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情绪有些低落地说：“我正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上，坐在这个岛上唯一能吃到麻婆豆腐和馄饨的餐厅里。”
我笑着说：“那多好啊，多惬意啊。”
他有点苦涩地说：“好什么好？我往左看，没人，往右看，也没人，我在这儿连个毛都见不着，太无聊了。”
我说：“那你还不赶紧回来？”
他有些无奈：“我回来，人家移民局会说我时间不够的。”
接着，他就问我都有些什么新闻，我告诉他利比亚打起来，他又往细了问，我就往细了给他说说，就那么点事，他也聊得津津有味。
很多海外的华人都会这样，见着国内来的人，感觉特别亲切，像是家里来人的感觉。当然也有例外，我也会碰到另一类的“绿卡一族”，他们接受了国外的教育和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也耳濡目染貌似高举西方的价值观，对待国人和自己的国家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中国的一切都不入他们那高端的法眼。其实，这种自命清高、不可一世的样子多半是做出来给人看的，是表面文章。
在我看来，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仅活得不轻松，关键是在他们内心深处会有种隐隐的孤独感。那不仅是感情上的孤独，而是一种文化的孤独，民族归属感的孤独。因为，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中国人有本质的不同，西方人喜欢清静，喜欢独处。他们崇尚自我的独立，待人接物大都注重表面文章。而我们中国人则不同。我们生来偏好从众，喜欢热闹，也爱凑热闹。
这和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并不良好的生存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就是写照。在国内，经常会有这种饭局：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吃火锅，这个突然想起一个人，那个又招呼来了另一个。于是，一顿三五个人的饭到后来越吃人越多，变成了一场大聚会。而在国外，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
生活在国外的人，多少怀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心理，没有心思也没有底气去关心更多的事情。不避讳地说，在国内，怎么说我们也是主人，我们可以让所有神经的触觉，都吸附于我们所在的社会，我们还可大摇大摆，甚至肆无忌惮地过习惯的生活。当然，我们更可以纵论天下，就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样。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好坏都是。而海外的同胞们却无法这样。
后来，我们到了夏威夷之后，又遇到一个风格迥异的中国人。他是广东人，在那边也待了近十年，对当地的各种制度了然于心。在机场接到我们那天，一上车，他就很严肃地向我们提出要求：你们可能有人来过美国，有人没来过，这里法律很严格，有许多规定，你们一定要遵守所有的制度，严格听从安排。
他的语气像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带着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左一个不放心，右一个不放心。之后，我们所到之处，这位老兄总是非常紧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老烟民，时不时都想来一口，有时候烟刚拿出来，他马上就玩命拦着我，不行不行，离屋檐起码要八尺，在墙根下抽烟要被罚款的。我说八尺都到马路中间了，他就一句话：“不行，只要我带你就不行。”特别死板一哥们儿，感觉像是被太多良莠不齐的国内旅行团伤害过一样。
其实，我们出门也是第一次找旅行社接待，他也不了解新闻媒体的性质，我们可能随时就会停下来拍摄，他就会感到很愤怒，觉得我们不守规矩。他的态度不太像来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中国老乡，而是比美国人还美国人，在美国他说了算的感觉。
如是几次，我实在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跟他理论了一番。我说：“先生，我告诉你，你要是接着这么干，这次你肯定收不到钱了，我们一定会跟旅行社投诉。我们是新闻采访的团，有一些特性，希望你能配合一下。还有你这态度，能不能稍微缓和一点，你看人家美国人，还不是照样站在马路上抽烟，我抽不抽烟，美国人抓的是我，你怕什么？”他一看我变脸了，像是突然有个开关被触动了，反而开始跟我聊起来。聊着聊着，倒是不打不相识，成了朋友。
跟他深聊之后我发现，这老兄就是因为长时间在美国生活，压力太大，经常被那儿各种各样的规矩所制约，屡受其害，有点被弄怕了。而且，他带的团里面，也真有中国人不听招呼的，在旅馆里抽烟，触动了报警器，人家过来要罚款，他就要负责出面解决。久而久之，他就有些草木皆兵。
他说：“水先生，我不是针对你们，我也觉得有时候太紧张，好像有点不厚道。你看，在国内我们干什么都像是自己家里，很随心所欲，到了美国，这个社会不是我们的社会，这不是我家，我在这属于客居他乡，首先得看人家脸色，我得把我这份活干好。”
和他聊多了，我发现，他的生活很单调，不忙的时候，就凑几个人打麻将，此外就是接团工作。有时候接国内来美国的团，有时候带美国人去中国，来回地跑，很辛苦。
我问他说：“那你生活在这儿有什么乐趣呢？”他说：“乐趣根本谈不上，反正就是一份工作，虽然很辛苦，但肯定比我在国内挣得多。大家都说美国好，这个国家自由，那我也来试试呗。”我跟着问他：“那你现在觉得你自由吗？”他笑笑说：“没感觉，我到了这里之后，反倒好像不去想自由不自由了。”
曾经也有人问过我，你怎么不去国外，怎么不把孩子送出去？我坚持一个观点：一个民族，特别是像中华民族这样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民族，你生于斯，长于斯，你的根和灵魂就在这里。很多在国外的人，无论是已经移民入籍，还是正在奋斗着争取留下来的，本质上讲，他们是为了后代融入别人的世界，而牺牲了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两口子为下一代而移民，可是他们的下一代依然是“新移民”。想在欧美国家扎根下来，真正融入那个社会，需要起码几代人的时间去“漂白自己”。就像赵小兰、骆家辉、林书豪那样的家庭，即所谓的“黄香蕉”——“瓤”随着一代一代的更替，更新换代变成了白人，有了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但外表却还是个黄种人。
我可不愿意去做这个牺牲，我希望我和我的子女先把这辈子过好。我宁愿在中国，当一个普普通通能自娱自乐的人，也不愿意去一个陌生的国度，承受那些扭曲和压力，在心灵深处经受寂寞和孤独的煎熬，何苦呢？
那位移民加拿大的朋友回国后，我们一起吃饭，席间他还抱怨在国外的孤寂和无聊。有朋友就调侃他说：“你放着国内的爷不当，非要跑到国外当孙子，活该。”这句玩笑话，其实也倒有一定的道理。
比如我在北京或是在老家兰州，哪怕光着膀子，拿个大蒲扇扇着，在路灯底下看着一帮老头儿下象棋，我都觉得特别自在惬意。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胡同，是我自己的一帮老街坊，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为了一步棋争来争去，是种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独特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中国人。其实这就是朋友所谓的“爷”。
前两天，有个北京的哥们儿，打电话跟我打听怎么往美国移民。我很想劝他，宁可在中国当“爷”也别去外面当“孙子”。可当他说是为了孩子，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的生存环境的确不好，13亿人挤在一个比3000万人生活的澳大利亚大一点面积的地方，水也不好，空气也不好。蓝天越来越少，道路越来越堵，人也越来越躁，两句话没说就把人孩子举起来摔死。难道我们就生活得不累，不可怜吗？
不过，我相信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身的修复和矫正能力。中国社会现在的确有很多问题，我们觉得不满意、不安全，天不蓝、水不清，连奶粉都吃得不安心。是的，这是现实，而且是有原因的。在我看来，这是由于社会财富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给人一种紧迫感；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生活得很紧张，很有压力，甚至不知明天会怎样。
中国社会近当代，既有外敌入侵，也有内部的浩劫，各种动荡和社会变革，造成了文化的异化。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偏离了方向，脱离了轨道，便是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我依然相信，就像小孩生病发烧一样，只要大人能控制，帮他退热，不要让他烧得太厉害，尽管是脆弱的小生命，他自身也会有调节的能力。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会产生抗体去抵御病毒的入侵，他也会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适应能力，去不断适应外界。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
4.西方世界的政治家们
2008年8月24日下午，在离北京奥运会闭幕前的几个小时，我在离“鸟巢”不到十公里的英国驻华使馆大使官邸，专访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
英国大使官邸坐落在紧挨长安街的光华路上。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幽静的小院子，房间里的布置是典型的英国式的，家具和装饰都透着一股浓烈的英伦风情。外面的院子倒是一般般，一段石子铺成的小路通向一片茵茵的绿草坪。这里就是我们采访的场地。
按照英国大使的要求，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官邸，因为大使先生要就采访的一些“细节”，提前和我磨合一番。见了面，大使先生先带着我在官邸的里里外外转了一圈，当然也包括将要专访的草坪，然后我们一起回到会客厅。
大使说，首相府对我的这次专访高度重视，几次派人到使馆看场地，研究“细节”，并责成使馆全力协助，做好采访。说完这话，这位一向不苟言笑的大使，忽然间摇身一变，俨然一副大导演的架势，说：“我们是这么设计的：一会儿，你就站在会客厅这个位置，首相先生到了后会从你面前的这扇门进来，你们握手致意。注意，握手时你要主动示意首相和你一起面对窗户，因为这里光线比较好。之后，你们两人有5分钟聊天热场的时间，我们建议，你们可以以这幅英国油画和这个中式屏风作为背景。然后，你们一起沿着那条小路走向草坪。注意，走得慢一点，是边走边聊的样子。”
原来他之前说要磨合的“细节”就是这样啊！我晕！虽然专访布朗首相，是我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近水楼台”对十个外国首脑和体育名流的专访之一（就在几个小时前，我还采访了伦敦奥运会的形象大使贝克汉姆），但英国人的较真和注重细节在这一刻让我折服。
布朗的采访，基本上是按照这位英国大使兼导演的“说戏”开始的。布朗比我想象的要高大一些，不太笔挺的西装穿在他身上倒也服帖，他讲话有点口齿不清，但和他的搭档布莱尔一样，一口绝对标准的英式英语。布朗小时候患有眼疾，后来一只眼落下了终身残疾，面对面时还是很明显能看出他那只假眼。将近40分钟的专访，他一直很配合我。看得出，他在来之前也一定“被说戏”了，所以从进门到握手寒暄到漫步至草坪落座，布朗首相几乎和我心照不宣地“秀”出了应该的“戏份”。
布朗是来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我们的采访又是在闭幕式当天进行的，所以自然那次访谈集中在北京奥运会的焦点上。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谓一波三折，先是“3 14”藏独闹事，西方世界被达赖忽悠之后一片哗然，矛头直指中国政府“镇压”藏族群众；接着是“5 12”汶川大地震，一向高举人道和普世价值大旗的西方世界，又几乎一边倒地将同情和慰问送给了中国人民，并将赞许送给了之前他们大骂的共产党政府。因为他们心里明镜似的知道，13亿中国老百姓不能得罪，他们是自己继续过富裕生活的来源和保障；另外，经常受制于议会式民主和党派利益争斗羁绊，大事小情都放不开手脚的西方政府，当看到中国政府在如此大的灾难发生时，还能有强大的国家调动能力，只能自叹不如了。之后，又出现了奥运火炬在多个西方国家城市传递时被破坏捣乱的情况，这其中最严重的首推英国首都伦敦。再往后就是西方舆论要求国家政要抵制出席开幕式的威胁了。直到临近开幕，有关北京治安和气候的质疑依旧甚嚣尘上。
关于“火炬被抢”的问题，之前就被英方委婉地拒绝回答。也许是怕得罪英国国内的那些人吧，也可能是布朗觉得回答这个问题难免尴尬，有伤和气。“新闻自由”在西方有时也只是个美丽的传说，我的问题单就多次被西方国家政要的新闻官审查过。当然，他们更注重方式方法，一般会“善意而委婉地”建议你修改或者删除某个敏感问题。
关于抵制出席开幕式的问题，布朗的回答立场鲜明：不应将体育和政治挂钩。其实，当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在“鸟巢”绚丽开幕时，抵制北京奥运的闹剧已经以失败告终。美国的小布什、国务卿赖斯，法国的萨科齐，澳大利亚的陆克文，不少西方国家重量级的领导人无一缺席“鸟巢”。布朗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北京之后就是伦敦奥运会，别的不说，捉襟见肘的伦敦奥运会，还指望着中国经济和中国游客拉他们一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