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着录
着录有广义、狭义之分。
从广义讲，凡记载在簿册上的，都称着录。《后汉书·张兴传》：“弟子自远至者，着录且万人。”注：“着于籍录。”这是学员姓名登记簿。清初尚龄所着书，以《吉金所见录》为书名，实际上是他把所见的吉金——钱币，着录（收录）在书里的意思。这都属于广义的用法。
狭义则专指图书的着录。《新唐书·艺文志》甲部着录：
凡着录四百四十家，五百九十七部，六千一百四十五卷。
清倪模在翁树培《古泉汇考》条下说：
余壬子、癸丑（乾隆五十七、五十八年，1792、1793年），从借钞张端木《钱录》始，（略）其辨别真赝，得于宜泉（翁树培字）者多，因志其所编为自来着录之殿，以不忘追摹之意云。
《新唐书》所记，是着录总结数字；《古今钱略》所记，是着录的原由，都是狭义的用法。而且，前者是泛指各类图书，后者则是专录有关钱币的专着。
二、着录包括的范围
本书采取狭义的着录，其内容则包括各类图书的着录，形成图书馆专业的目录之学。而与钱币研究有关的部分，是微乎其微的，仅仅是钱币专着而已。
专讲钱币的书，也不全是本书所要介绍的。其中又可分为资料书与钱币研究两部分。
资料类的书，是古代史官对当时掌握的文字史料，主要是官家的文书和私家的笔记，加以整理，纂辑成史书中有关钱币的部分，如《史记·平准书》、各史《食货志》，以及《通典》、《通志》、《通考》等书中的钱币部分。由于它是根据文字史料，并不是根据钱币实物，所以，这类书只是为我们研究钱币提供历史依据，而不等于钱币研究，是钱币研究的参考资料，而不是研究的本身。所以，这不是我们介绍的重点——虽然需要参考它。
本书所介绍的钱币专着，不同于《史记·平准书》，或各史中的《食货志》，主要有五点是不相同，不相通的。
任务不同：各代史书犬都编有钱币部分，如《史记·平准书》，各史《食货志》，其任务是记述有关钱币的历史，是将既有的文字史料，加以整理取舍，以记录历史既成事实，把它传给后人。而钱币专着，则旨在钱币研究，其任务在于解决存在问题，纠正前人错误。
工作方法不同：史书的编纂，是就所占有的文字史料为根据，将纷杂的史料加以整理、取舍，通过这样加工的过程，编辑成书的。要忠实于史料，不能加以改变，是述而不作的方法。钱币专着的编写，则是通过研究、总结，解决存在的问题，乃至改正前人的结论，从而写出具有创见的新内容，是开创性的工作方法。
对象不同：史书的编纂，是通过整理、加工文字史料的方法实现的，其对象是文字史料。占有文字史料的多寡和取舍，直接影响史书水平。关键在于史料，缺乏史料就无从下笔。钱币专着，是就钱币的形制、文字、质材等结合历史和考古发掘资料进行研究，从而获得新认识，将研究所得编辑成书，是钱币专着。编书水平取决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缺乏钱币实物，就难于进行研究，它的对象显然是钱币。钱币不一定要占有才能进行研究。钱币研究需要建立在实物——钱币的基础上。同时也与其他文物一样，不是研究对象都要先占有，才能作研究。例如梁思成研究古建筑，发现唐代建筑佛光寺、南禅寺大殿等重要古建筑，进行研究。而这两处古建和其他古建一样，都是国家所有，可见研究是一回事，占有是一回事。收藏古钱，研究自然方便。但是许多私人以收藏家如罗伯昭、施家斡、郑家相等人藏钱都已捐献国家。不会再成为私人藏晶，并不妨碍研究。在文博部门工作的人，应当继承文博部门传统，以不收藏文物（钱币）为好。
执笔人身份不同：史书是由史官执笔编辑的，史官又是由国家委派的，都是长于写作的人，是能胜任编史任务的。但具体到编写与钱币有关部分时，因他们不是钱币研究者，是门外汉，所以有处理不当的事发生。《旧唐书》记载欧阳询撰“开通元宝”一事，在修史官员认识上，就不太清楚，钱文本是旋读作“开通元宝”，他们却不知道应作旋读，而认为“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左右方向适与今人相反）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其实这是三百年后的人的认识，不是欧阳询的本意。参看《武德钱文研究》。钱币专着，必定是由钱币研究者来编写的，是能着书立说的人。可见执笔人的身份是不同的。
提供知识不同：从给读者的知识来看，史书只能给人以死的史料，而钱币研究的专着则是不断地给人以从前所未有的新知识。可见给人的知识是不同的。本书介绍侧重在后者——钱币专着。
三、前人着录误收例
在前人着录中，对两者差异的分析，并不清楚，或者竟五分析，混为一谈，因而着录过一些并非钱币专着的书籍。例如《通志·艺文略》着录的晋鲁褒《钱神论》、唐强说《钱本草》，二者都是讽世之作，讲的是钱，但不涉及实物。前者对货币权力作了揭露和嘲讽，后者则以医药典籍之文笔，寓钱币弊害于其中，故以《钱本草》为题，实际是想规劝世人的。有云：
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彩泽流润，善疗饥寒、困厄之患立验。能利邦国、污贤达。
其内容根本不涉及钱币本身。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录《张潜浸铜要略》，叙述用胆水浸铁成铜之法。《通志·艺文志》着录宋杜镐《铸钱故事》，所记乃承诏检讨铸钱故事。这类书籍，前人收入《艺文志》中是无可非议的。到了清代的古钱书目中，竟亦多有着录。例如：清倪模《古今钱略·卷二十八·历代谱录》，是钱币书籍的专门目录，也收入上列四种书目。近时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总论·谱录》，在转载《古今钱略·历代谱录》时，未作删削，原文照录。丁福保《古钱学纲要》一书中，收入近时金品元《历代钱谱目录》。是书成书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九月，是一部属于晚出的书。此目确较前人选择为精。分刻本、钞本、佚本、为上、中、下三卷。于卷三佚本中，亦收入宋杜镐《铸钱故事》二卷。可见直到四十年代，还有人分不清。《古今钱略》中，除上文叙述四种外，还收《古钱经》、《冶金录》、《池州永丰监须知》一卷，武祺《宝钞通考》八卷，邱溶《钱法纂要》一卷，汝芳《明通宝义》一卷，《广通宝义》一卷，佚名《钱法议》，张延世《广钱谱》一卷，张丹《古钱记》，李元仲《钱神志》七卷等，都不是钱币研究着作。
四、专着的出现
宋洪遵《泉志·序》云：
至黄帝成周，其法浸具。秦汉而降，制作相踵。岁愈久，类多湮没无传。梁顾炬始为之书。
这段论述，是从钱币发展过程，讲到专着的出现，并没有涉及钱币专着之所以产生。
彭信威说：
钱币学的产生，有一定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当时的钱币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使人们对于收藏它和研究它发生兴趣。（略）在南北朝的时候，钱币种类非常多，（略）有流通的，有不流通的，有正用钱，有厌胜钱，容易引起人的好奇心。当时统治阶级可能已有收集钱币的事，如南朝政府的台主衣库，似乎就有各种钱币的收藏，于是私人也加以仿效。
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自从三国以来，群雄割据，长期不能统一，造成多政权并立，铸钱者已非一家，钱文非止五铢一种。钱文的多样，使钱币种类增加。加以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百姓无法逃避战争，就乞灵于厌胜方法，于是厌胜钱因受人欢迎而产生，这是引起收藏钱币兴趣的一个途径。在日常生活中，过手多样钱币，也容易引起兴趣，进而收藏钱币的人，自然会多起来。况且当时流通钱币中，蕴藏着多种不同的钱币，是容易发现它们的差异并引起收集兴趣的。由收藏进而加以研究，是在众人中，不知不觉地、逐渐形成的。这大约就是钱币学着作的萌发阶段，与洪遵所说“顾炬始为之书”的时间，不相上下。
顾炬的《钱谱》，从其内容看，已经是比较完备的着作，不像是最早的专着。推想与他同时的、或更早的许多人中，属于起步的着作会更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不能使那些人心血所聚的着作遗留下来。是非常遗憾的事。
五、专着介绍
宋及宋以前的专着
萧梁时人顾炬曾引用过的《刘氏钱志》，就现有材料来看，大概是最早的一部有关钱币的专着。刘氏之名已不传，生平里贯不明，亦不知何代人。他的情况究竟怎样？都没有直接证据，目前无法了解。不过，在顾炬《钱谱》中，曾经引用刘氏的话，包括两铢钱、星月钱、四五钱、八星钱等四种钱。顾炬为萧梁时人，自然可以推知：刘氏定比顾氏为早，至迟当是萧梁时人。彭信威说：
《隋书·经籍志》有《刘潜泉图记》，可能就是顾炬所指的《刘氏钱志》。刘潜（484-550）是齐梁间人。
看来此说虽有可能，但彭氏并未举论据，所以只是可能，难于作出肯定。以下就比较重要的专着，分条逐一介绍，其余将于下文以书目形式作粗略介绍，供参考。
佚书介绍
①《顾炬钱谱》
顾氏此书亦见于《隋书·经籍志》。它的记载是：
《钱谱》一卷，顾炬撰。《钱图》一卷。
《钱谱》与《钱图》，着录相连。令人发生疑问的是：《钱谱》一卷，注明撰者，《钱图》一卷，不注撰者。近时金品元云：
按《隋书·经籍志》：《钱谱》一卷，顾炬着（石父案，“着”：《隋书》作“撰”），又《钱图》一卷（石父案《隋书》无“又”字）。
知金品元以为《钱图》亦为顾氏撰，故其标题作“《钱谱》一卷《钱图》一卷”。清倪模引翁树培说：
《钱图》恐亦炬所着，盖图与说各一卷耳。
金品元大概是承翁氏说，而以为《钱图》也出顾撰，其实未必。
据百纳本《二十四史》元刊本《隋书·经籍志》体例，书籍内容不同者，以“○”符号隔开。《钱谱》之前，即隔以“○”符号。为“○《竹谱》一卷”。若以《钱图》不注撰者，即同前《钱谱》所注撰者的话，则此《竹谱》不注撰者，将与谁同呢？故不应据翁说即定《钱图》亦出顾撰。且两书皆已亡佚甚久，难于考核。好在宋洪遵《泉志》曾引用过顾炬《钱谱》中的三十四种钱，它们是从宝化（今改释隘化）至萧梁时的钱币，而以萧梁钱币或曾在萧梁时流通的钱币为多，计有：“天监五铢”、“公式女钱”、“五铢铁钱”、“大吉五铢”、“大通五铢”、“大富五铢”、“女钱”、“稚钱”、“对文”、“五朱”、“定平一百”、“太平百钱”、“龟背纹钱”、“水波纹钱”等。从这些钱看来，不仅大部分是正用品，而且很多就是当时正在流通的钱。从中又可知道顾氏已留意到大小、轻重。不仅如此，就《泉志》龟背钱、水波纹钱条下所引顾氏之说，知两者面文皆曰太平百钱，计龟背钱一种，水波纹钱三种，另背无文者一种，共达五种之多。可见当时已知钱文虽同者，其背文若有差异，也兼收之，与今人注意不同版别，旨趣正同。然而在认识上，也难免存在一些错误，如以为十六国成汉之汉兴钱，即班固《汉书》所指之“荚钱”，又以为传形五铢为三国蜀刘备钱等。这类失误，对后代的史家、钱币学家影响极大，而且千年间并未得到纠正。
钱币学者编着的钱币专着，对研究货币史的人，有特殊的重要性。一来，它不像一些关于货币理论的片断言论，而是研究钱币的专着；二来，它也不像史书中的《食货志》，只是根据原始文字史料照抄、摘抄，或略加整理所编纂成的，而是通过研究钱币实物，获得认识。它可以补充一般史书的缺漏，纠正一般史书的错误。例如：稚钱的大小，各书记载不一致，杜佑《通典》的记载是径一分半；王钦若《册府元龟》的记载说是一寸半；经过实物验证，顾炬《钱谱》的记载说是八分半。这才是可靠的记载，这是因为顾氏是根据实物说的。
②封演《续钱谱》
封演《续钱谱》已失传。宋洪遵《泉志》曾引封氏语，当即是封演。《泉志》所引共五条。三铢钱条引封氏曰：
半两钱有重三铢，两字之中惟作“十”字，不复为两“人”（应是入字），而穿下有三竖文，岂于此以三画为三铢之记耶？
所述开头是半两，只是穿下有三竖文，便说以三画为三铢之记，据此可以推知，封氏是未见三铢实物的，才有此误。小钱五等条云：
封氏么钱别种，文曰直十。
依洪氏引文在小钱五等条，可以推知即王莽六泉之一的么泉一十，其钱文不作直十，或因莽之小泉，文曰小泉直一，承上文讹作直十。原因是否如此，姑且不去管它，作直十是与莽钱钱文不相符的，且钱文是么泉，不是么钱。直百五铢条不见引封氏语句，洪氏在案语中说：
今案：此钱封氏列不出年代品，然考诸家之说，则刘备所铸审矣。
可见封氏不知直百五铢是刘备所铸。台主衣库钱条下引封氏曰：
面为隶书，背为篆书。
令公百炉钱条引封氏曰：
背文四出。
在五条引文中，前三条皆存在问题。彭信威说：罗泌《路史》注中所谓高阳货，曾引用封演的话，说面有科斗书。由此可知封氏对于钱币的知识面不广，研究亦不深。这个评语对封演来说，本属实情，然而，就他是处于早期作者来说，错误是难免的。
封演，唐蓓县（今河北景县）人。天宝末进士，大历中为县令，德宗时官至御史中丞。
③敦素《钱谱》
敦素《钱谱》，也是从洪遵《泉志》的引文中间接知道些情况。引文涉及的钱币，都是唐代或唐以前的钱，从而推知他当是唐人。可知者仅此而已。
在引用敦素的九条引文中＼可以看出敦素《钱谱》内容。一、着录了两甾钱、一文钱（其文单只一垣字，故称一文钱，犹言一个字的钱），则是前此未经着录的新资料。二、王莽布泉的描述与货泉文字的比较，知为王莽时铸，并说到北周布泉是玉筋篆，远胜他家。三、王莽大泉五十中，有外高内下之品，精妙可观，与常品有异。这是他在观察方面细心之处，由此发出怀疑，或竟以为后人仿制，则是不确的。四、他所见的屋驮国钱和吐蕃国钱，前者说：“字若梵书，不可复识。”后者说：“皆胡字，不可识。”这两钱文字究竟是什么字，从《泉志》引文中，是了解不到的。与今刻本所摹图之文字是否吻合，也不得而知，形成一笔糊涂账。总之，敦素《钱谱》有可取之处，由于引文太少，看不到更多的内容了。
清翁树培说：
《泉志》有引徐氏语，又有引敦素语，徐氏既阙其名，敦素复佚其姓。（略）唐人有张敦素。《挥麈前录》：“宋景佑间，王丝字敦素。”未知孰是。且亦未知二人是否有专书名《钱谱》也。
④张台《钱录》
张台《钱录》，书已亡佚。现在可以了解的情况，全仗洪遵《泉志》引用的二十五条材料，从中可知张台很注意一种钱的不同版别。如对五铢钱，他说：“此钱品数最多，不可穷尽。”具体举出传形等六种外，又举出面背纹饰、横文、四角决文、有郭、无郭、阔缘、细缘等多种。他又举出五铢有好郭者为天监时铸，以及大泉五十、货泉等之版别。根据直百五铢流通多在襄樊，断定为蜀钱。正确描述安邑二折的钱文，以及推论五铢钱文的逐渐形成等。唐时建中钱，史文有连州白铜的记载，而所见建中钱则文字漫暗，肉好薄小。对这种矛盾现象，张台只说殊乖白铜大钱之意，而不知这是不相干的两件事。直到今天我们才弄清楚建中钱是唐时库车地方所铸。他的认识，也存在错误，如说栔刀的文字若错刀之陷金也。陷金，指以金嵌入钱肉，即错金。然今传世尚多，并无错金栔刀。又如大布黄千，读法有误，并据误读作“大黄”而说大黄为莽之自称也，亦属误解，并不可从。由上引内容看，张台对钱币研究，已较前人深入，并注意到文字的差异、形制的变化、纹饰的多样，并据钱币流通地域，判断国属，指出建中钱与连州白钱的矛盾现象。这些都应予肯定。不过也存在一些错误，这是不能苛责古人的。
清张端木说：
《宋史·艺文志》云：“《钱录》一卷，张台着。”按诸书皆以台为唐人。然台所录，已及湖南马氏（马氏名殷，国号楚，十国之一），则五季人，或宋初尤在也。
⑤李孝美《历代钱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