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时候，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到了伊拉克的南部，靠近科威特的伊科边境。因为伊拉克北部的土耳其，拒绝了美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把路堵死了。所以美英联军大部队实际是在伊科边境集结，新闻媒体已经有所报道，美军在该处集结了12万人，英军有4万人，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军队。
从3月20日开战起，伊拉克每天都处在一轮又一轮、接连不断的空袭之中，美国宣布第一轮的空袭是“斩首行动”，紧接着又有“震慑行动”。美国部署在海湾地区的各种舰船，发射精确制导的“战斧”导弹，还有各种战略轰炸机、隐形轰炸机、F117、B2等，直接飞进伊拉克领空，对伊拉克各地的目标进行轰炸。除了巴格达首当其冲之外，巴士拉、摩苏尔等一些战略重地，都遭遇了频繁的空袭。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节奏。每隔一两个小时，空中就响起凄厉的警报声，导弹倾斜着飞向地面，天空震颤，光芒耀眼，阻断视线；地上的建筑仿佛在摇晃，下沉。每次空袭过后，都有那么一段死一般的寂静。当时有媒体分析说，按照美军的部署，空袭一段时间后，就要开始地面战，军队就从科威特进入。
于是，我就琢磨，如果从约旦不好进，何不转到科威特去试试运气？我们七个央视记者，都集结在约旦，可约旦除了边境上有些小冲突，以及可能出现难民潮外，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闻。我还是一心想回到战场，进入到风暴的核心。
当时，央视在科威特没有记者，而现在《环球时报》老总胡锡进，那时他是《环球时报》的副总编，带着一队人，以及新华社驻站的记者，还有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的一批中国记者，云集在科威特。那里俨然已经成为报道伊拉克战争的主战场。所以，我提出兵分两路，梁玉珍大姐和刘茁野留在约旦，我们这拨人转战科威特，大家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立刻联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电话一接通，我就听出，他的语气也相当沮丧。我知道，作为直属领导，对于我们无奈从伊拉克撤出这件事，他心里也挺憋屈。因为我们投入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苦苦挣扎了那么久，结果我们才撤出两天，战争就爆发了，他心里一定也不好受。
李挺主任安慰我说：“小水，你们还是要坚守报道，哪怕伊拉克不行，咱们在约旦、在周边，也要把报道做好。”
我建议道：“既然现在约旦有两批记者，我们大可不必扎堆，可以分兵作战，其实现在科威特才是报道重点，我们能不能转去科威特采访？”
李挺主任答应得很痛快。
于是，战争爆发的第三天，也就是当地时间3月22日，我们从约旦飞到了科威特。
一出机场，走到科威特的大街上，我们就看到了与约旦截然不同的景象，那里就是美军一个巨大的后勤基地。大街上随处可见美军的军车，各种装束的美国大兵，带有各种标示的武器装备，有陆军、海军陆战队、宪兵等等，处处弥漫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感。
为了方便媒体记者，美军还在科威特设立了一个国际新闻中心，由科威特和美国方面的相关人士组成，包括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文职人员，为各路记者提供媒体服务，也会发布一些即时的讯息。
我立刻被这种整装待发的气氛所感染了，对冀惠彦他们说：“弟兄们，都打起精神，从科威特出发吧！”
科威特的国际新闻中心是新闻大战的主战场，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人头攒动，仿佛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媒体联合国”。有的是文字记者，一个人背着个包，拿着录音笔；有的是浩浩荡荡一个团队，一看就是电视机构。拉美的、非洲的、东南亚的、北欧的，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记者，在各个柜台前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
我们决定向美军靠拢，希望能通过他们组织的“POOL”（联合采访团队），成为随军记者，跟随即将开始地面战的联军军队，进入伊拉克。
美国人很喜欢组织“POOL”，但这个团队的名额有限，许多媒体都想去，那就得筛选。筛选的办法五花八门，可以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可以抓阄，还可以指派。
指派的弹性很大，美国人一般会首选本国记者，美联社、ABC、BBC等大牌西方媒体也可以受到优待，还有一些“哥们儿”国家的媒体也会得到照顾，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亚洲媒体获得指派很难，CCTV当时虽然小有名气，但毕竟不是西方主流媒体，很难进入美国人的“法眼”。
“POOL”的组成会照顾到门类，电视、文字、摄影，不同类型的记者都有。这个团队能跟着美国的某支部队到前线观战、采访。那时候，伊科边境，联军的地面部队正在集结，前线已经有零星的战斗发生。记者要上前线，得签各种各样的生死文书和报道协议，报道内容也必须经过美军的审查。
美方会对记者们采访的文字或视频逐一审查，提出意见：“这个画面你不能用。”
“为什么？”
“因为你泄露了我们某种高级武器的机密。你也不能从那个角度拍，因为那个角度你会暴露我们联军的部署，可能会危害到联军的安全。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可能就会随之而来……”
可见，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也是有限制的。虽然他们冠冕堂皇地讲“新闻自由”、“媒体不能得罪”，给你提供各种采访机会，但你的报道必须得经过审查，也会有一堆的“清规戒律”。
但对我们而言，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采访机会，也是千载难逢。我心心念念想要回到战火燃烧中的巴格达，回到新闻报道的核心地带，但我们是被国家领导人以行政命令撤出的，如果我们违抗命令贸然回去，后果难以预测。我的同事、台领导都会为此事受到牵连和影响。但如果我们能跟随联军的联合采访团，名正言顺地重返伊拉克，安全系数也能有一定保障，我想，台里应该不会反对吧。
打着这样的小算盘，我们在科威特的国际新闻中心填了好几张表，交了上去。并且手写了几份英文的申请书，说明希望参加什么部队。
等待的时候，我们在科威特也没闲着，继续跟北京连线。那时候央视的伊拉克特别报道，每天24小时直播，白岩松和康辉一直坐镇主持。
我们要从科威特这个联军大本营获取大量信息。信息就像导弹一样满天飞，说不准哪条信息就会形成爆炸性新闻。每天处理的信息量实在太大，让我们备感忙乱的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每天一睁开眼睛，8档、10档报道就在线呼叫了。
我们填的表有一个“中奖”了，陶冶和康锐争取到了一次机会，跟随联合采访团，去伊科边境拍摄了当时联军的状态，回来做了一个报道。此外，再没有任何能随联合采访团进入伊拉克的消息。
7．凤凰卫视进了巴格达！
科威特的首都科威特城，是靠着海湾的一个很小的城市，总共才几十万人口，还没北京的东城区大。我们在报道的时候，耳边会突然响起空袭警报，伊拉克的“飞毛腿”从天而降，视野所及，浓烟升起，某个商场或居民区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那时候记者们最担心的是化学武器。由于美国人的宣传，大家当时都坚信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他们要报复美国，肯定首先会以驻守在科威特的美军、各国的记者、各个联军的工作人员为目标。如果仅仅是一枚导弹飞来，那造成的破坏大不了就是把这栋楼炸一个窟窿，而化学武器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心一直悬着。
出国之前，冀惠彦利用他在部队的关系，给我们弄了一大批装备，其中有急救包、药箱、钢盔、防弹背心，还有防毒面具，我们一路都背着。到了科威特一看，我们都乐了，驻扎科威特的各国记者，拿出来的装备，足够开一个展览了。蓝颜色的防弹背心，黄颜色迷彩的防弹背心，还有白颜色上面喷着TV的防弹背心和钢盔，人手一个防毒面具，没有的就直接在科威特军需品商店买。据说在国际新闻中心排队也可以领。
做新闻是24小时待命，而防空袭也是24小时戒备。
当空袭警报一响，记者全都一个个从楼上往下撤，拿着防毒面具往酒店地下室飞奔。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空袭警报，也不是第一次面对导弹向我飞来，但防化可不是小事，一枚导弹在其他地方炸了，化学毒气也可能顺着空气飘过来实施第二次攻击。等解除警报，大家再从地下室钻出来各干各的。
那些日子，科威特起码遭受过10次导弹袭击，事后证明，没有一次有化学武器。
在科威特度过的两天两夜，好像两年那么长，每当空袭警报凄厉地在科威特上空回旋时，我心里都会震动，像冰山崩塌，振聋发聩。战场边的媒体就是如此，火线上的记者就是如此，生死大关之前的新闻就是如此，让我难以平静，感慨、冲动、兴奋，五味杂陈。
我们焦急地待在科威特，等待和联军一起进入伊拉克的机会，一个突然的电话，却将所有的计划打碎了。
3月25日，央视《世界》栏目组的同事张郇突然给我来了个电话，他当时在应急对接小组里，配合战争报道特别节目，负责为我和白岩松提供计划、文案、外联等材料。他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说：“你知道吗？凤凰卫视的记者进了巴格达。”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下，好几分钟没反应过来，一片空白。张郇不说，我也知道是谁进入了巴格达，肯定是闾丘露薇。
我感觉脑袋被狠狠敲了一下！我长期跑中东地区的战地采访，之前又在伊拉克坚守了近两个月，可是现在，我在科威特，凤凰卫视的记者却已经在巴格达！这是失败！其次，这对于中央电视台也是一次很大的挑战，我眼前仿佛已经出现了很多飞舞的文字碎片，那是“9 11”之后社会各界对于中央电视台的诟病，对于凤凰卫视的赞扬。
我前所未有地觉得，我与我所供职的媒体，如此荣辱与共，同气连枝。
在约旦与闾丘露薇重逢时，我还专门鼓励过她去巴格达。当时我还处于某种不平衡的心态，觉得我反正没办法，撤出来了，我们中国记者不管哪家，只要有人能进去，也能代表我。但是，当这件事真实地发生，并且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一时间，我失去了方寸，心里的感受非常复杂，有失落，更有不甘心。我心心念念想要做到的事，只差一步之遥，失之交臂，现在却让别人做到了。
张郇有些担忧地告诉我，网上已经有舆论反应了，基本上就是一边倒地对凤凰卫视和闾丘露薇的赞扬，以及对我们的种种责难。台里知道这件事，也觉得挺窝火的，明明之前守了那么久……
我强迫自己深呼吸，冷静下来，然后对张郇说：“我现在也不管别的，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已经不在乎了，但是如果凤凰卫视进去了，那我们央视也应该能进去。”接着，我问现在是什么情况，闾丘做了几条报道。在询问的过程中，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不顾一切地回去！凤凰卫视能在那儿待着，我们为什么不能？
闾丘露薇的行动对我们而言，既是刺激和挑战，也是一个掩护，这使我有了更充足的理由回到巴格达。当然，如果我现在打电话向台领导请示，得到的绝对还是个“NO”，所以不能说。但是不说的话，我要怎么走？我在科威特每天从早到晚都安排了直播，有什么理由可以缺席？还有，就算走得成，要从哪里走？科威特有没有捷径可以进入伊拉克？
我连忙翻出地图，铺在房间的地毯上，开始研究路线。
我首先想，科威特离伊拉克南部的城市巴士拉很近，而巴士拉离巴格达也只有五六百公里，有没有什么通道能先到巴士拉？
但是，伊科边境大军压境，陶冶他们刚采访回来，那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果没有联军的指令和许可，寸步难行。而且，巴士拉到巴格达的那条路遭遇了严重轰炸，新闻报道中说，整条路已经完全瘫痪了，看来，此路不通。
还有一条路，从土耳其北边绕道，驱车两千公里到土伊边境，然后再从边境往下走，一直走到巴格达。但这条路实在太远了，物力和时间都不够。
剩下唯一可行的一条路，就是返回约旦，再闯“死亡公路”。
我拿起电话就开始联系各路关系，但是关于约伊边境的情况，没有人了解。不能肯定这一路是否安全，也不知道边境口岸是否彻底关闭，遭遇几次轰炸的“死亡公路”，究竟是否还能通行，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好不容易从几个约旦的朋友那里打听到，约伊边境口岸为了防止大量伊拉克难民涌入，现在已经不让进约旦了，但是伊拉克那边让不让进，似乎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又看到了一丝亮光，战争打起来，伊拉克政府肯定处于半混乱状态，我们去到口岸，说不定就有机可乘。
拿定主意，我立刻把配合默契的战友冀惠彦叫过来，说：“我想回去。”
“回巴格达？怎么回？”冀惠彦知道我惦记着这事。
“先从科威特飞约旦，从约伊边境再进，往里硬闯。”说这话时，我能听见自己声音里的渴望。
“那……跟台里怎么说？”冀惠彦探询地看着我，我相信他早已明白了我的想法。
“不说，豁出去了，就违反一次纪律！”
冀惠彦低下头，想了一会儿，问：“你是不是都想好了？”
“嗯，我想好了，陶冶、康锐和杨小勇留下，就我们俩去，轻装上阵，你带上摄像机、比干、海事卫星，我们就走。让他们在这边，继续正常跟北京那边连线报道。出镜方面，就让陶冶跟台里说我病了，扁桃腺发炎，嗓子哑了，他先替我两天。这两天里，我们能不能进得去，是死是活，也能见分晓。两天后如果没有我们的消息，就让他们如实汇报，说我们回巴格达了，失去了联系。人死活都不知道，台里还能说什么？那时候恐怕咱俩也不用操心了，都‘拜拜’了还管那么多？要是我们顺利进去了，就自己跟台里汇报。”
之所以只约冀惠彦一起回去，是因为多年来的默契，我明白他，他也明白我，我们都知道自己内心的愿望有多强烈，只要有一点星火，就能燎燃整片草原。
果然，冀惠彦听了我的计划，没有一点犹豫，但他建议，杨小勇也应该一起去，“万一顺利进去了，还是要报道，要直播，我们需要这个技术保障。”
我有些拿不准：“那得问问小勇，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我了解你，这事你肯定愿意干，我也需要一个摄像。但是小勇是个工程师，让他跟咱们提着脑袋玩这个命，能行吗？”
冀惠彦乐了，说：“能不能行那得试试。”
我说：“行，那就试试。”
冀惠彦悄悄地去把杨小勇叫了过来，小勇一听计划就“嗨”了，他本身就是个大大咧咧的汉子，尽管是工程师，但是常年在新闻单位工作，已经被熏陶得很有新闻素养，而且男人嘛，谁不想亲历大事件，更何况他是这么一个“热血中年”！他爽快地说：“跟着玩一趟就玩一趟呗，传送卫星什么的就交给我了！”
我当机立断：“行，那就我们仨，返回巴格达，让康锐和陶冶坚守。咱们定一个生死盟约，去路茫茫，前途未卜。我不能保证我们能一路安全进入巴格达，更不能保证我们到那以后能活几天，但是，这件事一定要保密，所有行为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有后果都由我们自己承担责任，行不行？”
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行！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