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所说的是不对的。《击壤歌》虽列于散文，但也可说是小说，小说有故事，而评论则有理论，读者容易说好，惟散文一似没有什么东西，单是写的性情，而未成故事或理论，所以读者不易知其好。其实是散文另可看出作者的有天才没有天才。如日本近代小说家，惟吉川英治、尾崎士郎与川端康成能散文写得好，如海音寺潮五郎、司马辽太郎与三岛由纪夫写的散文就缺少风姿。所以保田与重郎专写散文与歌，不屑小说。不屑小说是太过，但写小说比写剧本容易见性情，诗与散文又比小说容易见性情，写剧本与小说可以作伪，写诗与散文不可作伪。
“而散文好像都一样”，是不懂文章。写文章固然是忌都一样，就是忌重复。我曾与保田与重郎说尾崎士郎后来的作品亦犯重复，虽然每篇小说的内容不同，但气氛还是重复。保田忙问：“我写的东西也犯有重复吗？”我说：“你没有犯重复，因为你不曾堕入当今文坛的作品多产主义。”但是不懂的人只看小说与评论的内容不同，就是不一样，看未涉故事与理论的散文，便以为都一样。
这只是可比无趣的人看天，天天都是一样。那样的读者，其实也是并不能懂得《击壤歌》的。这里随意引一句：“风起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口齿不清”，有几人读了能晓得是好得了不得？
数学与物理学是为工程师与教师写的，不是为大众写的，最好的文章也是为大众的教师与革命干部写的，如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为国民党员写的。或曰：文章是乐，如国歌的要大家都唱才好。但是这句话要加上时代性。现在的猴子音乐最被青年所接受。
以前如西汉，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的文章都被读者接受，北宋是欧阳修苏轼的文章都被接受，现代也要开出新的好时代，好的文风才可以也被普遍接受。
而文章的最高责任对象是天地神明，不是大众或大众的教师与工程师与革命的干部，乃至国家，因为国家与所有人类也都是要对应得天地神明的。亦就是说要对应得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是这个缘故，所以数学与物理学可以不拿大众为对手，而世人无论识与不识，莫不景仰。
《易经》、《史记》、《赤壁赋》亦并不以大众为读者，而永远是代表无数时代的最高文章。今如日本，被最多读者接受的是秽亵刊物与漫画，最少人读的是《万叶集》、《古事记》、《碧岩录》，与汤川秀树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论文，然而今天日本所藉以立国者亦还是在此不在彼。
魁星在天
去年在台北，到基督之家做礼拜，听唱“圣哉耶和华”，我的全身彻底感觉着了大自然的一个强大无敌的力量。因想起中国是商朝也有这样强大的力量。中国现在也许还是需要像《诗经》里“商颂”与“大雅”里的上帝。这回又是为写《中国文学史话》，回想回想，重新感觉得《书经》、《诗经》与《易经》的文章的高旷雄劲，实是连后来汉唐的亦非其比，何况今天的卑隘靡弱的文学作品。
八、九年前，日本东京新闻与伊拉克文化部在东京主办美索波达米亚古代文明展览会，开幕前一日先招待皇族与名流观览，社长与良氏致辞：“看了五千年前乃至七千年前的这些文物，使人不得不想，从那时到今天的我们简直没有进步，也许还不及那时的。”
但我当时只是听在心里。
其后一次与谷川彻三氏（原法政大学校长，美术评论家）谈到陶器，他说：“陶器是世界上中国的第一，日本的不能及，波斯的亦差得远。尤其汉朝的陶器更好过唐宋的。但都不如殷铜器，殷铜器是把所有研究美术的人都压倒了。”我也只是听在心里，有时又来想起。
日本人收藏有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大壶二，形如陀螺状，一赠中国博物馆，又一陈列在日本博物馆，名陶工冈野法世见了贴地佩服，我问好在哪里，他说：“那样的强大而自然，绝对不是今日的我们所能想象。”我也听了而未能豁然。
而现在我是从《诗经》，才把文明史上的这个大问题来作了一次彻底的思考。
《诗经·大雅》有殷师出征徐方的话及周师“肆伐大商”的话，那句子的音律，一个字一个字都是彻底的，绝对的。那种强大，若拿来比印度的西巴神每舞时雪山与恒河都为之摇动，则《诗经》的是更现实的，而比起亚历山大大帝的出征波斯与印度，则《诗经》
的又是更有天地之大。虽《史记》写刘项之战，《汉书》写窦宪征匈奴，与苏东坡写“三国周郎赤壁”的词，要算得好了，亦不及《诗经》那两首诗的有绝对威严。这绝对威严非人间所能有。《诗经》的是天地人的威严。今时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日战争的史料，而未有一部写对日八年抗战的好作品，真是不可不深思其故。
原来古人是离神近，而后世的人们则渐渐离神远了。
当初新石器人是渡洪水时在绝地悟得了一个“无”字，于是悟得了无与有之际，悟得了大自然，即是与神对面了，新石器时代就是这样开出来的。当时真是智慧的新发于硎，所发明的东西为后世所绝对不能及。当时是凭空无藉的突然发明了数学、音乐、天文学、文字、轮、杠杆、辘轳及物理学，而后世人所能做的则惟是数学上的发明、天文学上的与物理学上的发明、音乐上的加工、文字上的加工、轮与杠杆的多方面使用等，都是凭借着原来的。后世人到底也不能于数学、音乐、天文学、文学、轮、杠杆、辘轳、物理学之外有所发明。火与绘画是旧石器人就有的，而陶器则是新石器人的发明。当时因为智慧新发于硎，所以凡做什么东西都新鲜壮阔，非后世人的创造力所可及。如此，就可知何以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那两只大壶压倒了后世的陶工的缘故了。
唐虞夏殷周是离新石器时代未远，新石器时代新发于硎的智慧尚未央，舒发而为唐虞之治，与殷铜器，与《易经》、《诗经》。
在文学上是余势一直到了创造出楚辞、汉赋与《史记》，在新鲜与壮阔上皆非后世所可及。
今年五月，东京新闻又与叙利亚文化部在东京主办叙利亚古代文明展览会，陈列自古代美索波达米亚至回教时代的文物。冈野法世也去看了，有五千年前的及七千年前的陶碗，竟是可以今天来用亦没有时代的间隔。我是与仙枫去看，仙枫也说五千年前的有一条颈饰的式样与颜色她很喜爱，现代人也可以挂。两人同意陈列的神像与器皿是年代久远的大气，年代下降，就变得卑小，不自在，精致变为装饰意味。
古代美索波达米亚是亚述帝国的城门遗址真使人看了有一种威力感，但是与殷帝国的该有些不同吧，因为那边的已是奴隶社会，而这边的则是井田制。他们那边随着年代下降而加速度的卑小恶劣化，我们这边则新石器时代的新发于硎的智慧与创造力一直舒发到西汉为止。其后倒也没有变化得怎么卑小恶劣化，反为是到时候忽又像休息的火山口喷出几道火焰来，在文学上是李陵、曹操、李白之诗的可贵。那好处是有唐虞三代传下来的高旷清亮强大。现在是朱天心的《击壤歌》有这个。西洋诗人有拜伦，雕刻家有罗丹，都是强而不大，新鲜感也不够。写《老人与海》的海明威与杰克伦敦，与西部剧的作者，那是更小了。日本三岛由纪夫只是比他们强大，没有高旷清亮。
中国的魁星是武相，峥嵘而激烈。其实朱天文的《青青子衿》
也是这样激烈的，但是在古琴里弹出来的，因为大，见得有徘徊，在殷勤的叮嘱又叮嘱似的。它像大海之水，满蓄着震荡，那不是杯子里的水会泼出来，所以能哀而不伤，怨而不愁，不走向决裂发狂，而是培养着革命。
后世的人何以渐渐离神远了？
读《诗经》的商颂与“出征徐方”、“肆伐大商”之什，真觉得现代人的卑小靡弱，是从几时起的离开神了？推究其故，文明是有造形的，而后来被造形的发展掩盖了，忘记了文明之始是怎样的，这就渐渐隔离了大自然，渐渐离开了神了。老子说“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驰骋畎猎使人心发狂”，是看不见了颜色之始，尝不出了味之始，感觉不着了无事的乐趣。学问、机械、肉体，发展到了末梢与极端都会把人淹没。如当初希腊人发见了无理数，还能面对着数之始，而现在的数学发展到了函数与集合，反为益益昧于什么是数了。物理学上今是机械应用技术的发达遮没了知性的阳光，以致原理的发见力萎死了。罗丹与海明威是以人的肉体的生命力自隔于大自然的无际限。杜斯妥也夫斯基是以人的肉体生命的情知求与神对面，不知是要你身上一无所有才可到得神前。人身本来亦是大自然的空与色，所以人身为神所造，然而历史上到了衰颓之世，人被肉体的男女情欲淹没了，不复知男女之始是有大自然的阴阳清肃。
《老子》所以提醒人到时候需要又来一次原始返本。《礼记》里且有特别规定：“是故大乐不和，大羹不调，大祭用醴酒生鱼，有遗味者矣。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在矣。”唐朝的雅乐传到日本，战后有一位法国的音乐家来日本观雅乐，非常惊叹于其能用不协和音，此即是行于繁华而仍能有着音乐之始的泼剌。世界上各国都有文字，而惟独中国有书法，汉字原是基于象形，但不同于绘画的象形，书法的字体是写出了万物成形之始。又善书者墨具五色，并非真有红黄蓝白黑五色，而是善书者的性情与笔力能写出了颜色之所以为颜色，尚未成为红黄蓝白黑的色之始。
张爱玲真是绝世聪明的女子，彼时她像现在朱天文朱天心的年纪，她路过斯宅看戏，信里说戏台下的那些乡下人仿佛是几何学的点，不占面积的存在，她这一语使我明白了人身是如来身。她一次说西洋人有一种隔，隔得叫人难受，这又是一语打着了西洋一切东西的要害。朱天心在《击壤歌》里写“风起的时候”可以匹敌得张爱玲的这一句。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文学与天才，就从这里来评判。
张爱玲说西洋人的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白手套的手背上，她说这话是在抗战后期，今已过了三十余年了。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的产国主义社会的物量成了一切，也不再单是西洋人的事了，我们周围的青年，也多是像把头蒙在塑料袋里听录音机械播送的音乐，食物是味精的味，颜色是化学颜料，天下孰知正音？孰知正味？孰知正色？刊物泛滥，连小孩亦无复单纯感知字的美。现代人是这样的对物的素面隔断了，也就是对大自然隔断，与神远离了。
所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的提出，来到了大自然里，来到了神前，与我们的祖先开启新石器时代一般的智慧新发于硎，现前也像是一万年前我们与祖先一淘在发明数学、音乐、天文学、轮、杠杆、辘轳、物理学当时的心境。我们重新来制礼作乐，文学上亦自然产生又像尧典虞书、商颂周雅的高旷强大作品，其余势一直走到西汉文章那样的。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论文的时代
春秋战国是论文的时代。此是因为彼时把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明全面加以理论的学问化，所以当时的论文有知性的新的光辉与劲势，刺激了文学自身的创造力，故有《离骚》与其后西汉的文体的。
原来当初新石器时代的人发明了数学、音乐、天文学、文学、轮、杠杆、辘轳与物理学，确立了农工与手工业，制衣裳宫室器具，当初在一淘的几个民族分袂了，在新地域建设起美索波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汉文明、倭文明。其中惟汉文明自黄帝至殷周成就了井田制的王天下。文明史上这一段有数千年之长，都是为之而不自知其故，因为都是天成的。
而及至春秋战国，忽然起了学问化的运动，即是要知道凡百的所以然之故。譬如无与有之理是原先也已悟得了的，又如《易经》
的卦象与爻也是原已知道的，至老子才正式提出了“无”与“有”
的字眼，而加以理论上的说明。还有孔子是作《易·系辞》，说明大自然的所以然之故。这也就是“明明德”的运动，把原来是文明之德的东西来加以理论的学问化的说明。这个学问化运动，在希腊与印度也与我们同时出现，那边也有诡辩派与外道，像我们这边的诸子百家争鸣。彼时何以中国、希腊、印度会不约而同的起来学问化的潮流？只能说是因为世界史上有过这样一个大节气。但希腊人是在文明的根本问题无与有的题目上，才开头就已挫折了，对大自然的所以然之故到底攻打不进，他们只做了数学的学问化。印度人也是在无与有的主题上答得不够分，他们是说“空”与“色”，但他们不知道空与色之际，所以也做不出成绩来。
惟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学问化运动才真是做到了普遍与彻底。
新石器时代发明数学，即是要到《易·系辞》才来说明了数的所以然，数是在于物之象。《易·系辞》与《老子》《庄子》不从物质去了解物质，而从物质背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的阴阳动静刚柔来说明物质，连天体在内，如此，天文学与物理学的所以然之故亦都说明了。大自然是“神无方而易无体”，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的把神亦可以理论来说明的。《大学》的格物致知，与《老子》《庄子》说的弃知，是把新石器人的悟亦说明了其所以然之故了。希腊哲学里没有说悟的，印度人有说明悟（他们称为觉）的，但是他们的觉没有对象，还是说明得不好。惟有《大学》的格物致知与《老子》《庄子》的弃知，才可以把技术的太始轮、杠杆与辘轳的发明（是与数学、物理学、天文、音乐、文学等的发明在性质上不同的另一种发明法）的所以然之故亦来说明了。音乐是新石器时代发明的，世界上也只有中国的《乐记》能以理论说明音乐能说明得这样好。
孔子而且把大自然的无与有，在人事上取名为仁与义，乐与礼。孟子更把老子庄子的弃知与无为，取名为良知良能。于是把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明全面加以理论的学问化，可比把田地都来重新犁翻过，好播种新的作物。这样就起来了诸子百家争鸣，他们都是写的论文。这知性的新光辉与劲势，刺激了其他面的创造力。先是文字，向来甲骨文的形体大致是规定的，殷周铜器的铭文虽生变体，但也有个共同标准，可是一到春秋战国，各国的篆书的变体就骤然增多了。政治与产业方面是变制变法，军事也出来了新兵法，衣裳、宫室、器皿方面也出来了新式样，文学方面是论文刺激起了文学的全机能，如此乃出现《左传》、《国语》、《国策》，以及楚辞与后来西汉的文章。如果没有春秋战国这次理论的学问化的大运动引起知性的新的创造力，是不可能开出后来秦汉的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