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贵人之事，这句话牵涉到大众化的问题。陶工冈野法世与我说：“只做观赏用的陶器，会渐渐的窄小，贫薄，至于怪癖，我自己感觉到要多做日常实用的陶器。”他近来烧的几窑都成功，很高兴。我去看时，也有碟，他说碟还是以前有一回烧的好。取出家常在用的一只来比，说像这只碟缘的线才是有意思。人世是可以日用的东西一一是个意思的存在，所以都是贵气的，所以可以平民亦是贵人。文学亦是像这样的，但不是大众化就能。在于西洋，文学只有一部新旧约圣经最好，但那是希伯莱人的。圣经的文学不是为大众的，亦不是为神父与牧师的。
中国向来说道比术贵，官比吏贵，现在来说是政务官比事务官的地位高，但是礼乐之世，即技术与事务亦可以是法姿，惟行而不知，要知之者才是更贵，文章就可以有这样的知。不但比陶器，也比音乐与数学更有这个知。数学出自无理数，文章就可以有这样的知。不但比陶器，也比音乐与数学更有这个知。数学出自无理数，而以数学的方法不可能求证之，故不能绝对精密。音乐可以做到绝对的音阶与舞姿，但是音乐自身不能说明其故。惟文章的造形亦可到音乐所能到的绝对境界，而且能说明其故。因为文章是言，新约有一句：“太初有言，言与上帝同在。”人世文明的总蒂与遍在是礼乐，而文章是其言，所以称为礼乐文章。文章不止是一家之言，而是众家之言，它代音乐图画雕刻建筑等立言。文章是代天立言，代一个世立言。所以有三样东西最贵气：自然贵，礼乐贵，文章贵。文章是觉之言。
天道人世
古来中国的文学就是：一、对大自然的感激。二、忠君。三、好玩。四、喜反。
对大自然的感激
对大自然的感激，最早的就是舜的《卿云歌》，《尚书》“尧典”与“洪范”就是日月星辰与岁时、名山大山与天子巡狩的文章。
《诗经》讲朝阳里的梧桐与凤凰，讲“倬彼云汉”，讲“七月流火”，讲“春日迟迟”。楚辞虽多名状草木，还不及《诗经》
的阳光世界，与种稻割麦蒸尝的陇亩与家室风景。《易经》的“象”、“文言”与“系辞”，与《老子》《庄子》，皆是世界上最好的文章，皆是直接写的大自然。孟子的文章好，是写的人对大自然的觉。《周礼·王制》，惟王建国，与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是中国文学里朝廷之尊与官人的贵气的由来。
宋玉的赋比屈原的《离骚》更近于自然，《高唐赋》写那神女对楚襄王问，“妾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巫山之下”，与后来曹植写洛神的容貌若晓日之发芙蕖，其姿态是“若将进而徘徊，意欲止而复翔，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皆是人与自然同一美。其写东邻之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脂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是比数学还绝对。司马相如与司马迁都有这样自然，班固就在自然上较差了。后世是李白苏轼的诗有大自然的浩浩，而亲切现前。中国文学的仙意，与此有关。
班固的《汉书》不及《史记》，是《汉书》里人事压没了自然。李白说六朝的诗不好，也是因为六朝的诗里人事胜于自然。宋儒很败坏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因为宋儒只知在那里讲天理与气，但是不知天意，又不知大自然的“象”与“文言”，变得更是人事压没了自然。
西洋文学就低俗在其有人事而无天意。
西洋的古代文学没有写自然风景，近世的有写自然风景，如托尔斯泰写俄罗斯的大雪旷野中的马车，如英国王尔德童话中的写月光，但皆是只写了物形，没有写得大自然的“象”，那情绪也是人事的，不知自然是无情而有意，所谓天意。近世西洋的画家想要脱出物形，但亦还是画不得大自然的“象”。想要弃绝情绪，但亦还是画不得大自然的意思。
西洋是古时有先知与女巫预言神意，但也神意不即是天意。冈洁说自然科学不能知自然，而只能知自然的末端的表面的现象。宗教能知大自然的根本与无生有，但是不知其变化演绎。西洋的先知与女巫知神意而未必知天意，西洋的产国主义的做法今到了严重破坏自然环境，此中消息是早在他们的文学中已透露了。西洋文学里没有自然。如此才更知道中国的礼乐文章的可贵了。乐就是通于大自然的。西洋没有礼乐之乐，西洋音乐的都是人事的情绪。贝多芬读了舒伯特的乐谱，说是有神的光，但也只是接近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自然的新鲜感罢了。
而如此亦可来评中国历代文学的气运了。凡属三分人事，七分天意的，乃是新朝方当开创之际，这在当时的音乐与文章里最显明的可以看出。如西汉，唐初宋初的文章，皆有日月山川的气象。明初清初的较差，亦明初尚有高青邱的诗，清初尚有王渔洋的诗，比较的清明高标。一份人家亦是如此，凡属三分人事，七分天意的，必是兴旺之家。
其次，凡属五分人事，五分天意的，则是到得全盛时代了。如东汉盛时，如唐朝开元年间。
东汉的盛时比西汉丰饶，但东汉是虽当光武帝复国之初亦没有西汉的清新。汉乐府中许多好的都是东汉盛时的，但也还是不及西汉的。杜甫也是不及李白。两人只相差十岁，但李白的诗是初唐到盛唐过渡期的顶点，杜甫是盛唐到晚唐过渡期的顶点。李白有“浮生若大梦”，与“登高台、望远海，六鳌骨已霜，三山今安在”的诗，非杜甫所能有。杜甫有“禹功接混茫”的诗，亦非其后柳宗元与刘禹锡所可及。初宋的诗文是欧阳修与梅圣俞，苏轼是初宋过渡到盛宋的顶点，而如秦观柳永就是宋全盛时的了。盛极则衰。清朝袁枚的诗所以不好。
又其次就是七分之事，三分天意，落入衰期了，最显着的是五代。以前五胡乱华，乱中还有新机，都不像残唐五代的诗文最是熟滥恶调。还有宋亡后辽金的诗讲故国末季之痛，而没有一点轩豁。
金诗只有一个元好问，亦缺少一个“兴”字。
元曲的好是音腔亮烈。蒙古入主中国是一劫，元曲的那亮烈使人强，也多少近于兴。内容是《汉宫秋》与《长生殿》好。《汉宫秋》有塞外的雁声，《长生殿》是兵乱流落中旧乐工李龟年的唱词好。南曲是《桃花扇》的结尾好，《牡丹亭》则是开头“游园惊梦”好。清朝惟《红楼梦》的宝玉与黛玉是生在大自然里的。但是到得曲与小说，文章已离开士了。当时之士，是宋儒加上科举，连一分天机亦没有了。
佛教讲空色，本是从大自然的悟得，而其结果，乃至于否定了对现实的自然界。基督教的信神，亦本是从大自然的悟得，而其结果乃至于否定了对现实的自然界的新知识。宋儒讲理气（天理与气数）原是有对《易经》的新发见，其先陈抟、邵康节是道家，以之开拓了对大自然的新的说明方法，其传却在朱子。可是后之宋学者，收缩为只讲天理与人欲，《易经》是读朱注而宗程传，程颐的《易传》是以人理糊没了大自然。后来儒生又包办了科举，他们对现实的自然界疏隔的程度，到了对现实的世事亦迂腐无知。而自此，士遂无复文章了。
宋词尚是士的文学，作者有士的自觉，最代表的是晏殊，其子小山，谓“先大人词未尝为儿女子语”。非不涉女人，而是以士的自觉看女人之正之美。至元曲作者，则宁是自侪于俳优，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出自茶店说书人，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润色写成之，自以为不是士所应做的。曹雪芹写《红楼梦》，也自居于为士者的经世文章之外。这个事实，在中国文学史上含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原来中国祭政一体的传统，文章属于天官太史，文章是士之事，作者有着礼乐文章的自觉，以前是王官省察民间的风谣，后来亦一直是士以礼乐文章教化民间的风谣。士对文章的这种强烈的自觉，贯彻于《昭明文选》，至欧阳修苏轼皆然，而被其教化的中国民间风谣，连茶店说书与戏曲在内，亦为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民谣与戏剧所不及。
中国的旧小说亦在世界上他无伦比。但是明清以来的儒生，因为迂疏，对现实的自然界的知识无新鲜感与欢喜，士无复文章，读书人写小说，可比是偷私情，偶一戏为之，可以很好，但是失了礼乐文章的自觉的教化，久后就难为，《红楼梦》之后就不再有好小说了。至清末民初，惟昆曲平剧尚好，因戏曲是艺，可以传授，非如小说的不可传授。但太久远没有上面礼乐文章的自觉为教化，终于连到戏曲也要败坏的，话剧的趣时与平剧的改造就是这个败坏。
宋儒及科举八股对现实的自然界闭锁，把文章也丧失，遂反激起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但是以为用科学就可以来对应自然界，用民主就可以来代替士，这就大错了。
物理学上与天文学上的新发见，可以使人因它以为兴，但是以物理学与天文学的科学方法与数学方法则不足以建造新思想的。
文明的新思想是因一个“兴”字而悟得，是自己生成的，不是用方法可以被建造的。《诗经》“桃之夭夭”，只是因它为兴，而你若把桃之夭夭来切题，那就离脱了之子于归了。五四时西洋文学原只是借它为兴，而弄到当真要来西洋文学化，遂离脱了中国现代化的本题了。兴不是比，更不是赋，民间起兵是兴，而把它来比成赋成阶级斗争，追本溯源，还是因为五四时文化界要向西洋文学看齐。西洋文学里是没有兴的，所以大家都对《诗经》说的一个“兴”字无知了。文章一失，如秦失其鹿，革命云云，政治云云，跟着文章.一齐都失了。
再来说士。
辛亥革命已是士的觉醒，而五四运动反来说要取消士，像西洋一样。西洋是没有士的。如此五四的文人，当然也没有礼乐文章的自觉了。五四的新诗，只属于民间风谣，上面没有士的礼乐文章来教化，所以不久就变成恶化，不然即是退萎了。当时周作人的文章，与后来张爱玲的文章，亦只是如同民间风谣。
024中国文学史话我们要与自然素面相见，不蔽于科学，不蔽于民主。而且有时礼乐文章亦会是蔽，如李后主，宋徽宗，如日本后鸟羽院的艺术境界。所以李贺、李义山、温庭筠的诗词不及李白苏轼的贵。文章是写的神的言语，与万物的言语。好文章是写的言语之始。所以文章是祭师之事，是士之事，就在于有此自觉。
忠君
再讲忠君的文学。
今文化人揭橥科学与民主为图腾，不可说忠君，其实民主的品最低，在科学里也不通用。民主在今日，惟因与产国主义的物量的与统计的做法相结，所以还在得势而已。今日在电视上看英女皇加冕二十五年纪念式典，想着英国没有了英皇，将会是怎样的寂寞。
英皇是亲政的，底下有议会制度，是君主立宪政治，可见也不是提着一个“君”字就不可以的。何况中国向来还有比议会制好百倍的朝廷制度，天子亲政，而是无为之治。
中国之君与西洋的不同，西洋的是权，中国的是位，人君即了位，万民之位亦皆定了。这“位”是像书法里的与绘画里的位置，比数学还更是绝对的。有了位就身心都安了，天地万物也都是信实的了。权力是实的、社会的，这位却是无的位，若是人世之尊，有这个位，天下就都清平了。人君在位，是一切的见证，亦是今生我做人有意思的见证。这个思想感情，深入于中国文学中。你不能想象古来无论李白杜甫及什么人，把他忠君这一点来抽去了。连一般小民也说皇家雨露恩，与王法条条不容情。
所以我也能了解基督徒对基督的感情。
中国古来诗人思君，自比于妻思夫，女子思念情人，基督徒就自比是基督的新娘。中国的天子在大自然与人世之际，同于基督的介于神与人之际。不同是基督教的惟是祭，中国的是祭政一体，基督称为万王之王，中国的天子却有现实的王天下。历史上虽政治发生分崩离乱时，亦思想感情上还是奉正朔，春秋时五霸之业就建在奉周天子，外国惟日本镰仓幕府与江户幕府时亦人世奉天皇的年号。这也像基督教说的，奉主的名。基督不靠属世的权柄，中国的天子也不靠属于社会的权力，天子之位是天授的。与基督的不同，是基督不亲政，而天子亲政，那边是基督赎罪，而这边是天下勤王。王天下与遍地是教会，意思有相通，但我还是喜欢王天下的风景。
王天下的风景是中国古来诗文的根本。
再看现在文坛的别的那些人的作品是怎样的零碎贫薄无趣。
文章还是要写王天下的风景，基督教的天国与教会的文章不好写。
中国人对于无与有，空与色的妙悟，最大的表现即在“王天下”这句话上。天下有现实的空间与时间，而又是无限的。天下是一个法姿。因而王天下之君也必要是现实的君主，而又是个法身。基督是道成肉身，如来是世尊，人世之至尊，而中国文明的天子即是这样的。耶稣称基督，释迦称如来，而中国的君王称天子。世界是要王天下才统一得，而王天下则惟有是真命天子。今汤恩比与做世界联邦运动的人，与讲世界革命的人，也是都在要求世界统一，不知若不能现实的“有的世界”同时是“无的法姿”，是绝对不可能统一的。礼乐，礼实而乐虚，故乐以统一，礼以成章，所以孟子每说先王以礼乐治天下。有能为一统世界之主者，不能是民主的联邦主席，亦不能是世界苏维埃主席，而只可是真命天子。现实的天下同时是法姿，所以现实的天子必须同时是法身。
而天子同时也是现实的人身，所以也会犯错误，但是朝廷有礼约止之。
旧时中国的职官制，公事都是由下级拟具，上级采择裁定之，到得皇上那里的案件，也是由臣下拟具，上意有不然的，多是让下命更议，绝少有皇上突然自出主意的。皇上出的主意也是要交臣下议过，皇上若一意孤行，就有言官要谏。御史对君不是有权，而是有爱情，若不知中国人的爱君之情，有如基督徒爱基督与佛弟子的感激世尊，即无以知御史对着皇上谏诤的恳切深至，与议会的争论态度完全是两回事。御史所据的亦不是法，而是据的理，惟中国文明有千人抬不动的一个理字，虽王法亦不外乎天理人情，今人不知有此，即无从了解御史之谏何以会那样的有力量。
中国没有大法官，而有史官，史官是古时神官之遗，对天负责，记天子与朝廷所言所行的是非，皇上也不能叫他改讳，所以更比大法官有威严。是这样知性的政治，岂西洋争权利相制压的议会政治可比。
惟秦朝不用理而用法，被打倒外，二千年来绝少暴君，五胡乱华时有年轻的暴君，但都随即灭亡，因为天理人情不许他。因于这天理人情，朝廷有太史与谏官，史上有汤武革命与民间起兵，所以古来的帝王之学是天命的自觉。而历朝灭亡之际，也不是制度坏了，也不是出了昏君暴君，而是因为一代的人事与物意至此失了朝气了，最显然的是音乐与文章之衰。因为失了朝气了，所以朝廷会有不见识的事情出来，那些不见识的事情倒是结果，并非在先的。
君位万古不可废，孙先生就是王者之君，孙先生手订党规中党员的对于总理，与《建国大纲》，就是中国文明的新的君臣之份与朝廷制度，只是我们还要在言语上再把来说得明白。否则建国的理念还是带着口齿不清，也不能建立文学。我们将来还是要有君，是禅让制或世袭制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