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我也算是经历过风浪的，相信他也不至于会真把我铐起来，但是多少被他的举动惊到了，一个海关工作人员怎么能这样粗暴？但是护照要紧，我还是坚持比画着沟通。10分钟后，那个中年妇女终于出现了，手里拿着我们的护照。
我满腔怒火，从文件夹里把那封邀请信拿了出来，说：“你看看这个，这是你们俄罗斯总统府的邀请信，我来采访你们的总统普京，你凭什么把我们晾在这儿两个多钟头？”
那中年妇女装傻，比画着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护照我们检查完了，你们排队吧。”实际上，那时离我们下飞机已经快三个小时了，整个厅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们几个，已经不用排队了。
我当时真是觉得很委屈，出来后，路彪跟我说：“那女人来查护照时，你直接给她塞上50美元，啥事没有了。”
我气还没顺过来：“我凭什么给她钱啊？”
路彪说：“这是俄罗斯的生存法则，她拖你那么长时间，就是在等你找她给钱呢。”
我这才醒悟过来，当时压根儿没往这上面想，就算想到了，看她那态度，也不愿给她钱。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接下来在采访拍摄中又遇上件麻烦事。那时候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刚刚建立，路彪和另一位资深记者开车带着我们，去拍莫斯科的街景，拍拍红场、莫斯科河、莫斯科大学等标志性的景物。在一座桥上，我们把车停下来拍了些镜头。拍完下桥，我们的车正拐弯，后面警笛声鸣响起来，一辆警车跟了上来。
路彪他们知道规矩，是警察要检查，连忙靠边停下车。警察看上去很和善，打招呼也很客气，让我们出示证件。路彪他们有当地的居住证，采访证，没有问题。再看我们几个的护照，问题就来了。我们因公出国，拿的是外交部核发的公务护照。那个时候，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实行公务护照免签，当地海关看到这个护照，盖个章就行，不需要签证。
警察一看，马上就说：“你们这个护照是非法的。”
路彪懂俄语，马上解释说：“你好好看看，这是公务护照，中国的公务人员，免签的，有你们海关入关时盖的章。”
那警察完全不理睬，说：“那不行，你们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要核对你们的身份。”
我还没反应过来，路彪立即激动地抗议：“凭什么去，坚决不能去！你们为什么要带我们走？我们也没有违反什么规定，我们有拍摄许可证。”他把各种证件都出示给那个警察，但那警察坚持说不行，一定要我们上车跟他们走。
上了车之后，路彪非常紧张，赶紧给我们大使馆打电话。幸好那地方离使馆只有20分钟车程，大使馆一位参赞接了电话之后，二话没说，开着车直奔警察局。等我们一路提心吊胆到了警察局时，远远看见那儿停了一辆车，参赞就站在边上。经过参赞交涉，我们幸免于难，没有被带进警察局。
后来我们才明白，当时俄罗斯的公检法系统，尤其是警察系统，非常黑暗、腐败。其中最可怕的，是俄罗斯人称之为“铁笼子”的拘留所。执勤警察如果一旦怀疑你有犯罪嫌疑，就会把你带到拘留所。他们会提出一些问题，如果你说不清楚，找不到人来证明，不能解释，他们就会借故把你关押在铁栅栏围成的笼子里，让你待上一天一夜，遭受打骂也是常事。
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打劫你的钱财。关押时间结束后，你要是找到人保释，或是他看你啥都没有，就会放你走。在关押你之前，他们会拿走你身上所有的物品，等你出来时还给你，但是你的钱包很可能就会变成空的。你如果有疑问，他们就会装傻。他们也不会预先登记，各种程序都很不规范。在俄罗斯社会急剧动荡的初期，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很多去俄罗斯的中国人都遭受过这种不公的待遇，有过这种惨痛的教训。
这件事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当时俄罗斯的执法部门有多恐怖。可就在这次采访结束前，我又遇到一件更加惊险的事，至今想起来都后怕。
因为采访普京很成功，大家都很开心，使馆人员说，你们中央电视台这次为国争光了，这也是我们在俄罗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晚上请你们吃饭吧！当下就把我们带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露天烧烤处，在一片白桦林中，吃着格鲁吉亚烤肉，拿着巨大的扎啤杯子，喝着啤酒和纯正的伏特加，谈天说地，非常愉快。
晚宴结束后，使馆人员把我们送回记者站。那时俄罗斯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多新鲜玩意。我听说莫斯科市中心一条商业大街上，开了很多家赌场，觉得很好奇。作为一个记者，这么多年我走南闯北，对当地的新鲜事物，都有一种去见识见识体验生活的心理。虽然我不是赌徒，但对于赌场这种能观察到人性百态的地方，还是动了想去看看的心思。
那时候已经12点多了，而第二天上午11点，我们就得跟着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回国，只能趁着晚上那点时间去看看。我语言不通，问谁能带我去，可没一个人响应我。大使馆的外交官肯定是不能去的，他们有严格的纪律。路彪说太晚了很疲惫，就给我写了个纸条，让我打车去。
那整条街道灯火辉煌，马路两边有各种各样闪着霓虹灯的酒吧和赌场。我找了一家看上去最大的赌场，走了进去。赌场规矩也很严格，必须要出示证件登记。进了正门之后，有一个很长的走廊，往左边一拐，是一个很大的大厅，里面有超级多的赌博游戏，有玩纸牌的，还有玩轮盘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
我在里面走了一会儿，看了一会儿，找了个玩21点的桌子坐了下来，掏出了兜里的200美元，决定找找感觉，体验一把。我打定主意，输赢就这么多，玩完了就走。可那天特别诡异，我越想输还越输不掉，一下子拖到了凌晨两点多。我有点困了，就拿着筹码去把钱换回来。出了大厅，到一个拐角处卖咖啡的柜台，我买了一杯咖啡，想提提神。
就在这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出事了。我坐的位置是个死角，看不见外面发生了什么。等我喝完咖啡准备走的时候，忽然发现刚才人声鼎沸的大厅，一个人都没有了。我纳闷地往前走了几步，探头朝门口看，只见长廊尽头的玻璃门外，停了两辆警用卡车，闪着警灯。赌场里的人，正在被警察押着一个个往大卡车上赶。
当时我就震惊了，连忙缩回来，躲到刚才喝咖啡的地方，用英文问收银员怎么回事，他说，警察来查抄了。
原来，这些莫斯科的赌场和夜店，虽然公开营业，很多游客都可以去，但并不是百分之百合法的。警察们缺钱了，就来查抄一把罚一堆钱，然后把人放了，第二天照样营业。若是开赌场的人没打点好他们，他们也会趁着人们玩兴正浓的后半夜来查抄。
我当时一身冷汗就出来了，在里边躲着，不敢出去。躲了将近二十分钟后，我又蹑手蹑脚地走到楼道拐角处，探头一看，外头一个人影儿都没了。收银员说，应该没事了。我顿时松了一大口气，赶紧冲到马路边拦了一辆车，惊魂未定地回到住处。
这件事我想起来确实后怕。如果我当时跟那些赌客们一起，被一网打尽关进“铁笼子”，语言不通，又没带手机，真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也许等大家想起我的时候，我们的专机都要起飞了。而且，那时候我们是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代表中央电视台来俄罗斯的，如果在赌场被警察扣起来，那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丑闻啊，很可能会造成外交上的麻烦，后果不堪设想。
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教训，身为记者，不管是为了采访做原始资料的积累，还是美其名曰“体验生活”，在外面独身一人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十年前我还年轻，血气方刚，敢闯敢跑，无论到了什么地方，看到新鲜事物都跃跃欲试，觉得也没什么坏处。后来，经历了一件件类似的事情，我开始有所反思，变得谨慎了，不太敢轻举妄动。
我们出境采访时，并不只代表自己，也代表中央电视台，还代表我们的国家，如果由于我们的草率行为，造成无法挽回的恶果，那就后悔莫及了！这么多年的采访，我的一个深刻体会就是：当记者一定要敢打敢冲，但是在非工作状态下，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远离不必要的是非和麻烦。
去问问那些在俄罗斯工作、留学、生活过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能讲出这样被执法人员敲诈勒索的故事，真是一本本的血泪账，一段段的痛苦史。
2005年，我带队去莫斯科报道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当年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在红场上举行了一次巨大阅兵。很多外国嘉宾从世界各地前去参加，胡锦涛主席也出席了。中央电视台要在那儿做一次直播。
我们从北京飞到莫斯科，在机场依旧被扣了两三个钟头。这次我有了经验，就是不给钱，后来扛得差不多又把我们放出来了。
我们报道组有位编导的表哥就在莫斯科。当时使馆和记者站的接待任务很重，也顾不上我们。我就对编导说，干脆请你表哥来机场接我们一下。可我们出了机场，等了快一个钟头，才等来她表哥。那哥们儿浑身大汗，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一边跑一边说：“对不起，哎呀，倒霉倒霉，碰上俄罗斯警察了。”
原来，他在接我们之前，去另外一个地方办事，把车停在马路边。等他出来的时候，就看到警察正在拖他的车。他拦着警察，不让他们把车拖走，警察就提了条件：“你给我一点买酒的钱，我这回就饶了你。”
他没带多少现金，就几十块零钱，那警察说：“不行，这还不够我和弟兄们喝酒，我得把车拖走。”他连忙拦着又求情。这个过程当中，他接到我们的电话，警察一看就说：“这个手机不错啊。”
那是他几个星期前刚买的新手机，值三四千块。他只能忍痛割爱，把卡卸下来，将手机塞到警察手里，说：“送给你，作为礼物。”警察立刻笑逐颜开，把车还给了他。
据说，俄罗斯警察特别喜欢敲诈中国人。他们相信中国人有钱，中国人是冤大头，只要稍加为难，中国人马上会想到用钱开路，破财免灾。
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对于中国人而言，不光是在俄罗斯，在海外很多国家都往往会遭受这种“特殊待遇”。这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惯性思维，遇事就想给人行点小恩小惠，图个方便，钻点空子。可贪小便宜吃大亏，说起来也赖不着谁。
我们作为记者在外面跑，到了紧要关头，被逼无奈也会出此下策。但是长期在国外居住的中国人，要在当地做买卖，那可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千万要做到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哪怕那法律有不合理的地方，你也不要钻空子，一旦被抓住，将得不偿失。哪怕你见过很多阴暗面，它无形中会诱导着你，也记得要活在阳光下，凡事坚持原则。
就像那个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在谴责别人吏治腐败黑暗执法时，也要反省自己的问题。如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亮出身段，也开始唱唱主角，我们中国人在外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了解当地的国情。出门在外不容易，可千万别让人抓住软肋欺负，那才真是有苦说不出呢。
我每次采访普京，都会提类似的问题，含沙射影也好，旁敲侧击也好，总要关心一下中国人在俄罗斯投资的环境。我们做过很多节目，包括关注“灰色关税”等问题。很多江浙一带的商人到俄罗斯去做买卖，为了省点小钱，在关税和海关通关手续上，私下塞钱办事，结果被人家查出来，罚了个倾家荡产。前几年，在莫斯科的“一只蚂蚁”市场被关闭，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其实，俄罗斯方面对这些猫腻了然于心，当觉得这些对他们有利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当他们发现无利可图，这些腐败行为实质上使俄罗斯损失更多钱，普京腾出手来整治这些黑暗行为时，存在于“灰色地带”的交易，马上就会被停止。
有一个阶段的俄罗斯，的确让人恨得牙痒痒，但随着时间推移，普京开始整顿吏治腐败时，风向就转了。警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敲诈了，对外国人也不敢那么蛮横了。等我去采访梅德韦杰夫时，感觉俄罗斯正在矫正自己，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普京再次上任总统之后，莫斯科的环境在逐渐变好。
俄罗斯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它过去曾是帝国，以后仍将会是。只要它的人民少喝点酒，哪怕再勤奋一点点，我相信，俄罗斯必将再度雄起。
俄罗斯人说：“上帝让我们为邻。”中国人则说：“远亲不如近邻。”普京总统非常赞赏这两句谚语中所透露出来的哲理和友好。他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互为邻邦，互相支持，共同发展，这不仅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心愿与行动，也是两个伟大国家推动世界繁荣与进步的共同责任与事业。
在我看来，做俄罗斯的邻居纯属上帝有意刁难中国，在一个大国的旁边，偏偏又安插了另一个更大、凶悍且颇具攻击性的大国，这在当今人类居住的地理版图上绝无仅有。有时候，我感觉中国和俄罗斯就像一对情人，一边是瘦小精明却一往情深的小男人，另一边是高大丰腴完全掌控着小男人的大女人。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俄罗斯是可以依靠的，但不能投靠。
5．普京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这本书即将完稿之际，2014年1月，我再次得到一个采访普京的机会。一开始，我习惯性地认为，这只是和前四次采访大同小异的又一次高端访问，可没想到，第五次采访普京，却成了我职业生涯中又一个亮点，它让我连续几天在央视屏幕和各大网站上大放异彩，种种赞誉纷至沓来。而所有这些，大半都是缘于普京在接受采访时做出的一个动作。
2013年年底，中央电视台驻俄罗斯中心记者站接到俄罗斯总统府新闻局一个邀请：普京总统将于2014年1月17日，在索契会见几家俄罗斯和国际知名媒体的记者，中央电视台作为亚洲唯一一家新闻媒体受到邀请。总统府新闻局同时要求：受邀的各家媒体派出大牌记者、主持人参加联合采访。当俄罗斯记者站将此项目报告央视新闻中心时，孙玉胜副台长决定派我去会见普京。
2014年1月15日傍晚，我只身一人登上了俄航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从莫斯科向南，飞机又飞行两个多小时后降落在了索契。索契是一个人口只有不到四十万的小城市，它面对黑海，背靠高加索山脉，是俄罗斯最大的度假胜地。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从叶利钦到普京，苏联和俄罗斯的众多领导人和高官富商，都在这里建有度假别墅，每年都会定期不定期来到索契度假休闲疗养。这里就相当于美国的戴维营和迈阿密、中国的北戴河和三亚。故而，索契也有着俄罗斯“夏都”的称号。
索契也发生过许多关乎苏联和俄罗斯国家命运的悲喜剧。1964年，正在索契度假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遭到勃列日涅夫等人“逼宫”，最终黯然下台。当然，真正让中国人对索契感到亲切的，是那本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原型、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正是在这里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