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个“老年人”又开始对两个年轻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样的谈话，不久前也有过一次。上一次，是劝他们为了大局撤离，这一次，是要求他们掩护我们重返。也许是在一个团队的时间长了，大家也都心领神会了。我们把计划说出来，陶冶和康锐只是迟疑了一会儿，就答应了我们这看上去相当离谱的要求。
后来，我专门为这件事请他们俩吃饭表达感谢时，他们告诉我，当时的迟疑，只是因为，他们太清楚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不忍心，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让我们去冒险。
当时，我们都很理解彼此的心情，整个伊拉克报道组面临这种“逃兵”的指责，面对这种“被抢了头筹”的尴尬，无论从个人新闻理想还是从团队荣誉考虑，此时返回伊拉克，还有可能扳回一局，否则，实在无法对自己的职业交待，也无颜见江东父老。
大家达成一致后，我还特别安慰两个年轻人说：“咱们定一个攻守同盟的战略，如果我们顺利进去了，你们就跟台里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殊的关系，从约旦通过一条沙漠上的路进入，联军没有轰炸，能够非常安全地返回伊拉克。”
当然，这又是个善意的谎言，我哪里还能找到什么特殊关系，那时候我连阿布在哪儿都不知道，我只能怀着一种有志者事竟成的原始执着，去完成那些应该完成的事。
我们仨直奔机场。从酒店出发时，我、冀惠彦、杨小勇、陶冶和康锐，互相紧紧拥抱对方，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告别。大家心里都抱着一种诀别的伤感，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见面，或许是最后一次拥抱，明天会发生什么，谁都无从知晓。
没有身在其中的人，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承受着一种怎样的压力。我们在科威特上网看到的讯息，同事和朋友所反馈出来的情绪，伴随着各种责难与谩骂，有形无形地传来，如利箭一般，插在我们心口。而我们，也唯有用这样的方式，去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道别。
选择了这个职业，便要履行职责，追逐真相，哪怕有时候，真相是伤害你的利刃，你也只能紧紧地把它握在手里。伤口，要自己舔舐，血泪，要沉默着擦去。更何况，不远处一场战争在召唤着我们去报道。
那时我最担心的是父母亲人，网络上的说法，无疑让他们在担心我人身安全的同时，又背负了沉重的舆论压力。他们会不会认为我给他们蒙羞了呢？或是为我不曾待在战区而松了一口气？无从知晓，至今我也不曾问过。因为，那对他们也是一种折磨和伤害。我从事这个工作，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磨炼的过程。每思及此，我都觉得愧疚不安。
我能回报给他们的，唯有坚持自己心中的理想，做我认为对的事情，仅此而已。
缓兵之计明显起了作用，台里对我暂时的失踪，没有任何怀疑，这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当战争进行到第5天时，整个中东的天气变得非常糟糕，一场沙尘暴不期而至。3月25日，当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约旦首都安曼时，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在扯天扯地的雨线中，找到了提前租的车，连吃饭都顾不上，跳上车直奔约伊边境。
中东这个地方，每年的三四月份便会有异常天气出现，沙尘暴是最常见的，在靠近地中海和红海的地方，偶尔会有雨。但是这么大的雨，我在中东来来回回采访那么多年，也是很少见到。那天，我透过越野车挡风玻璃，看着那疯狂刷动的雨刮器，有种前路茫茫的无措感。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一路究竟能走到哪一站——这种强烈的空乏，很少在我心里出现过，那一刻，却强烈得无以复加。
就好像，三个“天涯亡命之徒”，我看着身边的两个战友，不由得想到了这么戏剧化的一个词。是啊，这一路还有很多事情要想，却怎么也想不出结果，台里会怎么处理我们这种行为呢？会不会完全封杀我们的报道？我们个人能否承担这样的后果？
我甚至想到，如果实在不行，我就宣布脱离跟中央电视台的关系，对外宣称这完全是我们的个人行为。我甚至已经开始在脑子里演练那一套说辞，如何无奈悲壮，如何激情澎湃……
如今，虽然已过去了很多年，有些细节再想起来，就像是陈年的纸张，有些泛黄褪色，但那种心情，至今仍刻骨铭心，不曾或忘。
8．沙尘暴中的重返
一路胡思乱想，到达约伊边境天已经黑了。沿途看到很多装甲车和大型军车，整个边境处于一种戒严的状态。我们每走一段，就会被拦下，要求出示各种证件，但还算顺利地到达了约旦边境口岸。
在口岸办手续时，约旦方面的工作人员问：“你们是记者？你们知道这段路非常危险吗？”
我说：“我们知道，我们前两天才刚刚从这边出来。”
对方有些疑惑：“现在所有人都想办法从伊拉克往外跑，你们跑进去干什么？”
我说：“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记者，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跑到那里面。”
那个工作人员的表情有些微妙，说不上敬佩，是一种带着理解的微笑，他跟我们寒暄了几句，痛快地说了声：“那就祝你们好运吧！”接着，啪！啪！啪！三声脆响，给我们盖了章。
我们就这样亢奋而疲惫地，在夜色中走出了约旦国门，穿越了一片足球场那么大的空旷无人区，来到进入伊拉克所必经的一道拱门前。这是我们记忆中的痛苦之地，虽然站在拱门这边，就能望见伊拉克的办公区，包括行李检查、海关、移民等部门，但是要通过这扇门，正式进入伊拉克，得做好耐心等候、等到生根的思想准备。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回忆起1998年从伊拉克离开的一次经历，因为一个不靠谱的司机，我们在这里被扣了整整24个小时。
那一次，我们带了近一吨半的卫星传送设备，为了方便运输，我们就租了一辆像公共汽车一样的大轿车，司机是个30多岁的伊拉克人，胡子拉碴，腿有些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看上去很老实。一路上我们聊得很愉快，夜路漫长，怕他开车犯困，我们还时不时跑到前面给他点支烟。
出伊拉克边境时很顺利，可是穿过无人区到约旦海关时，出事了！海关工作人员要查司机证件，他蹲在车底下瑟瑟发抖，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惶惶不安。过了一会儿，约旦警方和安检的人也来了，很大声音说着阿拉伯语，有些我也听不大懂，只感觉他们语气越来越严厉，那个司机瑟缩得越发厉害了。
我们被命令待在车上，不许移动，突然一拨人将司机押着上来，让他将两排座位中间通道上的地毯掀开。我心想，不妙，这小子多半是夹带走私了。他掀开地毯，露出拧着螺丝的一块块铁板盖子，押着他的人递过去一个改锥，命令他：“把它拧开！”
那家伙苍白着脸，老老实实地把螺丝一个个拧开，“哗”的一声，铁板被掀开了，六个巨大的油箱，赫然出现在车底，每个油箱大约能装200升左右的汽油。
接下来，出现了令我终生难忘的恐怖一幕，约旦海关人员将司机铐起来，让他将所有油箱底下的阀门打开，把汽油全部放掉。我们怔怔地坐在车上，透过车窗，看着汽油汩汩地淌了一地，海关的人就在五六米远的地方，拿出香烟互相点来抽。我顿时觉得后背冷汗涔涔，这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巨大的汽油炸弹上吗？伊拉克的天气燥热多风，万一有个火星子飘在地上，我们就整体被烧烤了！这一幕，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事情很明显，这个司机就是以我们的记者身份做掩饰，走私贩卖汽油。伊拉克的两大特产：椰枣和石油，很受周边国家欢迎。伊拉克的汽油非常便宜，在巴格达，一辆普通汽车加满一箱油，折合人民币才几毛钱。驻伊大使馆的司机曾告诉我们，由于汽油太便宜了，每次结账太麻烦，他们就固定在一个加油站加油，年初扔下100美元，年底去结账，还没花完。当时联合国虽然对伊拉克有制裁，但允许用出口一部分石油和汽油换食品。因为汽油太便宜了，所以伊拉克民间有些人感到有利可图，就利用这种方式往外贩汽油。
因为这个倒霉的司机，我们在约旦海关被连番审问，经过再三解释，好不容易才说明白我们是记者，只是为了离开伊拉克而租了这辆车。后来，海关的人罚了那司机一笔钱，总算把我们释放了，前前后后总共被扣了近24个小时。
我从约伊边境口岸进出伊拉克大概有10次，虽不是每次都如此惊心动魄，但基本上每次都得脱一层皮。后来过的次数多了，我就有了经验，在进入伊拉克之前，我会在约旦境内买上几箱百事可乐，如果伊拉克海关这边有阻滞，我们就直接从车上搬两箱百事可乐，送到他们办公室。遇上好说话的人，对方大概会说一声“谢谢”，然后半个小时之后盖完章，如果遇上不好说话的，还得塞上50到100美元。
这次来到伊拉克办公区，没有可乐傍身，我心里直打鼓，不知道会遇上什么状况。深夜时分，整个办公区看不见一个人影，偶尔有一两辆小型巴士从出口那边出来，一看就是逃难出来的伊拉克人。
车停好之后，他们俩在车里等，我拿好护照，忐忑地走进一间昏暗狭小的办公室里，将护照递给办公桌那头的伊拉克官员，一个50岁左右的典型中东人，一脸胡须，一身西服，身材略有发福，可能是边检站的站长。
我恭恭敬敬地把三本护照递过去时，随手就把一张100美元的崭新票子，放在他桌上，说：“这是点小心意，我们之前刚从伊拉克出来，现在因为战事发生了，我们需要回去做报道，希望您能行行方便。”
站长先生查看了一下护照，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打着手势说：“不着急，不着急。”
我说：“好，那就等一等。”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看着他翻这个翻那个，就是不理我。
过了半个小时，我憋不住了，又问：“先生，现在天已经很晚了，越晚路越难走，您看能不能尽快给我们办一下手续？”
他还是打着哈哈说：“不着急，你先到车里休息，过一会儿再来。”
我只能无奈地回到车里，杨小勇和冀惠彦也很着急，不停地问怎么回事，弄了这么久。
我有点沮丧地说：“就让我等着，没说成也没说不成。我钱也给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拿到钱好像没什么反应。”
他们俩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憋着火等。当时，整个办公区好像只剩下那位疑似站长的先生，按理说国内爆发战争，边境口岸的人一般会很紧张，但是那个人看上去很斯文，沉得住气，我也看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
雨一直下，又这么火烧火燎地等了近一个小时，过了午夜，我再次下车，跑到那间办公室坐着。站长先生一见我就说：“你来了？你们这个护照有点问题。”
我脑袋里“嗡”的一声，糟糕，不会彻底给我们拒了吧？都走到这儿了，再要我们回去，那可是怎么也迈不开步子啊！眼前这个伊拉克人，并不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从巴格达到约旦，约旦到科威特，又从科威特星夜兼程地赶回来，他更不知道，我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信念，背负着怎样的责任而来，不行，绝对不能在这里被挡回去。
我咬咬牙，试探着问：“请问，有什么问题呢？”
他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护照上有前几日出境时的盖章，说明你们已经离境了，要再进去的话，需要由使馆重新发签证。如果没有签证的话，我不可能给你们盖章，让你们通过。”
我心一沉。其实，一路上我就在为此犯愁，我们之前的签证不是多次往返，所以一旦出境，理论上签证就无效了，站长先生的说法，实际上是合理的。
但是，在伊拉克，总是能找到与道理博弈的方法。
我连忙解释：“之前是因为临时性的任务离开伊拉克，还有很多设备和物品留在巴格达，没想到战争突然爆发，所以需要赶紧赶回去。”我还撒谎说，“昨天我去过你们驻约旦大使馆补签证，但是大使馆关门了。”
那时，伊拉克有许多驻外大使馆的确无法正常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个谎话能不能骗过去。总之，在那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就坐在那间昏暗的办公室，面对这个正襟危坐的伊拉克海关官员，用尽浑身解数地解释恳求。
我说，我跟伊拉克外交部的某人是朋友，和新闻中心的某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您看，中国跟伊拉克关系这么好，我们中国的记者很理解、同情贵国的处境……说了半天，他终于松口说：“这样吧！我再研究研究这件事，你还是先回去，明天再来看一下。我那边办公室还有点事，我要去一下。”
我一看他要走，急了，赶紧又往他手里塞了100美元。他很敷衍地说了一句“OK”，便又把我支了出去。我内心就像有把火在焚烧，但也只能再回车里去等着，百无聊赖地听着雨打车窗的声响，在不安中又过了一个小时。
我第三次去敲那间办公室的门时，无人应答，我又去敲旁边办公室的门，敲了好半天，他才揉着眼睛出来了，估计我在焦急等待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办公室打瞌睡吧。
他一见我就说：“来来来，你到我办公室来。”
我赶紧给他递上一支烟，给他点上，他跷着二郎腿坐下，依然是那种高傲的腔调：“我其实跟你们中国很熟的，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经跟随一个复兴党的基层组织专门去中国访问过。听说你们中国这些年变化很大，听说你们的邓小平很厉害，搞了改革开放，那你们现在是不是不信共产主义了？”
我一看他脸上笑容很友善，似乎有跟我促膝长谈的趋势，感觉这事有门儿，不管什么话题，赶紧陪着聊。
之前一直很沉默的站长先生，突然打开了话匣子，开始问东问西，问中国现在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怎么样，问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与复兴党在伊拉克的地位相比如何。这些看上去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耐着性子陪他聊了一个多小时，有问必答，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期间，他甚至把话题拐到了计划生育上面，说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孩子降生是安拉的旨意，是延续生命的下一代，怎么能人为控制呢？
我就客串了一把计划生育的国际宣传员，头头是道地跟他解释：“您看，我们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也并不算很丰富，如果对人口没有一定控制的话，人太多，资源分配不过来，大家就很难过上好日子。您想象一下，伊拉克才两千多万人口，国土面积有44万平方公里，而我们中国的人口有13亿，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俩在这个办公室，如果是搁在中国，就是二三十人在这屋里，根本就没有空间。”
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次“访谈”。心里明明急得要命，想着什么时候能赶紧给我盖章，赶快让我能进去，脸上却还得堆着笑，装出一副特别诚恳的样子，见招拆招，回答他各种稀奇古怪甚至很幼稚的问题。他甚至还问过，你们现在农村的女人，是不是还是那么一点小脚？
一番长谈之后，他就出去了，我以为他只是上厕所，结果快20分钟了还没回来。门外黑黢黢的，我四处找不到他，只好又跑回车上。冀惠彦出主意说，不行再给他塞点钱？我说，都已经给了300美元了，看来还不够。于是，我找杨小勇又要了200美元储备金，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