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我问到对北京奥运会如何评价，对当天晚上的闭幕式有何期待时，布朗谦虚而幽默地说：“我很期待今晚的开幕式，但我很担心伦敦，因为你们的开幕式已经让四年后我们在伦敦‘压力山大’，望尘莫及；至于中国运动员的成绩，我只想说，多谢你们的运动员手下留情，没有把所有的金牌都拿走，多少给我们留了一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英国拿到了19枚金牌，但四年后这个数字是29。
在谈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举办本届奥运会所付出的努力时，布朗表示：“中国人民应该为取得的成绩，和举办出如此成功的盛会感到骄傲，伦敦在筹办时会从中学习。而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告诉我，如果你不断地深入到细节中去，你会发现所有的部分都设计精准。今天我参观了奥运村，运动员对所有细致的安排感激不尽。运动员是奥运会的中心，而中国组织者为他们的登台做出了充分准备，全世界都对此非常关注，可以说是第一次全面认识了中国，这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经验。”
那一天的专访，我从布朗口中听到的，全都是中国好、中国牛，英国和中国关系很重要之类的溢美之词。坐在这个西方政治家的对面，看着他忍着北京极度闷热的“桑拿天”，诚恳而卖劲地表白，我的心中却充满疑惑。
难道这就是小时候我“被教育”的所谓“资本主义的虚伪性”的现实写照？要不是的话，你干吗昨天抢我们的火炬，羞辱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想，今天又转过脸跑来捧场？要不是的话，为什么你在国内议会口若悬河把中国骂个狗血淋头，而坐在北京又会把中国捧得跟朵花儿似的？要不是的话，为什么一面强调跟中国的合作，而另一面还非死抱着对中国的所谓武器禁运不放、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呢？
而反过来，我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面对中国国家电视台记者时，所表现出的真诚。许多西方领导人，当我和他们一对一、面对面的时候，他们是真诚的，甚至是可爱的。当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爱丽舍宫和我高谈阔论李白、杜甫的时候，我相信，他是真的喜欢中国；当默克尔女士在西安深情地描述她和温家宝总理之间的默契时，我相信，这位德国总理是看重和我们做买卖的；当英国首相布莱尔宁愿我坐着轮椅（腿伤骨折），也要点名来央视接受我的专访时，我相信，那是因为他们真的重视中国这个舞台。
今天的西方世界，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呢？答案是复杂的。
本质上讲，今天的西方和八国联军时一样，是强权的，是趋利的，是势利的。布朗在我的那次采访中表示，英国已经同中国方面签署了协议，要向中国取经。他还用了一句英国的谚语，来形容英国人对北京奥运乃至中国的态度：“不要害怕对手获得荣誉，而要互相帮助走向完美。”说实话，我不太相信。
无论从对中国的武器出口限制，不愿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是对中国产品的制裁、双反、征税（从早些年的打火机、袜子、鞋到最近的光伏产品）等等，西方国家是害怕中国的，不光担心崛起后的“中国威胁”，也害怕“中国制造”遍布全世界抢了自己的饭碗。当年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他们逼着我们做出了很多让步，开放金融、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让中国人并不感冒的英国红茶和法国奶酪，摆上北京、上海的货架，可当中国的衣服鞋子和太阳能帆板占据他们的市场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搬出各种法律条款对你下死手。有什么办法？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强权的西方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和由他们掌握的话语空间的世界中。
然而，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又是多变灵活的。今天的西方已经完全接受了美国式的实用主义。为了利益，别说对你笑，说你爱听的，就是叫你声“爷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德国的默克尔总理在奥运会前后，算得上是个反华的“急先锋”，她不仅见了达赖，还毅然缺席了北京奥运会。但此一时彼一时，2008年之后，西方国家陷入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漩涡中。英国《金融时报》就曾评论道，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地区的需求疲软的情况下，许多德国制造商认为，德国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能够奇迹般的艰难复苏，要归功于与中国贸易的推动。2009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仍达到1057.3亿美元，占中国和欧盟贸易的四分之一。德国对华出口额则达到558亿美元，成为德国外贸的一大亮点。
2010年7月15日，默克尔“摒弃前嫌”，带领一半的内阁成员、25家德国企业巨头，以及众多国会议员，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当时许多媒体普遍认为，此次访问表明，经济合作将再度成为中德交往的主轴，更有评论把此次访问看作是默克尔对华政策的默默转身。因为傻子也会算账。当四天后默克尔离开西安时，在她的口袋里带走了十项协议，以及40多亿美元的大单。
2010年7月17日，默克尔在古都西安度过了56岁的生日，我在她生日当天在西安采访了她。这是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五年来，首次接受中国电视媒体的采访。出于礼貌和采访现场的气氛，我们为默克尔送了一大把鲜花。
后来我在网上看见有人骂我，说：“看见水均益采访默克尔就来气，怎么会没有问达赖的问题、德国媒体普遍的反华问题、张丹红事件（《德国之声》采访部副主任张丹红，因为发表‘亲中国’的言论而被停职）？采访简直是在中德关系完美和记者先生超彬彬有礼的气氛里进行！”
对于观众的批评我一向虚心接受。不过，作为央视的记者，采访外国首脑的问题单一般不是我们记者说了算的。至于彬彬有礼，我倒觉得无可厚非，总不能瞪着眼珠子跟对方吵架吧？
默克尔那天并没有因为过生日而穿得大红大绿，而是一身工作装，白色的长裤，上身一件米黄色的职业女装。虽然我像采访外国政要一贯的“彬彬有礼”，但采访开始后，我马上抛出了一个问题，问道：“默克尔女士，采访按中国的说法，您是属马的，中国有一个词叫马到成功，是不是这次访问中国，对您已经是马到成功了，您这次中国的旅途，会不会像有些媒体说的，更多的是为了做笔生意？”
默克尔答道：“我的中国之行包含许多方面，我自己觉得这次中国之行是非常成功的。如今有很多的德国企业，都在中国进行投资，大概有六千家德国的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这些投资者实际上也是在向中国提供就业机会。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国家。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过去这几十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变化，看一下中国需要克服的问题，比如西安每年有30万大学毕业生，他们要工作，他们要住房，实际上都是非常难的问题，这些都不是我们一下能够了解的。但反过来讲，德国在其他方面，比说在环保、城市规划，以及能源利用等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经验，我们也非常愿意把这些知识技能与中国的朋友们分享。”
这就是成熟的西方领导人，面对你绵里藏针的问题，他（她）既能熟练地“背书”，说一套冠冕堂皇的套话，也不忘把自己的利益向你不失时机地推销一番。但好话归好话，原则问题上他们是不会松口的。当我问默克尔，欧盟什么时候会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时，默克尔的回答温柔而巧妙，她说，从原则上来讲，欧盟并没有拒绝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要想让欧盟承认的话，可能中国还有一些技术性的工作要做。
2009年默克尔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之一，《时代》周刊这样评价她：“默克尔是一个务实并善于抓住机会的人”。那一次，她的确很好地抓住了中国的机会。
今天的西方，是富裕、安逸、环保、开放的西方，是一个我们许多中国人自认为了解，却并不真正明白的天地。2013年9月，在又一场被称为“沉闷和没有悬念”的大选之后，默克尔顺利地第三次当选为德国总理，未来四年继续执掌德国。
说起来，这个德国前总理科尔眼中的“小女孩”，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穿着打扮很传统，甚至有一点土气，行为方式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女政治家。然而，她在德国却拥有极高的人气。60%的支持率让默尔克成为二战以来，德国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也让她的很多竞争者望尘莫及。其实，默克尔顺利连任，从侧面反映出了今天德国内政外交的一些基本思路。
今天的德国是一个高度稳定的国家，德国人在没有重大危机威胁他们的情况下，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贸然转向，他们希望国家的政策保持“连续性”。另外，默克尔的务实作风，也符合今天德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诉求，既不跟着美国跑，也要和俄罗斯、中国等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生意上除外。
用一位德国专家的话说，德国选民并不傻，他们不会选“辣妹”当他们的总理，他们需要一位他们能够信任的务实认真的领导人。而默克尔这位来自前东德的物理学博士，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行走在今天的欧美各国，只要你肯花时间稍微深入一点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让你我感到陌生的世界。西方人的富裕程度，已经不再用香车豪宅这“硬指标”来衡量了。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土豪”们，提着装满现金的LV箱包，到巴黎疯狂购物的时候，在戛纳海边一家尊贵酒店的餐桌上，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某瓶红酒的年份和它所属酒庄的故事；当薄谷开来费尽心机用受贿来的钱，想要为儿子购买一套地中海面朝大海的别墅时，在不远处意大利的一座小岛上，贝卢斯科尼想要的是天下所有的美女，和上上下下当总理的快感；当几亿中国人在拼凑来的假期里，无奈地被堵在通往旅游景点的路上时，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一家人，正开着旅行车驶往靠近北极的一片无人水域，他们车顶的行李架上放着一条独木舟。
有人说，今天的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有着“代差”，在我看来，我们和他们似乎就不在同一个星球上。多年的发达和优越，使得西方人在思想深处有了某种“升华”，他们真的不关心政治，但他们却真的关心一氧化碳；他们打心眼里反感专制，却又羡慕举国体制下的雷厉风行；他们不再热衷于建造“泰坦尼克号”，因为驱使那条大船的所有高精尖系统，都出自他们的创造；他们也不再迷信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那样英雄般的高大人物，而更喜欢选出骑着自行车上班的卡梅伦，在快餐店和你一起吃汉堡的奥巴马，以及和你一样用手机发短信的邻家小伙儿或小姑娘，当自己忠诚的公仆。
今天的西方也是个旧世界。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怒斥法德等那些不愿和美国一起打伊拉克的欧洲国家是“老欧洲”，但他自己却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西方国家整体上实际上是一个旧世界。
随着工业革命，西方国家率先发力，在全球攫取了足够的资源和财富，在近300年里，他们统治着世界。但是，所谓“霸极必衰”，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渐渐发现西方国家里弥漫着一种好吃懒做、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多年的高福利、高度完善的社会机制，以及高度民主下产生的极度自由主义，使他们的优越感无限膨胀，进而产生世界大同和人类和谐的幻觉，失去了他们先辈打天下的斗志。
《纽约时报》着名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有一个理论，把世界经济用5种加油站来划分。在讲到西欧加油站时，弗里德曼惟妙惟肖地描述出了当今西方世界真实面貌：
第三种是西欧加油站。油价是5美元一加仑。加油站里只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很不情愿地加油，面无表情地换机油，而且一直在唠唠叨叨地对你说，工会的合同说，他只负责加油和换机油。他不擦洗车窗玻璃，每周只工作35小时，每天中午还有90分钟的午餐时间，午餐时间加油站关门。他还有6周的假期，每年夏季可到法国南部去度假。在街的对面，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叔叔在玩地滚球。他们已经10年没工作了，因为他们国家的失业保险支付给他们的钱，要多于他们最后一份工作的工资。
相比弗里德曼十几年前的这幅描述，2011年我在戛纳看到的情况，只能比这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时候，主权债务危机席卷欧元区，希腊还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但西方舆论指责的矛头，却指向雅典的那些示威者，认为他们不工作还想多发钱多休假，才是危机的根源。然而，有这样想法的何止这些希腊人。
前些年，我的好朋友刘欢因为要陪女儿在美国读书，在纽约租下了一栋房子。在国内习惯了各种周到的上门服务的他，却在美国寸步难行。
在一家大型家具超市买了一个床垫后，刘欢却怎么也找不到送货上门的服务。无奈，我们这位超级明星只好买了绳子，自己爬上吉普车把床垫绑上车顶，一路开回家里，再手拉肩扛一个人把床垫搬上楼。
人力少、人力贵，折射的是今天西方的这样一种模式：少雇人，但支付高额工资，同时征收高额税款，以此来慷慨地救济那些并不急于找工作的失业人员，并提供大量的其他福利。我没有资格从经济学角度质疑这样的模式，但我总觉得，相比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内时而无序的蓬勃和火热，西方这套近乎残酷的机制，代表的却是一种腐朽。而我更喜欢无序的蓬勃与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