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只当希腊的荷马史诗是一个特色，不知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论文才真是一个特色。与中国的比起来，西洋的哲学论文、政治学经济学论文、军事学论文、科学论文等都不是文。印度的论文如《大智度论》、《瑜珈地师论》、《因明入正论》或《唯识论》等亦皆是没有文。而中国的论文则有《易·系辞》、《礼运》、《乐记》、《老子》、《庄子》、《孟子》、《孙子》，其为西洋与印度的论文所不可及者有三点。一、其立论的理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演绎而来，乃至如韩非子，亦还是有老子的“天地不仁”为其思想，比西洋的法治论高旷。再如孙子，他是一写就写出了永远新鲜的兵法论，德国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是把握了现代的技术方面，但在原理上还是不违孙子，不及孙子。至于《易·系辞》与《老子》
《庄子》，是今世纪发现了素粒子，亦在原理上不出其范围，物理学者与天文学者要想说明素领域的现象及新发见的天体的现象的所以然之故，远不及《易·系辞》与《老子》《庄子》所已达到的，那是已到达了大自然的绝对。
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论文非外国的可及的第二点，是发明了许多新字新语，一种是用以说明“无”的，如物象的“象”字、乾坤、阴阳、虚实的“虚”字，与“仿佛”、“窈冥”的形容词，与仁义的“仁”字、礼乐的“乐”字，皆是新字新语。又一种是用以说明“生”的，如“萌”字、“息”字、“屯”字、“茁”字。与说明水的生态的“涓涓”、“潺潺”等字，说明草木的生态的“葱倩”、“苍郁”等字。又一种是说明无限时空的字，如“宇宙”、“天下”、“世界”、“人世”等，与其形容的字，如“悠悠”、“渺渺”、“迢迢”等。
这种种新字新语使春秋战国时的论文的特色的内容得到明确的表现，而且使论文成为诗的。数学与物理学亦有其独自的符号与用语，但范围很窄，多拘于“有”，而西洋哲学的字语更是粗陋，他们的论文又怎能及得中国的。印度佛经里有许多说明“空”，与说明无限时间与无限空间的字语，但是没有说明“生”的字语，也没有阴阳的字语，所以印度也还是没有好论文。
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论文非他国的可及的第三点，则是中国的文章的造形就是有阴阳虚实与位置变化的，只有以这样形式的徘徊徐疾、有调而非旋律的文章，才能适应于写出中国的论文所特有的那种内容，所以必然是文学的，不是西洋的那种逻辑体系的报告文学式的文体写的论文可比。所以春秋战国时的论文能起《左传》、《离骚》、西汉文章的带头作用。亦可说《左传》、《离骚》、汉赋与《史记》都是带有理论文的色彩的。
如《左传》里诸侯间行人与司宾的应对，每能辞达而辩明，《国语》则多是正正之论，《国策》更有理论的纵横可喜。楚辞可说是纯文学，而如《离骚》与《渔父辞》都是在要明世事的是非与人生道德价值的再评定。如宋玉的《风赋》与《登徒子好色赋》，皆带有应对辩论。西汉的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亦是起于辩对，终于正谊。又如司马迁的《史记》，自云盖欲以“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性格就是理论文式的。《史记》的每篇都加有“太史公曰”的论评。
中国文明有一个“理”字，上自朝廷，下至民间，无抵抗的被接受于日常生活与人事的全面。西洋只有数学的理与物理学的理被万人接受，而中国的则是包括数理物理在内的通于天地人三才之理。一偏的数理与物理在西洋文学就要暂时被放弃，而中国的是大自然之理，虽在诗文里亦不例外。
中国文学是知性的，情操亦知性化了，所以无论诗文皆自然带有理论式。这拿日本文学来对照，就很明白。
日本的《万叶集》相当于中国的《诗经》，《诗经》里“大雅”最是多讲理论，《万叶集》里的歌则纯于抒情，没有是说理的。以李白的诗比日本西行法师的歌与芭蕉俳句，便知李白诗里处处有叙事说理，因此日本人以为不及西行与芭蕉的纯文学。但这是狭小的见识。李白的诗正是好在诗与非诗的边际。理也要看是什么样的理，合理主义的理当然不可以为文学，但中国的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的理，这理自身就是诗的，而诗亦必是知性的，说理可以说得来极自然。还有中国文学可以叙事即是抒情，则是因为那叙事真能格物，写到了物背后的象。
文明的历史，新石器的始生文明自约一万二千年前至约七千年前为一期。至伏羲神农而入于变期，伏羲画八卦，神农在黄河流域新定农业。伏羲画八卦是新石器时代发明数学与天文音乐等以后唯一的大发明，为西方古文明国所无。而至黄帝，则又入一变期。自伏羲氏至黄帝（约为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有似自春秋战国至秦汉，但是这变期较春秋战国更长，约为一千余年。自黄帝起开出一个新创造的时代，下至殷周（约为五千年前至三千年前）为一期，正式成就了汉文明。而至春秋战国，又入于变期，下去开出了秦汉，又是新的创造，自秦汉至明清凡二千年间，又为一期。而我们现在，是从清末与西洋接触以来又是入于变期。
伏羲画八卦，是次于新石器时代发见与发明数学、天文学、音乐、轮、杠杆、辘轳的奇迹，是人类知性的又一次高扬，故能开出黄帝至殷商的新成就。春秋战国的把文明来理论的学问化，这又是一次知性的高扬，故能开出秦汉的新制度与文物，可以沿用至于明清凡约二千年间。而我们今来提出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便也是为了今日我们入于新的变期，要有又一次知性的高扬。中国文明第一期从黄帝算起，第二期从刘邦算起，而第三期要从孙文先生算起。
汉朝真是高旷雄劲的，有新的政治产业制度，新的宫室建筑与道路工程，与衣裳器皿。汉朝有新的一统天下，有行于新制的强大兵威，凡百皆异于殷周的。我们只看当时的摩崖铭刻的字，如《杨淮表纪》、《石门颂》的书势，那气魄之大，真使后世善书者觉得不可及。所以汉朝的文章亦有这样伟大，汉赋是对彼时新的日月山川物产，宫阙市朝人物的盛大风景的欢喜礼赞，所以汉赋有这么多新字语，而其旨归于对天地寅恭，风动于情而绚于礼乐之正的一种思省。这汉朝文学的殿后是曹操的乐府诗与其手札。
新情操的时代
六朝是文学上新情操的时代。
六朝是中国文明入于新的变期，底下开出隋唐，与以前秦汉制度上虽有所改变，原则上并无异，新异宁只是在于情操上，这最是见于文学。
五胡乱华，肇因于晋之清谈误国，而晋之清谈实远从对于东汉崇儒之反动而来。
原来汉民族的精神是在黄老，儒家的则是路，也要有精神才能走路，所以是要两者合起来才好。西汉尚黄老，然至汉武帝已同时崇儒，而当时的大儒董仲舒也讲阴阳五行，参杂黄老，比董仲舒稍前有贾谊与晁错，实是儒术而兼法家者。法家在历史上每是儒与黄老的接点，如王莽，如王安石，皆引周礼行新法。但至东汉，变得儒教一尊，摒弃黄老。汉武有求贤良茂材诏，而东汉改为举孝廉，取士必以儒，气象遂不及西汉，此在文章上最易看出，《汉书》不及《史记》，马融、张衡、班固的赋亦不及贾谊、司马相如、扬雄。所以从文学最可见历史上朝代的气运。东汉是儒教固滞了，使人不得舒发，故起来了黄巾之乱，把这固滞来打破了，开出三国，才又见江山如画，一时多少风流人物，就中曹操虽经生出身，其人却是黄老的。曹操的诗文接于西汉。
但是儒教亦不可被偏轻。儒教的独得处是孔子的尊王大一统，使时人都有安心立命的质实稳重感。晋朝承魏，平蜀灭吴，统一天下，陆路与西域交通，南方海路，与罗马交通，王恺石崇因以致珍宝财富，张华因以博识新异之物，裴氏因以测定新地图。当时的音乐与舞亦翻出地方性的新趣，如白纻舞是吴地的，齐讴是齐地的。
当时是四方宾服，戎狄亦来归顺，入内地杂处。当时天下的规模与新气象，可说是汉武帝以后所初有。然而缺少一个绝对的大意志力来统摄。贾后一妇人，以朝廷为儿戏，八王之乱，皆五胡乱华之渐，而天下遂此崩坏。
晋人是偏轻了儒，缺少了尊王大一统的意志力来统摄当时繁华，遂流于享乐与放诞，以为旷达。当时的朝士清谈老庄，但是与西汉的尚黄老不同。尚黄老是有个黄帝疆理天下的意识的，去了黄帝而单说老庄，则真是懒惰无为了。
但亦到底是初平天下之后有一种雄劲，如陆机的《文赋》，左思的《三都赋》，便都有这种雄劲。《三都赋》不可当它只是模仿班固的《两京赋》，其实是因为晋朝承魏，平蜀、灭吴，时人对于魏都吴都蜀都数十年的新开发的成绩，看了有一种情感上的兴起。鲍照的也好，但是觉得小了些。竹林七贤中是阮籍与嵇康的诗文好。
晋初其实政治上也是有大人材的，如裴頠、卫瓘、张华，都不是空谈之辈，可惜多死在贾后与八王之乱，以后就把晋朝的命运交给清谈者王衍了。总总还是因为尊王大一统的意志不立。及洛阳陷于匈奴族，晋元帝渡江在建业即位，尚要王导于仪式中对帝表示敬意，群臣才亦有了敬意。其后王敦、桓温、谢玄轻率跋扈作逆，皆见时人的尊王大一统的意志一直还是不立，如此则虽有温峤、祖逖、桓温、刘裕、刘琨等从事北伐收复中原，也是意志力不够的。
晋时公卿脸上傅粉，吹笛，有马车好坐不坐，讲究坐牛车，日本平安朝效之，至今每年三月祭节，京都尚有公卿仪仗队，武士弓矢前导，公卿坐牛车，妇人宫装走在牛车前后，街道两旁观者可以想见当年。我看过一次，果然是非常美，然而黄老与儒皆不贵之。
自东晋转入宋齐梁陈，文学亦绮丽不足珍了。
时代的大意志力是到隋唐才建立起来的。不靠宗教的信心而可以有大意志力，这经过我们就要来研究，因为我们今天的世界现状也是缺少了一个大意志力。单就文学来说，这也是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学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要如何才能有雄劲的文章。
五胡乱华，其严重性相当于北欧蛮族灭亡了西罗马帝国。但是欧洲自此入于黑暗期几达千年之久，而中国彼时则没有入于黑暗时期。欧洲从此出现了许多蛮族国家，至今不得统一，而中国则五胡十六国随又统一于隋唐。其原因，第一因为中国的不是农奴制社会，第二因为中国有士，能同化五胡，第三因为中国文明有统一天下的基础。
晋时朝士虽然清谈误国，民间却还是很活泼的，这从彼时民间歌谣之盛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历史上几次都是士的文学像日蚀的隐晦无力时，民的文学就像满天繁星的璀璨起来。前如东汉，有谶纬童谣与“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乐府。又如《羽林郎》、《日出东南隅》等乐府皆带点民的文学，胜过同时代的士的正经诗文。后则如元明清士的诗文很少有可观，民的文学，曲与平话说书的章回小说且是发达。所以民间起兵都是民先动了，士然后也被激发，而与之结合，来指导民。
五胡乱华，如石勒、苻坚、王弥、卢循之兵，实是中国之民参加者多，与中国传统的民间起兵有所结合，才有这样大的声势。北欧蛮族入侵西罗马，也有是裹胁农奴，也有是农奴脱却土地的锁链来附从，才蛮族的军势能这样盛大，但与中国这边的性质两样。中国之民参加五胡乱华，极自然地收了使胡人同化之效。
士则如王猛、崔浩、高允。王猛同化了苻坚，崔浩与高允同化了拓跋魏。亦因苻坚与拓跋魏的军队里参加有中国之民，所以他们不是孤立。刘渊到了刘曜，石勒到了石虎，兵败即完蛋，苻坚以百万之众也是其败即完蛋，此是军中大半以上是中国之民，一旦被中国之民所弃绝之故。
王猛教苻坚扫荡其他胡族，崔浩教拓跋魏只管出兵讨平塞外，皆是为将来隋唐的统一华夏清尘除道，如云为王前驱。王猛与崔浩高允是结合了黄老与儒，尤其高允为文明皇太后与孝文帝行均田制，劝耕桑，立学校。当时的人们，是从五胡乱华的大杀戮大破坏，所谓天地不仁中打铸出来了大的意志力，更从均田制与耕桑及学校再建了人世之信，如此才开得出随来的隋唐时代的。
回想起来，从东汉儒与黄老分离，晋又清谈老庄而轻儒，至王猛崔浩高允才是黄老合于儒了。自晋朝缺乏统率时代的大意志力，直至拓拔魏始又再建立得此大意志力，其间时势的经过，也真是使人辛酸与欢喜的。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宜。”欧洲的蛮族入侵，陷入黑暗时期中，倘无基督教的信神，人真不想要活了。而中国人的信却不靠宗教，而是靠集义而生的浩然之气。这是孟子说的，集义是做的事有了成绩。最大的信是面对大自然，见着神了，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是对应大自然，通于神明的，就是义，集义是做多几件。
新石器时代发明了数学、音乐、天文学、轮、杠杆、辘轳、物理学、文字，这就保证了文明的历史遂行的自信，因为这些发明是对应大自然，通于神明的，是孟子的所谓集义。我们今日在做的事，譬如过平常的一天，写的随意的一篇小说或散文，也是个发明，如孙先生说的是革命的。用宗教的语法是可做神的见证的，这样的事多做几桩，自信就增加了。
信神是绝对的，而自信则是成长的，孟子称为养浩然之气。大自然的意志同时亦是息，养气亦就是养志，志是集义的信来养。
这信亦是培养时代的意志力的。五胡乱华二百年中，华夏之民是怎样又建立了时代的意志力的呢？这问题正也是今时我们的问题。
《颜氏家训》中，言彼时不但被五胡沦陷的北方，连南朝的年轻子弟也流行弹琵琶，学鲜卑语，眼看华夏的传统文明要扫地以尽了，焉知下去却开出了隋唐，是华夏文明的新生。原来彼时也不必看得这样悲观。依现在的例，青年学生弹吉他、唱英文歌、跳外国土风舞，然而依朱天文朱天心文章里所写的看来，他们竟也还是中国的儿女。这些女孩子、男孩子可被写成《击壤歌》的好文章，这就是有可被敬重的了。便如大陆的人民，也是可被张爱玲与陈若曦写成好文章。可以相信今是在中国文明的同化与新生中，像一朵花，等到将来一阵好风就会忽然开满的，像五胡乱华期间华夏文明的同化与新生，忽然一阵好风就开出隋唐了。这里的消息惟有文学最感知得，也最说明得。此所以文学必是革命的，依孙先生的话，没有革命即没有文学。
五胡乱华，中国并不陷入黑暗时期，此是汉民族的真本领。
刘曜陷洛阳，掳怀、愍二帝，使之青衣行酒，世上已无何物尚是至尊至贵。兵燹杀戮，人口十损其七，大难临头，家人骨肉岂顾生离死别，除惊骇与苦痛之外，人间尚有何物是感情？城阙市廛皆成瓦砾白地，田野荒为茂草，往往百里不见人烟，古来尚有何物是坚牢的？中国人是悟得了天地成毁之理，知《易经》说的“神无方”，则知老子说的“天地不仁”。
五胡乱华时佛教方盛，而中国人仅取其“太上去爱”，因为至亲则单单存在就是一切；而不取佛教的无常苦空之说。对佛教说的救苦难亦淡然，因为天道与求救有点不对称。当时的高僧南有慧远，北有僧肇，皆宁是以知性为法悦，可说不是宗教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