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维辛斯基也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发言，在波兰提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提案，要求“双方停止一切陆上、海上及空中的军事行动，战俘全部遣返的问题则交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在这个委员会中一切问题要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决定”。关于这个“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苏联提出的名单是：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
从这个提案可以看出，美英法韩为一个阵营，中苏朝捷为一个阵营，印缅瑞为中立国，不偏不倚，应该算是一个公平的提案。然而仍然遭到政治委员会的否决。
这个时候，热心当和事佬的印度人出场了。
11月17日，印度政府代表团团长梅农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作了长篇发言。11日，这个委员会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印度等国提出的关于谴责南非当局种族歧视政策的提案。兴头之上，印度对扮演大国角色更加跃跃欲试。
印度提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建立一个遣返委员会来处理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该会由4个中立国组成，并由4国推一公断人，遇到不能决定的问题，由公断人裁决。
二、朝鲜停火后90天，尚未遣返的战俘由高一级政治委员会解决。
三、30天后，如仍有未回家和未做出处理决定的战俘，交联合国收养。
21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印度国会演说，呼吁各国在印度提案的基础上实现朝鲜的停战。艾奇逊立即就看出了这是个机会。24日，艾奇逊再次发言，声称如果印度提案能够做些重要修正，美国将“衷心支持”。26日，这个提案被作了重要修正，27日，美国发言人表示，该案符合美国遣返原则，美国代表团决定支持这个提案。12月2日——艾森豪威尔到朝鲜视察的同一天，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以53票对5票通过了这个方案。3日，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这个提案。联合国大会这项决议有一个至关重要而又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该决议“肯定战俘释放与遣返原则按照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国际公法中确定的原则与惯例以及停战协定草案中有关的规定执行”；另一方面，却又“肯定不应对战俘施用武力以阻止或使他们返回家乡”。
关键之处在于这个“或使”以后的句子。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规定，拘留国在停战生效后只有迅速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之责，而决无使用武力、使用特务来侮辱和扣留战俘之权。有这个前提，后面那个“肯定”就不能成立，而“肯定”后面的那个“或使”，也使前面那个“肯定”毫无意义。
在强权政治的字典中，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公法”啦“公约”什么的——那不过是一张纸。美国政府如果真是“人权”的卫道士，为什么支持的都是像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蒙博托这一类独裁政权？
53个国家当然不会都是在美国压力之下才举手投入这一票的，应该说他们当中多数还是抱着尽快结束战争寻求和平的善良愿望来参与这个重要决议的制定的，他们对战俘问题中的复杂内幕全然没有了解，许多人不明真相或者出于反共偏见也人云亦云，真正相信了美国政府的宣传，认为战俘们确实不愿意回到“共产党统治之下”，以武力逼迫他们回去同以武力扣留他们同样是违反人道主义精神的。他们认为，按照这个决议执行，对战俘解除了军事控制，从拘留一方的收容之下释放出来交给遣返委员会，而且所属一方还可以进行解释，这个问题就可以公平合理地解决了。
他们全然没有想到自由女神像下那些“人权卫士”的卑劣程度。
1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决议是艾奇逊提出的“21国提案”的翻版。所谓战俘“不愿回家”的谎言，完全是不可置信的。
中国总理还明确表示：“而且就将全部遣返战俘回家这个任务交给中立国所组成的遣返委员会去做，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美国方面曾派大批李承晚和蒋介石的特务冒充朝、中战俘，混杂在朝、中战俘当中，利用战俘已被强迫刺上背叛祖国字样或盖上拒绝遣返血书指印后所产生的耻辱、顾虑等心理失常状态，经常对他们进行胁迫行为，如果不把这些特务同朝、中战俘隔开或孤立起来，那么，一切访问和解释都不可能顺利进行，而那些被刺过字和打指印的朝、中战俘仍有被特务胁迫拒绝回家以至带走的可能。因此，要从朝、中战俘中隔开或孤立特务分子，这在遣返委员会管理战俘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办到的，只有将战俘移交给对方保护，然后才能办到。”
以后战俘遣返的实际情况，完全证实了周恩来的这一断言。
毋庸置疑，在此时此地此问题上，中朝方面的地位相当被动。
山姆大叔很有点沾沾自喜，认为确确实实难为了中国人一回，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在记者招待会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一副得意相来：
“联合国拒绝强迫遣返战俘的立场，从军事上来说，也是适当的，因为很多战俘是由‘联合国军’宣传人员劝导而背叛的，因此，如果强迫他们遣返，便会失掉信用，也将损害联合国心理战争方面的努力。”
一语道破天机，只需将句中“劝导”二字改为“胁迫”。
笔者建议，所有讲授国际关系学的教授们，应将洛维特的这番言语作为《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参照文章，一起在课堂上宣讲，以为学子们加深记忆。
这是对美式人权的最好诠释！
如果艾克要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体面的停战”，那么他失算了。毛泽东正在准备打，而且还在准备大打。准备和克拉克进行一番登陆与反登陆的大较量。
就在范佛里特在上甘岭大打出手之时，克拉克也玩了许多花活。10月，“联合国军”举行4次两栖登陆演习。11月，“联合国军”举行3次两栖登陆演习。12月，“联合国军”的两栖登陆演习猛增至15次。同时，中朝军队东西海岸守备部队还发现和捕获了大量特务，这些特务的使命都是刺探中朝军队后方情况和收集地理、水文资料。
与此同时，韩国军队也新组建了第十二、第十五两个步兵师、6个独立团、28个炮兵营。这样，“联合国军”第二线的兵力达到了美军3个师、韩军两个师另3个团的机动兵力。
克拉克这个意图，行家们一看就懂。其一，利用海空优势的威慑效应，对正面战线上的中朝军队实施牵制，给范佛里特在金化前线的进攻作战以配合；其二，为正在酝酿和策划中的那个“以两栖登陆向平壤-元山一线发起正面进攻”的计划进行实际准备。
彭德怀很重视克拉克的这个动向。
这时，彭德怀已回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仍兼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司的工作交由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主持。
1952年11月23日——也就是上甘岭战役取得胜利的前两天，彭德怀致电代替回国汇报工作的邓华主持志司工作的杨得志副司令员，指出：敌军秋季损失较大，冬寒逼近，美国新旧总统正处在交替时期，今冬大举进攻的可能性较少。朝鲜战争拖延下去，美军重点陷在东方，时间愈长对其愈将不利。过去美国曾多次妄想以军事压力逼我就范，企图达到他们希望的“光荣停战”，但均遭失败，最近向五圣山前沿的进攻也系此企图，敌不会因此次失败而死心。我们“必须预防来春敌人从我侧翼登陆，配合正面进攻”。
彭德怀已经在未雨绸缪了。
9天后，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回国后又声称准备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打破僵局”，极端反共的杜勒斯又入主美国国务院，与艾森豪威尔同属共和党人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罗伯特·塔夫脱和约瑟夫·麦卡锡等人还吵吵嚷嚷地说什么“共和党人取得政权后要全力打赢这场战争”。
12月下旬，情报也传来“联合国军”将在次年2月发动大规模攻势，结束朝鲜战争的消息。这一切，促使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首长对艾森豪威尔“用行动来打破朝鲜战争僵局”的表白，从对中朝方最不利的角度进行了解读：敌人两栖登陆的现实可能性增大了。
12月4日，差不多就是克拉克们跃跃欲试地想跟艾森豪威尔白话那个“以侧翼登陆配合正面部队向平壤-元山一线发起进攻”的计划的同时，正在国内汇报工作的邓华代司令员在写给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就战争形势作了如下预计：
战争如果拖延下去，敌人或采取稳健的办法，即小打，维持目前战线，而逐渐以南朝鲜军队担负更多阵地，减小美军的消耗；或者进行冒险，即大打，从我军侧后登陆，把我军打回鸭绿江西岸，迅速结束朝鲜战争。美国没有放弃仁川登陆的迷梦，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策是一致的，在做法上共和党可能比民主党来得更生硬激进些，艾森豪威尔登台可能要露两手，麦克阿瑟早就想大干，克拉克和范佛里特请求增兵，对于在我侧后登陆是很感兴趣的，认为这是取得胜利、结束朝鲜战争的最好方法。总之，战争拖延下去，敌人迟早要来一回登陆，这一点，我们思想必须要有明确的认识。
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邓华的这个分析都应该得到一个高分，冷静、客观、科学，从最坏的可能性着眼，对战略大形势的把握尤见功力。对于登陆的可能性和规模大小，邓华也做出了估计：
……登陆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战役性的登陆，即抽出2～3个师，配合正面进攻，在东海岸通川或西海岸海州地区登陆；另一种是战略性的登陆，即抽出4～5个师，在东海岸元山或西海岸镇南浦地区登陆，同时以空降相配合。如果不动用蒋介石部队，则在明春小登陆的可能性较大。当然，共和党上台，想大干一场，进行冒险，大登陆也是可能的。
这个估计的依据是当前战场形势和“联合国军”的兵力状况，也是志愿军总部首长的共同看法。毛泽东对邓华的报告予以了高度重视，认为必须要做最坏的准备，并在邓华的报告上批示：
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5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4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
……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
在接见即将返回前线的邓华时，毛泽东更明确地要求志愿军总部从“三肯定”出发，针对“联合国军”的两栖登陆计划进行准备，即：“肯定敌人登陆，肯定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在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
12月15日，捧着这支令箭，邓华急急回到朝鲜。“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让我向大家问好！”邓华把4瓶“茅台”往桌子上一放，对来到作战室的杨得志、洪学智等人一本正经地挨个儿握手，“这酒是我在主席那里汇报时总理送的，主席还说总理太小气，要过新年了几瓶酒就把人家打发了！总司令说回来问好必须一个一个地问，不然不算完成任务。”
大家心里热乎乎的，虽然就是几瓶酒，但这是从祖国来的，从主席、总理、总司令那里来的，喝着暖心。主席、总司令、总理惦记着咱哩，咱们要不把仗打好，让艾森豪威尔把那三把火烧过来，咱还有脸回去见他们吗？
“把酒留着吧，等咱打个大胜仗再喝！”杨得志提议。
大家都说好好好，庆功酒味道更好。
说到正题，大家一致同意军委的分析，决定进一步调整反登陆作战的部署，在17日召开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和各独立师师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军委指示，讨论志愿军总部的决心和部署。
会议开了3天，很快定下了决心，确定反登陆作战为1953年的首要任务。同时确定反登陆作战的方针是：坚决不准敌人登陆，敌人登上来就坚决消灭它，绝对不许敌人在我侧后建立一条战线。在兵力部署上，以一部兵力依托海岸阵地实行坚守防御，力求全歼敌人于海上和滩头；主力部队则在敌人舰炮火力射程之外的纵深实行机动部署，准备反空降，并待一线部队将登陆之敌消耗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反击与敌决战，力求全歼。
注意到没有？这个反登陆作战的指导方针已经不再是“诱敌深入”的传统战法，而代之以“背水击”、“半渡击”这类阻敌于滩头、歼敌于海滩的新招法。这不仅反映了人民解放军在装备上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新中国军队讲求实际、因地制宜、积极主动、机动灵活的军事思想。
这仗要是真打起来就热闹了，反登陆带反空降，一定精彩！
在邓华回到朝鲜的同日，军委总参谋部也向各大军区发出指示，指出：朝鲜敌军有可能在明年春季向我军侧后进行两栖登陆，台湾蒋军和滇缅边境国民党军残部亦有极大可能会有所动作，“各大军区应严密注意敌可能进犯之沿海及滇缅边地区，以及内部潜伏匪特趁机活动，均应做一详细研究，做出预定作战方案”。
为了反登陆作战，中央军委决定在国内也进行局部动员，并决定缓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部分项目。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东南沿海加强设防，国内再次动员50万新兵，有备无患，既准备粉碎艾森豪威尔在朝鲜发起的两栖登陆，也准备扑灭可能扩大到中国沿海的战争凶焰。
16日，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做出分析和估计：
朝鲜战局，由于停战谈判已告停顿，而美军在朝鲜的损失还没有达到它非罢手不可的程度，估计今后一定时期内（假定为一年），会趋向激烈化。艾森豪威尔正为其上台的朝鲜军事行动准备。单就朝鲜战场的军事行动作估计，敌人从正面向我较坚固的纵深工事施行攻击的可能性，不如向我后方两侧进行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大。
……
我如能在坚守北朝鲜东西海岸，使敌人的登陆计划失败，并以正面战线的战术出击作配合，给敌人以更多更大的杀伤，那么朝鲜战局就能更加稳定，而向着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为预防敌人登陆和提早发动进攻，我军必须继续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尽一切力量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除了反登陆作战没有打响外，1953年的朝鲜战争，确如毛泽东所预计的，是朝着“更加稳定，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的。
20日，中央军委致电志愿军党委，下达《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冒险登陆，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判断“联合国军”有“从中朝军队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7个师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并对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作出了具体指示，限定次年4月前完成全部准备工作。
23日，志愿军总部首长下达《粉碎敌登陆进攻部署》的命令。此后，中朝军队全军展开了以思想动员、部署调整、工事构筑、物资储备以及战备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规模巨大的反登陆作战准备。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斯大林又演出了一回“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