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门店签字后，双方军队司令官也陆续在停战协定上签字。7月27日，在汶山的帐篷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停战协定的文本上签了字。签完字，这位“联合国军”主帅怅然叹道：“我们失败的地方是未将敌人击败，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威胁性。”
同日，南日大将携停战协定文本赶往平壤首相府。当晚22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对于他来说，战争始于三八线，如今又回到了三八线。也是个不坏的结局。
当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联名向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
“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当晚21时45分，分界线上枪炮声大作。
五颜六色的照明弹、曳光弹满天飞舞，把满山遍野里照得一片通红，所有的人都拼命地把子弹袋里的子弹往枪膛里装填，抓紧这最后的机会，再享受一下硝烟的刺激。
这不是打仗，是松弛前的发泄。
22时整，枪炮声戛然而止，万籁俱寂。
转瞬间，夏夜的凉风将阵阵蝉鸣蛙叫送到人们的耳中。
和平，来到了。
来得真容易！
来得真不容易！
至此，历时3年又1个月的朝鲜战争和历时两年另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
彭德怀是最后一个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实现停火后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7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官崔庸健次帅的陪同下来到开城，下榻在来凤庄，并先后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驻开城前线部队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以及中朝代表团为庆祝停战举行的盛大宴会。
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他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彭德怀之所以最后一个签字，是因为心中亦有不平气。
作为军人，作为大军统帅，他觉得太便宜了对手。
“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说来，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他在自述中如是写道。
彭德怀怀中的九九是，再战3至6个月，再打3至5次攻势，把战线南推六七十公里，然后再撤回“三八线”，退让地区作为缓冲区，设特别委员会，允许南朝鲜共同管理，结果将更为理想。邓华的想法也是一样：“要是再打上半年，情况会大不一样！”
7月27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发表战绩公报。公报称：
自1950年6月25日至本日止，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1093839名，其中美军397543名，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12224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3064辆，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7695门，击沉击伤敌军舰艇257艘。
其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的战绩为：
毙伤敌671954人，俘敌46088人，劝降435人，共计718477人，其中美军290000余人；击毁击伤敌坦克2006辆、汽车3165辆、装甲车44辆、飞机10629架、各种炮583门；缴获敌坦克245辆、汽车5256辆、装甲车51辆、飞机11架、各种炮4037门、各种枪73262支（挺）。
这是一个丰硕的战果。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果统计方面的严肃性是有口碑的，即或是对手，也常有称道之语。孟良崮战役攻占孟良崮后，因清点战果时发现了尚有万余人漏网，粟裕即令部队重新投入战斗，方将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八十三师一部全歼，就是一例。在军委作战局工作过的张清化、雷英夫等老同志也回忆说，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对统计的准确性非常重视、非常仔细、非常认真——淮海大战时曾为歼灭黄维兵团的骑兵究竟是一个营还是一个团就不厌其烦地往返电报与参谋人员反复核实。
毕竟这关系到对战场形势的基本估计，也必须认真核实。
然而在朝鲜战场上，双方大多数时间都处在阵地战状态，任何一方绝对控制战场缴获对方全部档案的情况都很少，除俘虏人数外，对对方的杀伤数字只能靠估计和推测——在使用远射程攻击武器时尤其如此，所以双方战果统计数字出现误差都是难以避免的。
笔者认为，中朝军队对歼灭美军的估计数字可能偏高，战争期间，美军共动员20个建制师共283.4万人的兵员，其中先后有8个步兵师和一个海军陆战师被派赴朝鲜，加上陆续的兵员补充，累计共有120余万人参战，兵力最高时亦有58万之多，但在朝保持的地面部队人数最高时也只有40余万人（韩军最高兵力达到64万余人）。而对韩军的估计数字可能偏低，韩军不易捕捉，败阵后即化装四散奔逃，往往统计数低于其实际损失数——战争初期尤其如此。
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
根据志愿军作战部门和卫勤部门统计和估算，自1950年10月25日参战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共计阵亡114084人，医院救治伤员383218人次（1953年以前非战斗负伤均计入伤员统计），其中治愈归队217147人次，救治无效致死者21679人，去掉伤员因第二、第三次负伤而造成统计上的重复数字和救治无效死亡以及非战斗负伤者，故最后确定的战斗伤亡减员总数为366000余人。
除伤亡减员外，志愿军还有25621人失踪，失踪者中除在美方战俘营中的21400余人外，尚有4000余人下落不明，估计多已在战地或在被俘后死亡。
如此可以确定，加上失踪人员，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计战斗损失392000余人。
除战斗损失外，医院还收治过患病住院的军民455199人次，其中314000余人次治愈归队，病亡者13210人，加上阵亡、因伤救治无效死亡等明确死亡者和失踪后估计已死亡者，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民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数在152973人以上。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政府民政部门又反复对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民的死亡人数进行了多次反复调查和核实，工作极其细致认真，确认中国军民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171667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
加上朝鲜人民军的伤、亡、失踪数字，中朝军队共付出628000余人的兵员损失代价。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同志是长期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史专家，笔者在本书这次再版前拜读了他对朝鲜战争各方战损数据的最新研究文章，现将其中有关中国军民在战争中的伤亡情况摘录如下：
抗美援朝结束四十多年后，90年代丹东建立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时，又要求在纪念墙上把所有牺牲者的数字标明。为此，纪念馆汇集全国各省市民政部门的牺牲人员统计，因有抚恤金发放名册而精确到每个人。纪念馆将各省的数字相加后，得出的烈士总数为171669人。
纪念馆建立十几年来，各地民政部门又陆续增报了一些抗美援朝烈士，至今纪念馆的统计已增长至183108人。
按照军委和卫生勤务部门的统计，抗美援朝战争中确切的牺牲者为14.8万人，为何民政部门的统计又多出了3万多人呢？笔者曾查看过战时的统计报告并询问过当年后勤部门的负责人，也向丹东纪念馆做过了解，对出现这种差异大致可以解释为以下原因:
一、志愿军失踪的2.56万人员中有2.13万人被美军宣布为战俘，还有几千名下落不明者显然系死亡；
二、战争中有60万民工入朝支前，其中一些人在敌机轰炸下牺牲，他们未列入志愿军损失统计，却被各地民政部门同样列为抗美援朝烈士而加以抚恤；
三、一些伤病人员在战时或停战初期复员回乡后因伤病复发去世，经家属要求也被当地民政部门算作抗美援朝烈士（就此家属也可得到抚恤金）。这些死者因已退伍未再列入军队统计，却出现在民政部门的统计中。
近些年来，各地又有一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致病返乡后死亡者的家属提出追认烈士并予抚恤的补充要求，其中不少得到民政部门承认，因此便出现了数字继续增加的现象。
考虑到上述复杂现象，对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的表述，似这样讲较为客观——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万多人，加上参战人员中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方面在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人。
志愿军在战争中被俘人员除死亡者外，停战时在美方战俘营中留有2.13万人。这些人中有7100人分三批（伤病战俘遣返、自愿遣返、解释动员遣返）得到遣返，另外1.42万人被美国称为所谓“不愿遣返”
的战俘，被送到台湾，加上“反共义士”的头衔补入国民党军队。
在战争中，中国军队共消耗各种物资560万吨，其中弹药一项即达25万吨，开支战费62亿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相当于26亿美元）。中国军队共战损坦克9辆、飞机231架、各种炮4371门、各种枪87559支（挺）。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昂贵的支出。为了最宝贵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环境，这个支出，值！
关于“联合国军”在战争中的伤亡数字，徐焰同志也作出了辨析：
据美军在停战后宣布，美国军人共死亡33739人，战斗负伤103284人，南朝鲜军战斗伤亡共30.5万人。在上述死者中，美军还宣布包括5800人在对方看管下因伤病死亡的被俘官兵，这就使9500名战场失踪者在停战后只有3700人被作为战俘遣返。至于南朝鲜军共有9万多人在战场上失踪，最后只有7000人作为战俘被遣返（其余大多被补充入朝鲜人民军）。
朝鲜战争结束后几十年间，美国和韩国政府又一再公布过其战时的死伤人数，其总数大大超出停战时公布的数字，甚至比中国方面在战时的“歼敌”总数统计还要多，这说明志愿军在战时歼敌的总估算还是比较谨慎和保守的（只是对美军损失的估算多了一些）。如据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电，“联合国军”发言人便称美国及盟军再加南朝鲜军队的人员损失总计为1474269人。此言一出，舆论普遍质疑，于是美方又改称其中包括一些非军事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