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
第一条是“财”，指国家的财力；第二条是“工”，指工艺技术；第三条是“器”，指兵器；第四条是“选士”，指兵士的选择；第五条是“政教”，指军队的政治文化素养；第六条是“服习”，指兵士的训练；第七条是“遍知天下”，指了解天下的形势和敌情；第八是“机数”，指用兵的计策权谋，诸如天时、地利等“用兵之势”。这种思想视战争的胜负为国力的竞争，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关系，体现了丰富的辩证观，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管子·七法》还传授了一整套攻守制胜的理论和方法，与《孙子兵法》不谋而合，同样指出用兵作战必须定计在先，强调了谋略的重要性。所谓“故凡攻伐之道，计必先定于内”。继承发扬了姜太公注重“兵权谋”的传统。《管子·兵法》还总结了一套进行士兵训练的理论与方法，这就是所谓的“三官”、“五教”和“九章”。其中有关于教士兵如何识别“鼓”、“金”、“旗”的训练，有关于日行军、夜行军、水里行军、林中行军、山上行军等各种训练，内容十分丰富。《管子》强调军事训练起于无端，也没有终结，应当经常进行。这些都是宝贵的军事教育思想。
(三)积极推行工艺制作技术的传授
被列为《周礼》冬官的《考工记》，是工业生产制作经验的总结，是训练“工官”的重要指南，被清代学者江永认定为春秋时齐国的着作，郭沫若详加考释，认为是春秋年间齐国的官书(详见《十批判书》)。《中国思想通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作深入的考查，指出：“《考工记》颇有可能出于齐稷下学士先生，他们可能依据旧存档案编撰成书”。春秋年间齐国的官书，由稷下先生撰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和稷下“百家殊业，皆务于治”的学风，是完全一致的。从西周以降，朝廷都设有管理官府工业生产的官吏，这些官吏需要掌握有关的生产技术。《考工记》的编辑，正是为训练朝廷设立的工官服务的。其书开首就说：“粤无鎛，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这是对各国官工业设置情况的考察。接着还介绍为什么有些国家不设立某项工业，例如粤国不设鎛工，这是因为该国的百姓都会制作鎛，无须朝廷专门设官制作。很显然，《考工记》的编辑是针对官工业的需要，为管理这方面事务的官员提供指南。可视为稷下学宫编辑的“官工训练教材”，其主要内容有：
制造原则的指导
《考工记》告诫制器官员应注意把握天时、地气、材料、工艺四项原则。即“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注重天时、地气、体现了科学技术的应用，应与自然环境协调的观点，这对深受环境污染之害的现代人来说，仍有启迪与借鉴作用。
“材美”，用现代科学的概念分析，它属于材料科学的范畴。《考工记》介绍了材料分布的情况，并对选材技术作了具体说明。“工巧”
是指工艺制作技术，是工官必须掌握的知识。将“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作为制造业的总体生产原则，这种整体综合的观点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要求，是可取的。
工艺制作技术的传授
“工有巧”，这是对工艺制作技术的要求，《考工记》对此有详细周密的规定。例如关于制作车轮的十项工艺准则，就很有科学价值。
此外，它制定的工艺规范，便于生产管理监督、检查之用，有的检查手段既有一定的科学性，又很简易实用。尤应提到的是《考工记》所传技术知识，还包含一定的科学理论。例如关于箭矢的制作，科技史家认为它的介绍“是关于飞行物体的重心、形状同重力、空气阻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箭矢飞行轨道的早期探索。”传授工艺，不仅传授“术”，而且还讲“理”，这也是可贵的经验。
《考工记》还提出了“智者创物”的着名论断。它说：“知(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高度评价了工匠的创造性。其中“梓人为笋虚”一章，反映了古代工匠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这种教育就不仅是简单的工艺技术的传授，还包括了职业品德的教育和审美修养的教育，显示了我国古代工艺教育的全面性。
(四)提倡科学与自然知识的教育
《管子》一书曾经多方论述了治术人才掌握科技知识的必要性，《管子·牧民》篇，将科技修养列为从政治国的重要条件。它开宗明义指出：“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即为政、为长、为君的条件都离不开通晓天时。“务在四时，守在仓禀”，是统治天下的根基。所谓“四时”，指春耕、夏收、秋耘、冬藏，为长、为政、为君都应根据天时，抓好一年四季的农业生产，保证粮食储备有余。“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而“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为了达到财多、仓实的目的，治术人才必须具有科技修养。《管子》的主张反映了新兴统治阶级对科技教育的重视。
从《管子》一书，我们即可大致知道稷下学宫传授科技知识的一般情况。首先，他们注意传授天文历法知识。《管子·幼官》篇是我国古老的十月太阳历的真实记录，也是稷下传授天文历法知识的教本。《彝族天文学史》明确指出：“《夏小正》和《管子·幼官篇》所记的都是同一种历法(即十月太阳历)。一个是记星象物候，一个记节气，正好互为补充。”这种历法，夏代时使用过，彝族同胞也使用过，稷下学者将它记入《管子·幼官》篇，谱写了中华民族科学教育水乳交融的光辉的一页。《幼官》还有一个十方图的记载，有本图和副图，表现了一年之内太阳所完成的一周运动。《幼官》的内容，和汉代的《月令》极为相似，“故《通典》云《月令》出于《管子》”。可以说，稷下学宫开创了运用《月令》传授天文历法知识的先例。其次，他们传授了有关农业的知识。《管子·地员》介绍了农业土壤知识，比《尚书·禹贡》有很大提高。尤令人惊异的是，《管子》传授农业生产知识，不囿于一般的技术经验，还能阐述科学理论，介绍有关生态学的知识。《地员》篇曾记载了一个山地里植物垂直分布的情况，还记写了一个小地区内植物垂直分布的实例。这些内容都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再次，传授了有关水利的知识。《管子·度地》篇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水利工程的经验，并上升到理论，从水的特性出发，阐述了有关开渠、筑堤的工程技术。例如它介绍了天下的水有五种类型：
即“经水”、“枝水”、“谷水”、“川水”、“渊水”等，可以因地制宜地加以利用。《管子·地员》篇所传授的水利知识，既有理论性，又有实用性，将生产管理与工程技术结合为一体，便于封建王朝的都匠水官使用。
《管子》一书内容十分丰富，仅从以上三方面的简略介绍，我们可进一步了解稷下学宫实施科技教育的一些特点：这种教育直接服务于封建社会的职官教育，如军事教育的内容可以作为兵器匠丞的工作指南。这种教育有很强的兼融性，所传授的天文历法知识，不仅有商周以降中原各族的天文历法内容，而且还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成果，体现了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兼融各民族成果的优秀传统，这与稷下学宫学术开放、兼融并包的办学方针，不无关系。这种教育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例如水利工程技术的传授中包含着水性与水文知识的传授，等等。在教学方法上，稷下的科技教育还有一定的开创性，《管子·幼官》是科技教育采用图示法的现存最早记录。
齐国的邹衍，是战国末期阴阳五行家的重要领袖之一，也是稷下学士中的着名者。他的“五德终始”说为人们所熟知，至于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建树，一般人却不甚了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深通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冯友兰先生指出邹衍“有一个相当大的自然观体系”。从齐人称他为“谈天衍”，又可知道他有丰富的天文知识。在地理方面，邹衍也发表过许多宏论，《史记》对此有所记载。他的地理学说曾远传到秦国，《吕氏春秋·有始览》就有类似的说法；还流布至汉初，《淮南子·地形训》也采此说，只是略有改动而已。邹衍的地理学说，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推动人们去勘探未开发的地域，有进步意义。
稷下学宫兼融并包的办学方针，促进了先秦时期百花纷呈的教育流派的大融合，为中华民族主体教育思想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教育思想发展史上谱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