚。他主张教师采取“中庸之道”，教师应当“相当严厉，足以压制青年人的卤莽的鬼把戏，但又对他有友好的理解，以减缓他严厉的抑制”，教师责备学生，“而不使其感到奚落”；赞扬学生，“而不流于谄媚”，“教师的申斥应该私下进行”，“应当态度和蔼，稍微减少训诫的严肃性”。
伊拉斯设主张为儿童慎选合适的伴侣，儿童“只能与品德优良、谦虚谨慎的孩子交朋友”，远远避开“顽童，不肯悔改的酒鬼和讲下流话的人，特别是那些拍马屁的人”，因为和这些人在一起，“除了享受、娱乐、傲慢、自大、贪婪、闹气和残暴以外、他听不到什么东西，学不到什么东西，吸收不到什么东西”。
伊拉斯谟还主张利用箴言作为教育手段，“时而用暗示，时而用寓言，时而用类推，时而用榜样，时而用格言，时而用谚语。这些箴言应该雕刻在戒指上，画在图画中，挂在花圈上”，并且要适合学生的年龄，用使学生感兴趣的方法，经常摆在学生面前。同样的内容，因学生年龄不同，要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当“学生还是一个小孩时，他可以通过有趣的故事、令人愉快的寓言和巧妙的比喻引进他的教导。当他年龄稍长时，他可以直接地教他相同的东西”。在语法的教学方面，伊拉斯谟提出了精辟的论述。他在《论正确的教学》一文中写道：“我必须阐明我的信念，即词法、句法规则知识虽然对每个学生都是非常必要的，但还应当尽可能少些、简明些，并精心加以组织。我不能容忍一般语法教师的愚蠢行为，他们浪费了数年宝贵的时间，把规则硬灌给儿童。因为我们的语言能力不是靠学习规则，而是靠同习惯于用准确精炼语言表达思想的那些人的日常交往，靠大量阅读优秀作家的作品来获得。关于后者，我们应选择不仅文体正确、典型，而且题材也富有教益的作品”。基于上述观点，伊拉斯谟坚决主张学习事物应先于学习文字，在学习古典文献时，要注重内容，而不能单纯死记硬背语法规则。为了更好地掌握古典文学的内容，他提出把古典文字同广泛的比较熟悉的学科结合起来学习，这样，既有助于增加学生的基本知识，又有益于学生智力的发展。伊拉斯谟关于教育、教学方法的意见，虽然没有形成体系，但确是经验的结晶，在当时是十分新颖的，时值今日，也不乏借鉴价值。
伊拉斯谟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教育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他适应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对促进欧洲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的人文主义化做出了贡献。德国教育史家弗·鲍尔生在评价伊拉斯谟时，曾说他是“具有世界眼光的驰名的教育代表人物”，他在当时的地位“恰如二百年后启蒙运动的学者伏尔泰”。不过，伊拉斯谟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有其时代的与阶级的局限。他所提倡的教育，基本上是知识贵族，即资产阶级上层的教育。他所关心的只是治人之学而非治物之学，因此就必然地忽视了自然科学的价值。另外，伊拉斯谟在强调古典语文的学习时，相对地轻视本族语的学习。崇尚古典教育，忽视自然科学与本族语言的教学的思想，给欧洲教育留下了消极影响。
(二)《愚人颂》导读
《愚人颂》(ThePraiseofFolly)是伊拉斯谟最重要也是最具影响的着作，构思于1509年他从意大利去英国的途中，写就于伦敦莫尔的家中。书中“愚人”亲身表白，或嘲讽谩骂，或赞颂褒扬，文笔生动，意味隽永。该书讽刺了上层社会的各种愚昧情况，对教皇、僧侣、枢机主教、经院哲学家和贵族进行嘲笑和咒骂，对教会神职人员贪婪腐化、荒淫无耻的生活，封建贵族寄生腐朽、贪图虚荣、巧取豪夺的卑鄙行为予以批判。他主张资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提倡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实行世俗政治，反对神学思想和神权的独裁，要求清除教会的种种积弊，建立合理的教会。他号召人们放弃对圣像、遗物的崇拜，废除禁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宗教仪式，这些主张都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德国的宗教改革家把《愚人颂》作为反对德国世俗贵族和宗教贵族的思想武器，重印达27版次，几乎译成欧洲各国文字。伊拉斯谟的着作对德国农民战争时期的农民、城市平民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也起了鼓动作用。1558年，教皇保罗四世宣布伊拉斯谟的着作为第一类禁书。
《愚人颂》至今尚无完整的中译本，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和杭州大学教育系合编的《西方古代教育论着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中有节译，在吴元训编的《中世纪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中也有节译。
《愚人颂》就其内容看，大致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当时的知识界和教会的抨击；一是对“愚人”的宗教虔诚与纯朴道德的歌颂。伊拉斯谟对当时的知识界和教会的抨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文法学家和文法教师的批判。伊拉斯谟认为，那些表面上被认为是学问最渊博的人中，文法学家居于最前列，他们是“最可怜、最有奴性、最可恨的人”，骄傲自大，盲目自信，迂腐透顶，互相吹捧和讨好，庸俗至极，俗不可耐，死守空疏无用的语法规则，背诵着“空虚而夸大的诗句”，“靠着那些不过是消遣性的短文和寓言般的赝品，他们是那样可笑地在虚无飘渺的妄想中费力支撑着，以指望获得一个不朽的名声，同时庆贺以他们的胡言乱语在别人心中留下的永不衰息的怀念”。
伊拉斯谟认为当时的学校是被精神的尘埃所窒息的“监狱”。
文法教师的任务仅仅是给儿童讲一些愚蠢的故事和所谓的有诗意的小说，他们欺世盗名，让儿童的父母认为他们充满智慧、非常重要。
他们还对儿童施以残酷的体罚，“蹙额瞪着发抖的孩子、打耳光、严厉地批评、用戒尺责打”，“在训练中运用各种严酷的方法”，并“从中感到莫大的自得和欣喜”。
第二，对修辞学家和作家的批判。认为修辞学家们野心勃勃，想加入哲学家的行列，但他们愚蠢无能至极，“在任何争论中，对他们无法认真驳倒的问题，他们常常能轻轻一笑过去”。而作家呢？有的乱涂一通，糟蹋纸张，不知所云；有的反复修改，劳神费力，沽名钓誉；有的粗制滥造，整篇剽窃，卑鄙无耻。
第三，对法学家的批判。认为法学家是最自负自夸的人，他们充满信心地援引与当前案件无关的几百种案例，而自己却认为“那是他们费了极大力气的最好的诉讼”。
第四，对逻辑学家和诡辩家的批判。认为这两类人像鹦鹉学舌一样呆板，像老妇人一样唠唠叨叨、滔滔不绝对说废话，为了区区小事而不留情面地争论。他们愚顽至极，总相信自己正确无误，“以致世界上所有的论断都不能说服他们接受相反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