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钱的源流
货币起源及金属铸币出现的时间是古钱收藏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在我国古代文献资料中有不少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述，但这些记述大都是捕风捉影之谈，缺乏确实佐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新的学科也不断出现。以古钱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学科——古钱学诞生了，作为考古学的一个部门，它对历史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有着重大意义。
古钱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完全一致的。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人们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开始交换剩余产品，随着交换的日益频繁，人们感到最初那种“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越来越不方便了，于是，就有一些商品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成为充当一般商品的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的特殊商品。这些特殊商品正是货币的原始形态，可称为实物货币或货币商品，充当这种特殊商品的东西一般是生活中普遍需求的商品，如工具、装饰品等。
据《史记》、《管子》等文献资料记载，我国上古货币有龟、贝、珠、玉、金、银、刀、布等多种。
龟在今人心目中多含贬义，但在古人心月中却是能够预知未来的吉祥物，龟在古代还是长寿的象征。据史载，商代凡祭祀、征战、农作力役之事都先取龟甲或牛骨预卜，以知吉凶，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汉代。王莽改制后，推行龟贝金银等新币，按龟的大小尺寸定为龟宝四品。可见龟在古代确实能作货币使用。
贝这种重要的外采交换品，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曾充当过货币，这是没有疑问的，它是我国最古的钱币。有资料表明，贝在盘庚迁殷以前早就是货币了。在郑州和辉县，属于盘庚迁殷以前的商代墓穴中都曾发现过贝，在郑州白家庄发掘的一座商代前期的墓穴中竟发现了有穿孔的贝602块之多。
贝币是由海中的贝壳打磨穿孔而成的，一般为乳白色，大小轻重基本相同，用线绳穿作一串可作项链佩戴。它是古代象征高贵、富有的一种装饰品。因当时捕捞条件、交通运输相当落后，海贝的采集及运输相当困难，所以商周之间，贝币的价值较高，这也正应了“物以稀为贵”那句话。当时臣民得到君王赏赐的贝壳是一件极为风光的事情，从中国汉字中也可依稀看见这种历史文化遗迹。汉字中凡偏旁中有“贝”的，都与财物有关，例如：财、货、贷、贪、贫、贿、赂、赏、赐等等。
其实，贝币不仅指海中打捞的天然贝，还指商后期的金属铸贝，主要是铜贝。对于商代货币的情况有人曾作过这样一个推论；贝在夏代已经完成了向货币转化的过程，成为普遍流通的交换媒介。
在周代，货币的作用愈来愈显得重要，这和当时商业的迅速发展是分不开的。我们从周代前期的文献和考古材料来考察，天然贝、铜铸贝等都是当时重要货币。金属货币的广泛铸造和使用是春秋战国的事。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改革币制，“废贝行钱”，贝币才基本为金属铸钱所代替。据说在我国云南某些地区，贝币一直沿用到清朝初年。
珠玉也曾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货币形式。《管子·地数》中称古代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币为下币。因为珠玉的价值大大超过了其他形式的货币，所以它们不会在民间小额贸易中使用，它们作为大额支付或上层馈赠聘问之用。
古籍中的金一般并非单指黄金，它还包括银、铜等。金、银作为货币形式出现较晚。黄金铸币最早见于楚国的金版。中原地区也曾大量使用过黄金，《史记》中载有苏秦说赵王合纵，赵王赠苏秦饰车百乘，黄金干镒（一镒为二十两）。这种金币的形状目前仍不明确，但黄金在当时是一种贵重的金属称量货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外，黄金还是一种贵重的装饰品。银也曾为我国的一种货币形式，这点也早就有了明证。铜作为货币使用的时代也很久远，商周时期，青铜是制造工具、兵器及礼器的主要原料，除用于馈赠外，自然也可作为称量货币使用，今不赘述。
先秦钱币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迅猛发展使货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原始的实物货币逐渐为大量出现的金属铸币所取代。
春秋时期，河南地区的货币以空首布为主。空首布的形状与一种叫“铲”的农具相似，它的币身厚不足一毫米，显然已失去了其作为农具的价值。这种空首布已完全从实物货币中分化出来，成了真正的金属货币。空首布有平肩、斜肩及大小多型，其中特大型及特小型很少见。空首布的面文相当复杂，自一个字到四个字算来多达一百余种，有的是数字，有的是天干、地支，还有一些币文前人认为是铸地的名称，但这并不完全正确。一般认为，大部分单字空首布的面文仅是铸炉的标记，这些文字是先在土范上用刀刻成，然后翻铸的，在币文上仍可看见刀锋的痕迹。不少空首布的面文与甲骨文极其相似，如一些天干、地支及侯、京、吉、于、宫、朋、不、大、弗等。这说明在东周时代，殷商文化在洛阳地区仍有很大影响。
空首布的面文由于随范而异；雷同的几乎没有，因此无所谓版别之分。
另一类大型耸肩尖足空首布多出于山西，如1955年及1963年在山西侯马出土了黄釿五字布及幺金布（釿是一种货币重量单位），都是前所未闻的创见品。1981年在山西稷山吴城村出土了甘丹耸肩大布，凡这类空首布存世的都不多。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们应是晋国的货币。
取代空首布的是釿布。釿布因币文上常刻有“釿”字而得名。釿布上往往还铸有地名等字样，如安邑、晋阳、甫反、梁、阴晋等，而且书体都不相同。釿布的形制、厚薄、大小等也不相同，这表明它们不是同一个地方铸造的。早期的釿布一般都标有币值，有半釿、一釿、二釿等，除了安邑一釿、釿二及梁正、梁新釿外，其它的都很少见，有的只有孤品存世，如甫反半釿、高半釿等。这说明大部分釿布的铸行时间不长，而半釿布则很快被新型的小方足、尖足布取代。
有的釿布比较特殊，币文上无“釿”字，如卢氏涅金、洮涅金、涅金等，前人认为卢氏、洮、涅都是地名，但一布上出现两个地名却又无法解释。还有人认为“涅”有孵化、转化的意思，卢氏涅金可能指从卢氏空首布转化而来的釿布，其后卢氏二字省去，仅用涅金。这种釿布的形态特殊，首部左右呈尖角状，也称异形布。与这种釿布相似的还有公字布及垂字小布。它们可能是同一地区铸行的半釿布。
由耸肩尖足空首大布演化而来的平首大尖足布也是一种釿布，但币面上无“釿”字，存世数量较少，种类也不多，一般见到的有闪、兹氏、大阴、邪山、甘丹五种，罕见的有晋阳、豕韦（韩）、阳化等。
战国时期，货币的形体逐渐向轻、小型发展。三晋地区，以小方足、小尖足为主的半釿布在市场上占了主要地位，早期的小尖足布上还能见到半字及釿字，如大阴半、兹氏半、北兹釿等，晚期的小尖足布及所有的小方足布上已无半釿二字。此时的釿字已由货币单位演化为重量单位，这与唐代的“钱”字由货币单位演变为重量单位是同样的道理。
圆足布的币身无棱角，携带较为便利，据地名推断应为赵国货币。所发现的圆足布的面文只有闪、离石二种，有大小二型，背面铸有数字，可能是范次的编号。
三孔布的携带比起圆足布来更为便利。一般布币在携带、贮藏时多用绳索捆扎，三孔布改为用绳索穿系后更便于商旅往来。三孔布的面文比较难释，已发现的有安阳、安阴、上专、下专、北九门、阿、宋子、戏邑等27种。其中有几种都是孤品。
春秋战国时期，齐、燕、赵、中山及匈奴地区都大量使用刀币。
齐刀厚大精美厂刀身外轮高于柄部的有即墨之法化、即墨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刀身与柄部外轮齐高的有齐建邦长法化、齐法化。齐刀的面文书体隽秀，但对它们的释读至今仍有争议，如法化也有释作大化、大刀的。六字刀也有建邦、造邦、历邦、返邦等释法。
齐刀六种之外，还发现过一枚莒（簟）邦断刀头，现存天津博物馆。山东也发现了一枚完整的莒邦法化，但此刀的真伪问题仍在争议中。
燕刀的面文有一个明字，一般称为明刀，也有释为召刀、易刀的。明刀的背文相当复杂，基本上可分五大系统：（1）数字或文字系统；（2）外炉系统；（3）左字系统；（4）右字系统；（5）冶字系统。明刀中有一种叫博山刀，它因前清时在山东博山出土而得名。刀的正面有一个明字，但字体与其他种类的明刀不同，这表现在它的字体较为细长，外凸也不明显，有的仅有淡淡的一痕，从拓片上无法看出。背文也多变，有齐化、齐化共金、莒冶齐化、莒冶法化、莒冶货等。据专家考证，博山刀应是战国时乐毅破齐时（公元前284年）的铸币。
赵刀也有其特点。它的刀身直，刀首圆，一般称为直刀或圆首刀。面文有白人、甘丹、成白、白人化、甘丹化、晋半、晋化、晋阳化、晋阳新化、釿等。除前两种尚多外，其他均罕见，有的则为孤品。
战国时还有一种首部呈尖形的刀币，称为尖首刀或针首刀。针首刀的氧化程度严重，留存下来的极少。一般认为是匈奴族使用的一种货币。
战国时另有一种圆形货币，币体中部有圆孔或方孔。据说它起源于古代的纺轮或玉璧，这种货币制造简单，携带方便，比刀布币更为优越，所以，它们最终能取代刀布币。这种圆形圆孔的货币有长垣一釿、共屯赤金、共、垣、济阴、离石、封坪、安臧、半寰、东周、西周、重一两十四铢、重一两十二铢等多种，其中除东周、西周等小型钱外，大多数的重量在12克左右。这些圆钱中垣字币最多，共字币也有一些，其他都很少见，有的至今只见到过伪造品而未见到真品。
方孔圆钱有秦国的半两。这种钱于1962年在陕西长安县境内大量出土，专家们对这些钱分析研究的结果表明，战国时秦国的半两钱平均重4克左右。
与半两钱相似的还有两锱钱，两锱钱重十二铢，也就是半两。这可能是当时秦地或接近秦地的货币。
战国后期齐、燕的货币也逐渐转为圆钱形式，齐国圆钱有賹六化、嗌四化、賹化三种，賹化最少见，賹二化未见到真品。燕国的方孔圆钱有明四、明化、一化三种，明四极罕见，一化较多，制作粗率，有的面文不齐，仅存有“一”字或“化。字，可能是制范时漏刻造成的。从面文上分析得出，这种圆钱是从明刀演变而来的，刀币中明四的面值、大小、轻重都与圆钱中的賹四化相似，这说明当时齐燕两国的币制、量制都较接近。
战国时楚国使用黄金及铜贝钱，黄金制成金版形式，前些年曾在安徽、江苏等地有较多发掘。这些历史上最古老的金币成色极好，含金量大多在96％以上。金版上有打印的文字，如郢、陈爰、镡（卢金）、少卣、鬲爰、寿春等多种，其中郢爰最为多见。铜贝钱的形制与原始的贝币相仿，面文有点象人的眼鼻，因而欲称鬼脸钱。另外还有其他面文的，都不太多见。
秦汉六朝钱币
秦统一六国后，规定以黄金为上币，方孔圆形的半两钱为下币。从这种方孔圆钱产生直到它被近代的机制铜元取代，这期间累计达两千多年。
秦、汉半两钱流通了数百年，其间虽然几经变迁，这种钱在不同时间内的大小、轻重都有很大差别，但要严格去区分先秦半两、秦半两与汉半两的界限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有关专家研究表明，先秦半两的文字微带隐起，笔划分方折及圆折两类，大部分重4克左右，秦统一全国后，规定半两钱应名符其实。按秦代量制计算，半两约重8克，所以一些币体制作精美，文字工整，重约8克的半两钱大多铸于秦始皇时代。
刘邦起兵后，也曾沿袭秦半两的旧名，自铸过不少钱，其实际重量一般只有三铢左右。当时还允许民间私铸轻钱。结果是半两钱越铸越小，最后成了直径不足1厘米、重量不足1克的荚钱，这种钱很容易失落、粉碎。吕后时曾铸重约6克的八铢钱，币文仍沿用半两，但不久这种钱又逐渐减重。汉文帝时，规定半两钱重4铢。四铢半两钱的版别比较复杂，大致可分这么几类；
常见类钱身上无特殊标记，一般“两”字的中竖与上横不连，相连的极罕见，称有颈半两。
有郭类有外郭的半两尚多，可能是制范时外圆刻划太深造成的，内外郭都有的半两钱比较少见。
传形类传形半两的文字左右倒置，还有一种传形环读的半两钱是刻范错误造成的，合背半两是误铸造成的，这两种都很少见。
标识类如钱面背有各种划痕、星或凸起，星纹半两较有竖划的半两更为少见。
佩钱类穿孔常呈菱形，供佩挂、装饰用，如太常半两等。
汉武帝时停铸四铢钱，开始铸造三铢，三铢钱只铸行了几个月，因而存世不多。后来又改铸五铢。当时因郡国共铸，也称郡国五铢。到了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政府将铸钱权收归中央，从此五铢钱变得形制规矩，重量标准，铸造精美，盗铸现象也逐渐绝迹。从武帝铸五铢起到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共铸钱达280亿枚，平均每年约20余万贯。东汉时又曾续铸过五铢，但铸量已无法考证。有人在研究中试图将各朝五铢都分得清清楚楚，但未能奏效。
钱币爱好者常喜欢收集一些形制特殊的五铢，如传形、叠字等，这些都是在刻范及铸造时发生误差造成的。传形五铢的铢字在右，反书，如果在右并且正书那就更少见了。有时钱文漏刻就铸成了五字钱或铢字钱。如果浇铸时误用两件面范，就铸成了合背五铢；如果误用两件背范，就铸成了无文钱。
东西汉之交的王莽时代是中国货币制度极其紊乱的时代。这一时代的货币因品种繁多、式样新颖、铸工精美、文字隽秀而受到钱币收藏者的青睐。王莽钱存世多寡不均，除货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大布黄千外，其他都不多见。以前有些古钱商仿制了大量王莽时的珍稀币，以致这些伪品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真品。王莽的一刀平五千又称金错刀，这种钱的形状象一个钥匙，“一刀”二字用黄金错成，拓片上一般无法反映。出土的金错刀半成品的刀环上有阴文“一刀”二字，经锉磨修刻再填入金丝。还有两种王莽钱至今仍有争议，一是国宝金匮直万，二是新币十一铢。
东汉末年，董卓占领长安，曾铸过如同鸡目鹅眼一般的小钱，这些小钱脆薄易碎，不利于流通与贮存。
三国时期，由于铜材奇缺，货币铸造很不景气。刘备攻取成都后，因府库空竭，军费不足，曾改铸当百的直百五铢。东吴孙权所铸铜钱的面额更大，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四种。魏国的文帝时竟一度废除旧钱，改用谷帛交易。
西晋统一中国后，国力强盛，府库充盈，但从史籍上看，这一时期却没有铸钱的任何记载。西晋末年，王室衰微，少数民族纷纷趁乱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随即也开始自行铸造钱币。巴族人所铸的汉兴钱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年号命名的货币。汉兴钱分横谈、直谈两种，前者更为少见。羯族人石勒掌权后铸有丰货钱。前凉张氏政权铸有凉造新泉，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