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出自王官，所以士对于文章一直看得尊严，不是今人所谓文学家的资格所可写。文学家只等于艺人，中国向来对于陶工、画师、雕匠、优伶等只许其当作一件活计来做，所谓做生活。文章之士的身份亦与雕匠优伶等同列。你不是士，即不在神前，即没有资格来写礼乐文章的文章。从前天主教只许神父读圣经，便也是这个资格问题。中国有士而非宗教，这资格问题的意义就更容易明白。
西洋后来是马克思讲文学者的阶级的资格，这就一无是处。作者的资格惟可是在神前的资格。托尔斯泰晚年注意到这个，但是这个话沾上宗教就不好了。
言语与文章皆是神的。我比较爱古印度的经典吠陀之与婆罗门，觉得比以色列人的圣经与神父宗教性少些。近代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对于神，也比托尔斯泰的好。而中国的诗人则是说仙意。
我是一个文艺者，我以一个文艺者的态度来对待我所描写的对象人物，这样的说话平常不觉其有毛病，今讨论到朱天心以后将如何写作，比方写八十回以后的《红楼梦》，才分明觉出神的问题了。才豁然知道文艺者的态度云云是怎样的浅薄了。
朱天心的是王风文学。
《击壤歌》里的国文老师的教法于她不合，她也对那老师敬爱。数学是她放弃了的，她也觉得数学伟大。她的性情搞不来她妹妹那种多情的恋爱，但是听她妹妹说“你不懂的”，她即刻承认恋爱比临考还难，比数学还伟大，她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好的。
《方舟上的日子》里那男孩子踢路上的空罐头也踢得很好玩，与梁小琪跳舞时也托她的下巴，也吻她的嘴，然那男孩女孩都自然极了，是行的现代的格式，却像古往今来都是这样的，好到尚未有圣洁的名字。
然而朱天文说朱天心对于她所不赞成的事也有强烈的不喜欢。她母亲慕沙夫人我也听她讲过朱天心的同情此人，讨厌那人，当面做得出来。今后朱天心的文学会开向一个是非分明的世界吧。也许她还可以写台大四年记，是北一女三年记的风光的继续，却能不是重复的。
可以一般是王风的，然而总该是不同的吧。再出了学校，就不能不写成人社会的种种不平事，还它一个是非分明了。这不是说前此所写的只是童年的世界不完全，那已是十分完全的。也不是说王风要收起了，如童心的要收起了，童心与王风永远是革命的格调，也是文学的基本格调，虽是在写一个是非分明的世界。文学只是像修行，朱天心还有修行在后头。以后要写的是孙先生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
拿现前的事来说，如以前有些文化人对我的攻击，朱西宁是与我同在激流下，朱天文朱天心虽然气愤，但是年纪还小。与这类似的场面，朱天文朱天心将来会是与之正面相对着的，这就是于你做人的磨练了。这里首先是见识，其次是器度，而于是有誓愿，合起来是一个悟得，革命的豁然。
人拿反日运动的民族大义攻击我，这就是关系时人的见识与器度的问题，比起悲愤，你倒是先要喜欢自己的见识与器度跟他们的不同，此是将感情上雾数的事把来在知性上过一过，使自己觉得清爽相的第一步。再留心看看此种现象还关系时局的气候，你就可以从自己个人所受的不愉快中走出来，稍稍也可以胸襟开阔些了。
这也帮助你明白形势，量量自己斗得过，斗不过，有时候也要学学韩信。你乃可以想象当时韩信在淮阴市上被流氓拦住作难时他脸上的那表情，觉得亲切。朱先生是陪我直接受激流冲击的人，他有一句话：从来先知都是遭迫害的。他这样说时他与我早已心平了。天道是认真而儿戏，若非因那些人的迫害，我也不会来景美开了半年《易经》讲座，也不会在那爬藤与木瓜的大叶子的窗下写成《禅是一枝花》（碧岩录新语）。也不会暑夜在那院子里与朱家一家人看昙花盛开。也不会有那袁琼琼到过《易经》讲座来听讲。又也许不会有后来的“三三”。都是他们把我从华冈扫地出了门，才只可到景美的一条小街上逛逛，买枝原子笔哄朱天心又写一回《击壤歌》。我还给朱天文她们写了序文。天道失败都是成全，我喜欢《三国演义》里写曹操的句子：“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繁华皆有意。”倘若朱天心把这场面写出来，亦还是有王风的。
我对自己是有忧患的感觉，而没有对自己不满。对于那些人，我没有意思当作敌人，也不憎恨他们，但是对于他们所做的也不原谅。我的心境已到了像天道无私，一切总归于人世的劫毁与创造中。
《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是人神攸赞的文学，以后朱天心却是要写天道与人事。若不知天道，即是不知革命。这就文学来说也是开出了一个新的境界。若干年之后，今日的恶人恶事都要成为过去，人们所关心的当年的我们对恶人恶事的那态度，个人的不愉快，集团的憎恨，与造作的阶级的敌意，写在文学里会是怎样的琐小与低劣，只看都收不进渔樵闲话里就可知道。
新的境界的文学，是虽对于恶人恶事亦不失好玩之心，如此，便是写的中日战争那样复杂的成败死生的大事，或是写的痛痛快快，楚楚涩涩，热热凉凉酸酸的恋爱，亦仍是可以通于《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里的那单纯、喜气、无差别的绝对之境的。文章就是写善恶是非最难。这回偶然看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只觉真是人不能写比他自己高的对象。苏轼与王安石是政敌，而两人相见时的风度都很好。林语堂文中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当事人更甚。苏与王二人有互相敬重处，而林语堂把王安石写得那样无趣，甚至明知故犯的对史料作不当的取舍。他赞苏东坡，但苏东坡在海南喜欢异雀飞来的吉兆，这些他都不录。他写朝云，但对苏东坡与朝云二人的高情到了死生忧患都了悟的一点他就不录。林语堂的俗就是完全不知有天道人事的“天道”二字。
民国以来，倒是“五四”的新文学有可喜，那时的青年斗旧礼教，纵使有的地方是斗错了，亦还是有风光，而其后北伐与对日抗战，在文学上却不留下一点风光。中共经过那样大的斗，也不留下一点文学，都是因为只知写斗的人，不知写同时还有着不斗的天。
这里我觉得先要从文学上脱却西洋起。中国文学是向来都有一个“天”字的。
毛泽东有秦皇岛观海诗，但是不及秦始皇的峄山刻石诏辞，也不及魏武帝曹操的《观沧海》诗甚远。我游日本大洗矶边，亦题有诗：
浪打千年心事违，还向早春惜春衣。
我与始皇同望海，海中仙人笑是非。
天道有在是非之上。中国文学里习惯了说天，说仙人，比说神好。因为神容易被说作比人还更逼实是非。
《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是未有是非，未有敌斗，未有恋爱的文学，但是写有是非、有敌斗、有恋爱的文学也还是必定要与之在性情上相遇的。
中国文学里的恋爱原来也是现实的境界，而又高又开阔，而今人为学西洋的，都把来写窄了，只可以上话剧，不可以上平剧。朱天心说要痛痛快快的恋爱它几场，就要看她又是怎样的写法了。
看到那般文化人的乱攻击人，他们攻击胡适，说他于提倡白话文无功，攻击刘大中，攻击林语堂，于是攻击我，这种乱糟糟真使人想念一个清平世界的秩序。再看看大陆的斗法反法，更使人想念要一个清平世界的秩序了。如此，即有许多事情与许多东西都不得不重新想想过。比方《击壤歌》里的小虾穿了风吹得圆圆的飞起的裙子，与上身穿的风灌满了一胸口的敞衣衫，以及乔穿的牛仔裤，姿势斜签着立在篮球场，那种的好法，都是个人的，而若是一个清平的时代，则必有一个时代的威严与安静的衣装样式，不是个人的。如唐朝明朝的衣裳。个人的设计怎么的亦不能有一个时代的大的安定，一个时代的大的风流的美。
音乐也是如此，弹弹吉他唱歌跳舞虽然也好，那是依个人而好，有着严格的青春的限制，怎及得清平时势的音乐使人感觉一统山河的大，有着悠远的而现实都在之思。仙枝早先爱看电影，说电影也有好多意思，及后她读起书来，读《庄子》，看《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看平剧，看昆曲，她就知道电影没有多大意思了。《方舟上的日子》里的与《击壤歌》里的舞台与行头，以后随着演新戏是可以全部换过的。我们使用的东西，皆要有一个时代的威严，生在清平世界的秩序里的，而不是零乱不安定的个人趣味的那些。
文章的内容情节亦是如此。《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里所写的是青春情意的无保留，而自然有制约，像一朵花开足了，而不会是把花瓣的轮廓来破坏，无保留与制约原来是同一回事。可是以后写成人社会的艰难事情，写焦桂英唱的“人世风波险十分”，写一个世界的没落与新生，你有本领，就也要能把一代人的情意写得无保留，然而自然制约，不会写成吃人社会的《狂人日记》或变态欲情。因为世界虽乱，亦作者的心中有着一个清平世界的秩序，这是文明的古老的记忆，也是今要建设的新时代的底样。
我偶尔给我所喜爱的人写信，被说我的信写得不亲。不知我是与朱天文朱天心亦不亲的。袁枚怪苏诗少情，但苏轼被罪获释贬黄州时游净居寺诗有云：
稽首两足尊，举头双涕挥。
灵山会失散，八部犹光辉。
愿随二圣往，一洗千劫罪。
他是忧患后如见了亲人。而我的忧患是远比苏轼的更大，我若见了母亲或妹妹，倘使我有妹妹的话，我亦但是柔和有礼仪，不会有泪的，不但没有亲昵，还像是不诚恳。其实苏轼于朝云亦惟云“事余以礼”，不说亲昵的话。夫妻相敬如宾只当是平时的，忧患后才知此语更真。前此我只知“天地不仁”这句话很大，是对于史上的世界劫毁的，这回因袁琼琼一提，才又知还有一句“至人不亲”，是把忧患都化为人的端正清好了。
原来礼仪这样东西，我们平常只当是形式多于情操，生活顺境时来行行的，却竟是可以含蓄着怎样重大的处境与怎样强大到无保留的情意的，是情意的无保留与制约为一的自然秩序。现在来讲文学创作，就是要知道有这个清平世界的秩序，这里就情操也都成了是知性的。晓得这个，就够你在文学里写怎样重大复杂激动的事实，场面与情绪亦可以总是有余裕的，像袁琼琼说的“单身的时候是顶秀气的，女式的单身”。
史上新文学之兴，多是受了自然界的新发见的刺激。
天文学上的与物理学上的新发见，引起了对自然界新的赞叹，这是发动新思想与新文学之始。因为对自然界的改观，引起了对文明的原理与思考方法的再审定，所以新文学必与新思想并行。我读小学时正当五四运动开始，暑假回乡下，晚上在檐下乘凉，听中学的表哥讲西洋的科学说星有多少光年的距离，抬头再望望星空，不胜向往，若没有这向往，是也不能发新时代的大志的。彼时不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风动了全世界，那完全是知性的风动。史上若没有像这样知性的风动是不能有新文学的。
新时代开始的文学多是理论的，如楚辞汉赋之先有春秋战国诸子的论文，那些论文都是对于自然界与人事的原理的再审定。彼时的新文学都是带理论式的，如汉赋的曲终奏雅，末后总要讲一番治世的道理。《史记》写《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亦是诉之读者的知性，不诉之读者的感情，程度低的都喜欢项羽，程度高的才知刘邦此项羽好。
六朝佛教传入最盛，如僧肇智顗等亦是先在知性上感兴，把来理论化了，然后佛教思想成为中国文学的新情操。基督教唐朝已有景教碑，但基督教拒绝理论，所以不能进入中国文学。彼时中国对于西域的文物是统统接受。罗马的东西亦有输入，卖酒的胡姬有戴罗马珠饰的，但于罗马的思想学问与音乐等则全不采用。罗马的音乐只被当作灯市耍戏的杂伎之一。罗马的那点点数学与物理学，当时中国是还高过它的，而罗马的思想与艺术则与中国的是可比血型不同，不可以输血的。印度的与中国的血型相同。与希腊也还有点像远亲似的。
五四运动所接触的是希腊精神，所以有益。但后来则是罗马型的。西洋的天文学物理学是世界性的，不受血型的限制，如日本已追上了西洋的，我们要追上也不难。但西洋的哲学与文学则与我们的血型不同，不可以输血。今天最贫乏的就是理论。今天文学上最不足的是知性。法国革命的文学也是伏尔泰等思想的理论文当先，五四文学也是胡适周作人等的理论文当先，周作人与鲁迅使当年的青年歆动的，并非什么小说创作，而是其讲理的散文，可见时人是如何的需要讲思想理论的文学了。你看文艺作品，看一件已经创造好了的作品，但理论文则是教你自己去开出世界，自己去创造作品，不限于文艺。是这个缘故，所以史上凡新时代开始，皆是理论文当先。又所以好的理论文必是叫人读了兴发的。刺激是感情的，兴发则是知性的。
我们今做新文学的运动，还是要有理论的文章。
虽小说的创作亦要是知性的。如张爱玲的作品即是知性的。从来风靡一世的，如苏轼的诗文，小说如《三国》、《西游》、《红楼梦》都是有一种知性的光的。知性是感情的完全燃烧，此时只见是一片白光。而许多激动的刺激性的文学，则是感情的不完全燃烧，所以发烟发毒气，呛人喉咙，激出眼泪。知性才是欢喜的，连眼泪亦有一种喜悦。
孙先生教我们的革命是要通过政治，但其出发点是憧憬于一个大的理想，即新的对自然界认识与新的对人生的认识，在日常生活的全面对待，人有了新鲜的情操，对物有了新鲜的意思。它是世界性的，亦是带有民族的个性的。通过政治革命是为实现这个。所以革命的新文学亦从开头即注定了是要知性的。
今人以为理论文不可是文学，这个观念先要改变。再则以为小说是无责任的写实，这个观念也要改变。
文学是写可珍重的东西。《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与《青青子衿》就使人读了发现现今尚有许多可珍重的东西。可珍重的人世是，在拥挤的公交车里男人的下巴接触了一位少女的额发，也会觉得是他生之缘。可惜现在都觉得漠然了。有一带新造住宅村，是午前九时左右，男人们都上班去了，有一家人家的年轻少妇在扫除房间，敞着障纸的格子门，在檐前阳光里晒棉被拍打，抬头看见我在门前路上走过，是不相识的人，亦躬身含笑说“早安”。
这可说是古风的了，然而真是清新得像早晨的太阳。福生市七夕祭的翌晨，我散步时在路上捡得一块女式手帕，把它放在庙里神前的桌上。昔人上元夜拾得遗帕坠钿，有多少遐思，但是现代女人的东西使人不能安心，只好让神去祓除了。人世原来都是可珍重的，但今要以革命来禊祓。基督教讲赎罪，佛教讲超度，中国的则是禊祓，像人家除夕把屋宇都来掸尘，把祭器与桌椅都搬出来擦刷冲洗了，好过年都是新的。又像王羲之一班人三月三日集叙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也是“修禊事也”，所以中国文学是讲天地清明，不同于西洋文学的向上帝讨正义，而从恶魔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