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美国官方在华盛顿修建了朝鲜战争死亡者纪念墙，将每个死者的姓名和家乡都刻在上面（如有遗漏其家属肯定要闹事），结果将各州民政部门上送的名单相加后，竟得出了54246人的数字，比战时军方统计多出2万多人。当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便表示惊讶，随后经分类研究后解释说，比原来计算的死者多出的数字包括朝鲜战区非战斗死亡2835人（如事故、车祸等），以及战区外死亡17672人（即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军在其他地区担负相关任务的死亡军人、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因伤病死亡的军人）。由于美国对战争死亡军人的抚恤金很高，一些遗属便把与朝鲜战争能牵连上的死亡军人都算在内，并得到民政部门承认。
韩国战后几十年提升死者统计的幅度最大。
在朝鲜战争期间，韩国政府不愿多谈自己的损失。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韩方陆续公布了几种版本的战时伤亡数字，结果是越算越多。90年代韩国官方出版的《韩国战争被害统计》，宣布其军人死亡137899人，受伤450742人，却称这一统计不包括警察、民团等非正规军。汉城的韩国战争博物馆中的统计，其军人在战时死亡合计152279人。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11卷本的《韩国战争史》，又宣布其军事人员（包括正规军、警察和非正规军）共死亡227800人，受伤717100人，失踪43500人，合计损失988400人。这个损失数，大大超过中朝联合司令部在战时对南朝鲜军杀伤的总计。
2000年10月中韩双方举行历史讨论会时，笔者曾询问过韩国军方代表，上述统计以哪个为准确数？其回答是死亡22万、负伤71万军事人员比较准确。
韩国政府的数字统计如此前后不一致，主要是因政府和军队在朝鲜战争初期出现了全局性混乱，战时为影响军心民心又有意少报损失。战后韩国因经济发展和对战时伤兵和死者的优抚增加，加上民选政府又不再掩盖损失，不断发掘出新资料并有新的申报，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死伤统计数字。
军队和民政部门对战争死亡者统计差异的现象，其实在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加国在战后对死亡人数的统计一般也是越来越多。其主要原因，便是一些原来未列入统计的死者（主要是因伤、事故或在战场之外）的家属要求追认，这除了享受荣誉外还包含有领取抚恤金这类经济利益。
“联合国军”序列中其他国家军队损失情况为：
英国：阵亡710人，负伤2278人，失踪1263人，被俘766人，共计5017人。
土耳其：阵亡717人，负伤2246人，失踪167人，被俘217人，共计3347人。
澳大利亚：阵亡291人，负伤1240人，失踪39人，被俘21人，共计1591人。
加拿大：阵亡309人，负伤1055人，失踪30人，被俘2人，共计1396人。
法国：阵亡288人，负伤818人，失踪18人，被俘11人，共计1135人。
泰国：阵亡114人，负伤794人，失踪5人，共计913人。
希腊：阵亡169人，负伤543人，失踪2人，被俘1人，共计715人。
荷兰：阵亡111人，负伤589人，失踪4人，共计704人。
哥伦比亚：阵亡140人，负伤452人，失踪65人，被俘29人，共计686人。
埃塞俄比亚：阵亡120人，负伤536人，共计656人。
菲律宾：阵亡92人，负伤299人，失踪57人，被俘40人，共计488人。
比利时、卢森堡：阵亡97人，负伤350人，失踪5人，被俘1人，共计453人。
新西兰：阵亡34人，负伤80人，被俘1人，共计115人。
南非：阵亡20人，失踪16人，被俘6人，共计42人。
日本：阵亡数人，被俘1人。
以上合计，其他国家军队兵员损失约为17200余人。
“联合国军”方面宣布在战争中共杀伤中朝军队142万～150余万人，其中包括中国军队92万～100余万人。这个数字是根据美军战场指挥官的观察报告累加而得到的，水分极大，大大地高估了自身的战果，也直接误导了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对战场形势的基本估计。“联合国军”司令部一再低估中国军队前线兵员数量，屡屡发起屡屡碰壁的攻势，与此有很大关系。
中国军队虽然前后有190余万人的建制部队先后入朝轮战，并在战争中陆续补充兵员50余万人，但在朝最高兵力为135万余人，其中还有近2/5的兵力是属于伤亡概率相对来说很小的东西海岸守备部队或后方勤务、铁道、工程部队，不可能在承受“联合国军”如此巨大的杀伤之下，还能守住一条稳固的战线，并把进攻发展到“联合国军”阵地的防御纵深。
至于中国军队的被俘数字，那是经过逐个清点，还是准确的。
在战争中，美国军队共消耗作战物资7500余万吨，是中国军队的13倍，其中弹药一项即达330吨，也是中国军队的13倍；开支战费200亿美元（加上间接战费为650亿美元），是中国军队的8倍左右（加上间接战费，是中国军队的20倍以上）。
这个花费，仅次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消费。
的确是世界首富，大方，阔绰，奢侈。
也很浪费。
关于这场战争的胜败得失，多少年来一直就众说纷纭。战争开始在三八线，结束亦在三八线附近。
表面上看，是个平分秋色的格局。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专家齐德学同志在其着作《朝鲜战争决策内幕》中，曾对此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
如果把这场战争比做是一次擂台比武，较量的双方，一个是明显的弱者，一个是明显的强者，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比赛的结果是不分胜负，并且强者身上还多带了几处伤，那么除了裁判员必须按规则裁决双方战平外，恐怕谁也不能不认为这场比赛的弱者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是个了不起的胜利者。
笔者深以为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同志说得更为简洁明了：局部战争，有限胜利。
其实笔者认为，关于这个问题还是该多听听来自对手的声音。“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上将回国后曾写过一本回忆录《从多瑙河到鸭绿江》，在这本书的第一页，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执行我的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对于中国军队的战场主帅彭德怀，克拉克如是评价：
站在联合国军统帅的地位，我必须承认彭德怀是一个资质很高的人。我们不是和一个容易打倒的对手在作战。
曾在战争后期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更为坦率直白——他在其回忆录《剑与犁》中这样写道：
我们的许多武器的作用有限，不论理由有多少，事实是，我们庞大的军事开支的大部分还是花在生产那种不适用于朝鲜战争条件的武器与装备。这场战争却以我军被一支东方军队所击败而告终，这支军队人数众多、勇气十足，并且训练有素，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作战，而他们装备的武器，大部分是我们已转售给军事博物馆的。
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社论称：
美国在这次战争中，除去获得了这次试验所能提供的教训外，什么也没有赢得。
1957年美国海军学会出版的《朝鲜海战》指出，对美国来说，“一般美国军界方面认为朝鲜战争，无论从军事上或心理上来看，都是一场损失”。美国军事历史学家乔纳森·波拉克在其着作《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中指出：
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确实是冒风险但最终获得了胜利……这场战争仅限制在朝鲜半岛，北朝鲜政权得救了”。英国战争史学者克里斯托弗·钱特认为：
朝鲜战争对西方世界是一场意想不到的严峻考验，它使拥有强大技术优势的盟国几乎抵挡不住。
美国记者拉瑟福德·波茨的《韩战决策》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朝鲜停战给许多美国人带来一种受挫失利的感觉，间或掺杂着战败的苦涩——我们罢手休战了，却不曾赢得军事上的明显胜利。
约瑟夫·格登先生描绘了停战协定签订后的美国：
美国结束了一场它第一次不能宣告胜利的战争。没有庆祝活动。关于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在时代广场灯光新闻牌上闪烁着；人们驻足读着这一通告，耸耸肩膀继续走路；不像欧洲胜利日和对日作战胜利日，没有欢呼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白宫发出的公开言论都降低了调子，唯恐冒犯了李承晚的尊严。马克·克拉克将军对新闻记者说：“在这一时刻我欢乐不起来。”艾森豪威尔显然是实践了他结束战争的竞选诺言，但是这一结局丝毫也未能振作美国的民族精神。
多年后，一位当时正在北京功德林中接受改造的前国民党军将领在说起朝鲜停战谈判签字时，由衷而又意味深长地说：“我是在那个时候才被共产党俘虏的。”
1953年7月3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会议常任委员会在平壤举行隆重授勋典礼，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将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次日——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日，志愿军总部在桧仓里的地下石洞礼堂举行了盛大舞会，庆祝停战协定签订。志愿军文工团的女战士们为大家伴舞。一向不跳舞的彭德怀破例出现在舞场。公安第一师文工队的一位姑娘走到彭德怀面前：“彭爷爷，我请你跳一个舞，行吗？”“我不会跳舞，我们手牵手走一圈行不？”彭德怀从来铁板一块的脸上难得地堆满了慈祥的笑容。一老一少手拉手走进了舞场。大家都停止了跳舞，饱含着热泪热烈地为自己的统帅鼓掌。我们不就是为了她们在打仗吗？
一个多月后，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代表一个因他和他的战士们而变得更加伟大的民族，向全世界宣告：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多年后，几位中国青年写过一本《中国可以说不》，走红一时。这个“不”，是批判的武器，据说有美国人惊了一诧。其实，早在60年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彭德怀和他的士兵们，就曾用枪炮和子弹，用刺刀和拳头，在把山姆大叔狠狠地掀了个跟头的同时，大声地说了声：“不！”这个“不”，是武器的批判，因而更尖锐，更厉害。也更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