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剧需要行头，在川中恐怕只有王泊生先生拥有一完整的衣箱，适藏在北碚从不外借，我径访其夫人，慨然允借，无二辞。有一天，古琴名家郑颖荪先生偕荷兰汉学家高乐佩先生来北碚访张充和女士，高先生通汉语，能写汉文，能作古文，能弹古琴，实为难得的一位中国通。礼乐馆招待午膳后高先生挥其粗壮的手指，拨弄琴弦，高山流水，我虽非知音，亦不能不叹服其艺。
后来张女士曾至台北，蒙她有来存问，并录音一卷而去，现居纽约，想安善也。
雅舍生涯，因为不时的有高轩莅止诗酒联欢，好像是俯仰之间亦足以快意生平。其实战时乡居，无不清苦。
雅舍的设备，简陋到无以复加。床是四只竹凳横放，架上一只棕绷，睡上去吱吱响，摇摇晃。日久棕绷要晒，要放在水池里泡，否则臭虫繁殖之速令人难以置信。我曾在重庆一个旅舍过夜，无法成眠，秉烛观看，臭虫出来吃人，不是散兵突袭，是以成行纵队进攻。我一夜没有睡觉，靠在沙发上，沙发亦同样的不靖。雅舍的床没有臭虫，要归功于我们的两位工友之勤快。一位是五十左右的黄嫂，一位是二十左右的小陈。黄嫂的任务是买菜做饭洗衣打杂，小陈的工作是以挑水担柴为主。先说水。雅舍附近无河无井，水要到嘉陵江去取，中间路途不近而木桶所容有限，一天要来回跑上十次八次。小陈的两条小腿上全是青筋暴露，累累然成为静脉肿瘤。小陈很机智，买两大瓦缸，一缸高高架起，凿一小孔，插一竹管，缸内平铺一层沙一层石一层炭。水注缸内，经过过滤，由竹管注入下面一缸，再用矾搅，水乃澈清，可供饮用。另一大缸，则仅用矾搅，作洗衣洗澡之用。夏季蚊蝇乱舞，则窗上糊了冷布，桌上放了胶纸，床上挂了纱帐，亦可勉强应付。疟疾人人有份，痢疾时时提防。
黄嫂是五十左右的乡妇，忠实可靠，所有家事她一手承当。她的丈夫是一位石匠，膀大腰圆而背微驼，遥望之如周口店的北京人。有一回他来，黄嫂与之发生口角，家里适有人送来的一只黄毛母鸡，险些演出一场“斩鸡头”的活剧。黄嫂天性极厚，视雅舍为自己的家。她坚持要养猪，一个家若是没有猪便不成为家。我们拗她不过，造起一个猪圈，她买来一窝小猪。每日收集馊水，煮菜喂猪，羼豆催肥，成了她的主要工作，人的三餐反成为次要。冬天晴暖之日，她在檐下缝补衣袜，小猪几只就偎在她的脚边呼呼大睡，那是一幅动人的图画。年终杀猪又是一景。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何况不止是闻其声。杀猪所得，尽犒工友。
雅舍的饮食也是很俭的。我们吃的是平价米，因为平价，其中若是含有小的砂石或稗秕之类，没有人敢于怨诉。我患盲肠炎，有人说是我在宅袭警报时匆匆进膳，稗子落进盲肠所致，果如其说，那就怪我自己咀嚼欠细了。人本非纯粹肉食动物，我们家贫市远，桌上大概尽是白菜豆腐的天下。景超所最爱吃的一道菜是肉丝炒干丝。孩子们在菜里挑肉丝拣肉屑，父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南开中学算是办理最善的，学生伙食之每日必备的佐膳之资其中一项是一大碗木鱼豆腐！萧毅武先生经常口中念念有词：“莱阳海带，寤寐求之！”询以何谓“莱阳海带”，则狮子头之英语译音也。先生不知肉味久矣。
抗战期间，川中无高级纸烟供应，英美洋烟难得一见，有办法的人方能以三五、炮台、加立克或毛利斯享客，而且顾盼自豪。自制纸烟，双喜牌已是上品，中下人士常吸一种以爱神邱比得为招牌的纸烟，烟粗纸劣，吸食时常扑扑地爆出火花，有人戏称之为“狗屁牌”，盖邱比得一音之转。曩昔“烟酒不分家”，谁也不吝请人吸一支，但在后方时几乎每人都把一包烟藏在衣袋里，吸时则伸手入袋摸索一支取出点燃之，绝不敬客，绝不取纸烟一包放在桌上，这是我不久就发现了的一个怪现象。酒在川中并不缺乏，像大曲、绿豆烧之类产量甚丰，质亦不恶。茅台酒亦是佳制，我有时独酌，一瓶茅台一斤花生，颓然而睡不知东方之既白，上沅戏谓我为吃花酒。方令孺有一回请我吃她在宿舍里炭盆上焖的肉，一大块肉置甑中，仅加调味料而不加水，严扃锅盖不令透气，炭火上焖数小时，风味绝佳，盖亦东坡肉一类的做法。天府之国，有酒有肉，战时得此，无复他求矣。
要想穿破一套西服，不是容易事。西服破，先从裤子的后部破起。我常看到有人穿着一身西装，从后面望去，裤子后面有一块大圆补丁，用机器密密缝缀，一圈圈一圈圈的，像是箭靶。袜子上前后加补丁的就更不必说了。穿芝麻呢中山装的最多。两条裤腿都是像麻袋，谁也不能保持两条笔直的褶痕。我到华北，路过郑州，那是各方面的走单帮的大本营，物资充斥，当地驻军司令官送我一块草绿卡其布，一块黑色直贡呢，我带回来立即做了两套中山装，神气活现，黑色的一套我一直穿着到了台湾。
雅舍虽然简陋，全是常常胜友如云。有一回牙科韩文信大夫有事来北碚，意欲留宿雅舍，雅舍实无长物可以留待嘉宾，韩大夫说：“打个通宵麻将如何？”于是约了卢冀野，凑上业雅和我正好一桌。两盏油灯，十几根灯草，熊熊然如火炬，战到酣处，业雅仰天大笑。椅仰人翻，灯倒牌乱。鸡报晓时，始兴阑人散。又有一次，谢冰心来，时值寒冬，我们围着炭盆谈到夜深，冰心那一天兴致特高，自动地用闽语唱了一段福建戏词，词旨颇雅。她和业雅挤在一个小榻上过了一夜。
雅舍有围棋一副，喜好手谈之士常聚于此。陈可忠、张北海是一对，伯仲之间难分高下。立法委员祁志厚先生技高一筹，祁绥远人，人皆称之为“蒙古人”，乡音甚重，不事修饰，而饶有见识，迥异庸流。有时偕一位半个黑脸的友人同来，我们背后称之为“黑脸人”，其人棋艺更高，每杀得蒙古人溃不成军，旁观者无不称快。业雅见纸板做的棋盘破烂不堪，乃裂白布一方，用黑线缝织棋路，黑白鲜明，浆洗之后熨平，高明之至。
北海尝大声叱喝：“这是大汉文物，蒙古人，你见过么？”蒙古人不答，仍旧凝视枰上，以其浓厚之乡音微吟：“翁章枪古似，得失葱兴知。”另一对是蒋子奇、汪绍修，嗜棋如命，也常是雅舍的座上客。一日，一局甫罢，孙培良来，和绍修对弈，孙已胜算在握，绍修则寻疵捣隙不肯放松，结果反败为胜，孙大怒，斥之为无理取闹，拂袖而去。
雅舍门前有一丈见方的平地一块，春秋佳日，月明风清之夕，徐景宗、萧柏青、席徴庸三位辄联翩而至，搬藤椅出来，清茶一壶，便放言高论无所不谈。有时看到下面稻田之间一行白鹭上青天；有时看到远处半山腰呜的一声响冒出阵阵的白烟，那是天府煤矿所拥有的川省唯一的运煤小火车；有一次看到对面山顶上起火烧房子，清晰地听到竹竿爆裂声。如果不太晚，还可以听到下面路上小孩子卖报的呼声：“今天的报，今天的报！”
敌机空袭是一件性命交关的大事，不过也有人等闲视之，以为未必就能中彩，而且深信在劫难逃。我来北碚之始，编委会即凿了防空洞，可容三五十人。起初均以为乡村小邑必无轰炸价值，不意连续被袭数次。第一次是操场上开运动会时敌机来袭，郝更生先生腿部中机枪弹，隔江黄桷树复旦大学孙寒冰教授被炸弹震飞的一块巨石砸死。第二次轰炸，我适在新村中国银行宿舍楼上，凭窗计数敌机架数，忽啸声震耳，弹轰轰下，房屋动摇，乃匆匆逃到屋外。在门前拾得燃烧弹壳一大片。
编译馆编委会合并后，工作人数骤增，乃开辟新防空洞，可容二三百人左右，在尚未竣工时警报忽传，我仓皇入避，弹下时有狂风飕人。每次空袭警报发出，各人反应不一样，有人立即紧张，非立即排泄不可，也有人要立即进食。事实上疲劳轰炸动辄若干小时不得解除，防空洞里的生活确是难堪。不过比起重庆，北碚情形就不算严重了。景超告诉我，重庆大隧道发生惨案之日，他正在经济部大楼，俯视督邮街上数十辆大货车运尸，全裸的与半裸的尸身堆满车上，如同新宰的猪羊，有时从车上滑落一二具，一时亦无人照管。一车装若干具，若干车共装若干具，可推算而得其梗概。事后我们知道，重庆市行政当局被记过一次，没有人引咎。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学得了一个简便应急的方法，洞内之人各备大扇一把，向同一方向扇风，可有助于空气流通，我们行之颇效。
抗战期间对外交通困难，故物资供应当然短绌。政府乃控制物资以为调剂，并鼓励公教机关兴办合作社。编委会一到北碚，即设消费合作社。依法成立后，公推业雅为经理，我为理事会主席。这合作社之主要业务为经办平价米之运配，此事颇不简单。米为主要食物，每口每月可领两斗，需要按期派员赴粮政机关洽领，然后装船押运，然后卸船雇人搬运到所，请专门师傅配发。这一切需要一位忠实可靠的干员才能胜任。我们请到了一位朱心泉先生，本地人，绝对忠实，他不分寒暑任劳任怨，长年在外奔波。米运到之后，在平地上堆积成一小丘，专门师傅坐在小丘之上吸旱烟，同仁闻讯前来领米，或携洗脸盆，或提枕头套，或用包袱，手持米证，依次领取。师傅走下小丘，用一畚箕取米倒入斗内，这一举动颇有考究，其举高下注之势、其动作疾徐之间，可能影响斗内米量之多少，如不善为控制，可能不敷分配，短差甚巨。所以师傅注米于斗，然后用木板刮平，砉然一声，不多不少，恰是一斗，而且手法利落。
每次分配完毕，要请他吃酒。他指点我们，在每斗之中还要舀出一小杯，以补贴耗损之用。同仁都很认真，我必亲临监视。
全部分完之后有时还能剩下一斗半斗的米，我就把它出售，以出售所得之钱平均分还同仁，有时钱数太少，则购买橘柑每人一枚。每月经办一次，每次皆大欢喜。
食油也是配给的，手续更为麻烦。好像是每人十四两。同仁领油自备容器。执事者用固定容量之长柄勺入桶舀油，倒入器内，分量难得十分准确。有一位富有科学头脑的同仁，在他的玻璃瓶上预作暗记，油不足量即斤斤计较，致生龃龉。管理合作社业务最负责的是舒傅俪先生，她奉公守法，认真负责，是业雅得力的助手，她的夫君舒蔚青先生收藏话剧剧本甚夥，为张道藩先生所器重，惜以肺疾去世，所藏剧本悉归于编译馆。
傅俪先生现居台湾。另外一位工作人员是何万全先生，年轻热心。
糖虽非必需，亦不可少。市上往往不易购得，且价亦昂。
乃请朱心泉先生遄赴内江，糖厂厂长为我故人，大量采购砂糖而归，低价分售同仁，每人可得四五斤，终年食糖无缺，其他机关无不啧啧称羡。其他日用必需品，如布料鞋袜毛巾牙刷之类，则可自物资局购进，物资局局长前为何浩若先生后为熊祖同先生，皆我同学，依法批购在手续上得到不少便利。我们的合作社始终是物资充足，门庭若市。每有新货运到，我手写布告通知大家，朱墨斑斓，引以为乐。朱心泉先生每次运货，常自己在途中将毛巾一打或牙刷数支举以赠人，我们起初还责怪他不该公私不分，事后才晓得这是江湖陋规，非如此无法达成任务。
白沙编译馆同仁初迁北碚，百余人的伙食是一问题，合作社奉命成立膳食部，供应此百余人的每日两餐。我们雇用了一名厨师两名伙夫，每天晚上我们商酌第二天的食谱，要营养、价廉、简便，这不是容易事。但是大家努力，我们达成了任务，一个月后同仁等均各有定居，自理炊事，膳食部随即撤销。
合作社营业每晚结帐，每月底总结帐目，清点底存，计算盈亏，我们不懂会计，没有什么复式帐簿，只是据实地一笔一笔地记载。时常月底结帐，帐面上的数字和实际的数字不能完全吻合，总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偏差。算盘打到深夜，不能资债平衡，这时候我就作一决定，在帐面数字清算完毕之后，我在帐上加注，言明本月实际收支数目较帐面数目溢出若干或亏损若干，然后我签上名字，表示由我负责，并且据以公布，细帐公开欢迎查阅。同仁等信任我们，从没有人发生异议。合作社办理的情形，政府主管机关每年派员督察考核一次，编译馆合作社总是名列最优，有一次督导人员告诉我们，他从没有见过一个合作社把数字不符的情形公然记在帐上，这足以证明这个帐是真的。所以我们的帐他不要细看，匆匆一翻，满意而去，我们对他的招待是一杯茶一支烟。合作社的业务，涉及金钱与物资，欲求办理成功，必须经办人员清廉自守，公私分明，而且肯积极服务。其实，这点道理又岂止于合作社为然？
北碚旧游不止仅如上述，但是事隔四十年，记忆模糊了。
其中不少人已归道山，大多数当亦齿迫迟暮。涉笔至此，废然兴叹。
华北视察散记
一、我们六个人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我在四川北碚，接到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通知，要我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这一视察团的组织是根据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的一个决议案，其任务为：“宣达中央意旨，慰问军民，并视察军民状况及其他文化、宣传、交通、经济等事项。”并赋权议长组织之。当时的议长就是现总统蒋先生。议长核定该团组织规则九条，并于二十九年一月指派李元鼎、邓飞黄、梁实秋、卢前、于明洲、余家菊六人为团员，以李元鼎为团长，邓飞黄为副团长。我接到这通知之后，犹豫了一阵，复函婉辞，秘书长王雪艇先生来书劝促。我自抗战以来，只身南下，辗转入川，所谓共赴国难只是虚有其名，实际上是蛰居后方徒耗食粮，真正的是无补时艰，如今有机会到华北前线巡视一遭，至少可以看看华北一带军民的实际状况，可以增长见闻，总是有益之事，所以我终于接受了这一指派。
我们预定行程，是由重庆到成都，经宝鸡到西安，赴延安，入山西，访郑州，而经洛阳、南阳以至宜昌，遵水路返回陪都。
这一行程包括了整个的华北前线在内。预定需时两月。现在我先介绍我们六个人。
团长李元鼎先生，这时候适在陕西原籍，我们到了西安才看到他。他是年逾古稀的一位老者，貌清臞，留着稀疏的几根胡须，手持着一根旱烟管，风度潇洒而和蔼近人。我记得他自我介绍说：“我是陕西人，我的家乡和于右任先生故里是邻近的，俗语说‘十陕九不通，一通就成龙’，哈哈，我们陕西没有人才。”
几句话说得又诙谐，又自负。我们在西安勾留数日，每晚都有机会听李先生讲荤素笑话。李先生是审计部长，一点官僚习气都没有，具备陕西人特有的古朴傲岸的作风。
副团长邓飞黄先生，字子航，是湖南桂东人，此人短小精悍，为人厚重。他从前曾在冯玉祥幕中，故与旧西北系军人颇多相识。他幼时清苦，在北师大读书，后赴英国深造，有新式的政治头脑。旅中朝夕同处，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深知他是一个开明的人，对于时事诸多不满。他喜太极拳，清晨脱衣练拳，无间寒暑，有一天雪后风寒，他打完拳回来，头上热气上升，汗涔涔下，他对我说：“身体是最重要的本钱，无论要做什么事，先要保住这一笔本钱。”我至今服膺他这一句话。团中诸事实际上是由他主持，任劳任怨，而气度恢宏，故能使全体合作无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