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尊皇是高于崇拜英雄。也不同于蜂蚁的拥王。西洋人唱“天佑吾皇”与欢呼独裁者皆不出此二者。便是近年来中国人的演出，如群众在天安门喊万岁，与还有相类的事件，无论是假意，是真情，皆不可就算数，能晓得真命天子是法身的才算得数。
基督是道成法身，佛是如来身，天子是法姿、法身，这个话最重要，也惟有被中国人普遍了解并应用。我们说子息有血统之嗣，有法嗣。还有法妻，是现实的妻亦同时可是法妻。中国文明是凡女子皆是法姿、法身，所以皆是美的，皆是贵气的，叫人看了心爱疼惜。男子亦然，我小时去亲戚家做客被叫小官人，便也是有贵气的。是法姿法身所以可有位，如几何学的点无积而有位。有位才是真的存在。天地称乾坤，万物称象，都是位，男人女人亦是位，若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都是位。而若君失其位，是会影响到凡百的存在也丧失了位，丧失了法姿法身，像现在的日本社会，先是文章失了贵气，再是宰官失了贵气，又再是女子失了贵气，男子则都变为沙虫了。万物失了位，只见是在拥挤撑拒，在不毛的场地上碌碌的滚来滚去了。
周礼王制，实在是深入了中国人的性情的全面。我们与美国人欧洲人接触，即刻会感觉到外国人不及中国人胸襟阔大，这是因为我们几千年以来受了“王者之民，浩浩如也”的培养所致。中国的男人的大而委婉，待人深至，为西洋人所无，都从对于君的情意而来。与我一辈的男人，把心爱的女子看成绝对，听她说话，有如不曾听见过的经典，亦当下信之不疑，这里倒是豁然开了知性，恋情里亦随处是天启。这种面对着真的东西的绝对性，与知性化的情（情惟到了无限，才能是情的知性化），基督徒惟有是对于神与基督，而中国人则是从对于君的义而来。基督徒的信，与中国的君臣有义的义，都是无限之情的知性化，而中国人推至于对恋人。今人写恋爱小说，岂不是很应当晓得这个吗？
还有是中国人的待人亲热，对朋友肯尽言，这亦为西洋人所无。基督徒因为都是基督一家，所以大家是兄弟姊妹，我对基督教会的称兄弟姊妹很有好感。但中国人是几千年来同在王化之下，所以街上陌上见人都有亲热，这岂不是中国文学极重要的处所需要自觉的吗？
中国人的对朋友肯尽言，这在西洋的个人主义者听了，简直非常识。中国人的这个，亦是君臣以义合，通于朋友之交，谏君尽言，通于朋友相规所致。我对于有可期待的朋友，每每尽言至于被憎怒为止，但是终亦不悔，因为我要学孙先生的找可以做革命同志的人。今人写诗歌小说，岂不是也可写到中国人的“人之相与”的这一面吗？今人写中国文学，以西洋人的个人主义为描写人物的基本情调，以为新鲜，其实则是走了贫薄的没有文学前途的路。
中国史上臣民敬爱天子与古时埃及人的对法老，与罗马人的对罗马皇帝不同。埃及人决不敢想象与法老平等，中国人即是那样的绝对尊王，而一面又有天地人的自觉，与天子亦有着一种平等，所以有像庄子的文章。务光许由，尧要让天下与他，他都不屑接受。
古今诗文里多有不事王侯的高人，像孟浩然，他原来是要想出仕而不遂，但他归隐鹿门，是个不折不扣的高人。希腊一位哲学家敢叫亚历山大皇帝走开些，不要挡了他的太阳光，那是因为希腊已行过民主政治久了，没有君王之贵。再如中国的谏官谏诤皇上，是当理不让，惟中国文明有着对万人平等的天道与人事的理。埃及的法老是神。应当说是神子，神子并不亦是神，像中国说天子就好。但法老也还胜如罗马的皇帝，后者只是权力的，欲望的，全没有了一个“无”字。有吉朋的《罗马史》，只见是频繁的皇帝被杀被篡。两年三年一回，中国史上也有篡弑，但是非常不经见，因为君位同时是一个“无”的存在。
然而天子也不像基督的是完人。因为不是完人，反为更可爱惜，朝廷是天子与臣民共同修行。说皇恩，说王风，天子是像一朵牡丹开在春风浩荡的人世上。基督教没有对属世的东西感激的，中国的文学里却有对人世的感恩。皇恩是要相忘于人世的恩，尧治天下五十年，不自知天下之治欤与不治欤，以问群臣，群臣亦不知也，尧出行，见衢路有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所以朱西宁为其女朱天心的文章题名《击壤歌》
果然是最相宜的。
自辛亥革命以来，皇帝久已成了过去的事，但是小孩虽然出生不见父亲，亦性情习惯会与父亲的相像，中国几千年来的皇恩与世风还是出现在《击壤歌》等的文章里。而且知道人世的感激知恩里实在也是有着艰苦辛酸的。
中国文学里特有一个“怨”字，这怨是对亲人的思念不尽，自伤此心之不见知。孟子曰：“诗可以怨，《小弁》之怨，亲亲也。”这种怨在家庭与朋友之间都有，汉唐的诗里随处可见，今之文化人只说是封建制度下的被压迫，他们岂知人生有委婉尽心。亲亲之怨最使人感动的是《离骚》与《白蛇传》，屈原于楚怀王，与白蛇娘娘对许仙，都是忠而不见知。而古今来家庭里的、与男女情人的、与朋友之间的亲亲之怨皆可通于忠君，君是三纲的第一纲，《离骚》在文学里所以有这样大的分量。
屈原忠而不见知，被小人谗谤，他几次灰了心，又还是不能对君绝情，他谦虚的反省又反省，以为也许是自己错了。他拿许多古人来比评自己，想要乘凤凰飞到洞庭湖与苍梧之野，见了虞舜与娥皇女英二妃问问。他也问了姊姊，他也问了渔夫，他反省了自己从小到现在做的学问与行事，他是洁白的。他想要承认与自己为敌的小人也是好的，但是到底不能呵。他临到投身汨罗江，还是眷怀楚国，不舍得怀王。后来苏轼十八岁时出四川赴京，经郢楚之地有诗：
水滨击鼓何喧阗，相将叩水求屈原。
屈原已死今千载，满船哀唱犹当年。
我现在写到这里，眼泪都流下来。
《离骚》的好是能徘徊开展，那样的刚正而柔顺，把人家对他不起的地方总是好意的来想开。朱天心的《击壤歌》里写的“人之相与”极好，尤其小虾对乔，有些儿要怨了，是《诗经》里的那种怨。
以此知道念真的《我达达的马蹄》虽然没有恶气，亦还是不好。《我达达的马蹄》写得太直太单调，情意上没有徘徊之致，缺少反省。《离骚》里感情的强烈浓厚如雷云，而随处闪出知性的电光来，而《我达达的马蹄》里没有一点知性的光。
中华民族的至刚而至柔，是因于《易经》的悟得了天地阴阳之理，所以建得这样的大国，与异民族也能同化亲和。中国人的柔顺最是在伦常中培养成，对人特有一种好意的忍耐力。我往往有多年相好的朋友对我怀有敌意了，而我还一直不知。并不是不感，他的敌意的表示我虽然惊讶，但是把来解释到好的方面去了。我是像鸵鸟，把沙石铁片也吞得下去把来消化。这以好意去解释人家对我的敌意，要说被欺也是被欺，但亦实在是中国人才有的亲和力。我会忍受侮辱与非礼到对方对我断绝为止。我的忍耐不是像韩信的不与小人斗勇，倒是像孟子的齐王不要他了，他还迟迟出境，因为齐国是他的父母之邦。
我不喜印度的忍辱仙人，那是一种苦行的虐待自己，不懂得亲亲之怨与把敌意解释作好意。史上有刚毅的人物，对于敌意的恶势力有无比的忍耐力，这可以为大将。至于王者，即是把敌意的都来好意化了。
中国几千年来，是臣民对天子强义而柔顺，天子对天寅畏，而喜爱万民。
《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岂有无君之国，去此复将安适乎？几千年来的观念养成了中国人的总不轻易绝情。老子的柔弱胜刚强，与庄子的游刃有余，今人来讲革命的文学，我想除了要知道大自然之理，便是还要知道中国民间的这人情与知性了。再还有是要知道中国文学里的好玩与喜反。
好玩与喜反
今之文化人讲科学，疏外了大自然。讲民主，断绝了知性。此始自“五四”时，而战后为甚。先是把中国言语的美来破坏了，跟着是道德大堕落，于是中国人身体的线条与容貌的美亦丧失了。中国文明的刚柔与方圆之理，几千年来表现在人体上，现在可是都像西洋人的硬直的线条了。史上对一个民族的这种破坏的全过程，要经过一百五十年乃至三百年才能达成的，现在即是以电视与收音机与报章杂志与美国式学校，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就都达成了。今写诗歌小说的作家，有否注意到人物身体的线条与容貌表情都成了西洋人的模造品？
原来女子的体格线条，还有比中国女子更柔的，那就是日本女子，但我觉得还是中国女子的体格线条柔中有劲直洒脱，胜如日本的。老庄说的柔弱，本来是刚强的姿态，所以带一种轩豁。
冈洁先生与汤川秀树最爱《庄子》与《西游记》。
《西游记》里的孙行者大闹天宫，世界上没有别的一部小说写一个“反”字写得这样好的。要就只有白蛇娘娘之水漫金山，敢率领了扬子江中的虾兵蟹将对法海那边的天兵天将打仗，那也是个了不起的场面。孙行者是对于观世音菩萨，也敢在背后咒颂一句坏话。孙行者保唐僧取经，道上遭了多少魔难，只说这回又逢一个魔头，他带有三只铃儿，一只放沙，一只放烟，一只放火，折磨得孙行者苦痛泪流，好不容易把它制服了，正要一棒打杀它，半空中却来了观世音菩萨把它收了去，说：“悟空不可打杀它，它原是我问文殊菩萨借他的坐骑犼精，来试你师徒们道心坚不坚的。”等菩萨去后，悟空自个儿思想念诵道：“南海菩萨也会这样捉狭，难怪她一世无夫。”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哪吒与樊梨花都把来反了。汤武革命是反了君为臣纲。中国人是对神亦敢反，因为大自然的始动就是反，撒旦本是神的自己反自己，而人神可以游戏，所以惟独中国有革命，是革的天命。由西方教会讲释的新旧约圣经里就是没有一个“反”字与一个好玩的“玩”字，因而很难处理撒旦的问题了。
世界上惟独中国的戏剧里能把妖怪写成这样可爱。还有是番邦公主可爱。水漫金山倒是佛法与正神这边无趣。
我看有朱天衣登台的演平剧《扫荡群魔》，先是朱天衣演真潘金莲偕武大去逃荒，被路边山头上的妖魔兄妹二人望见了，就变出好多个一律的矮武大与一式乔扮的潘金莲，难分真假，一对一对，都是唱的一样的词儿：“夫妻们双双去逃荒……”哄闹到县官处去辨真假，连那乌纱红袍的县官也与武大一样矮，跳下座到他们的队中起哄去了，这实在是好玩。而后来张天师与包公分剖出真假潘金莲，则不过是借来收场，剧情的主体还是妖魔。
但最好的还是《西游记》。
《西游记》里的妖魔可爱，而孙行者也可爱，不像法海与张天师的无趣，因为孙行者也是妖魔出身。正与邪相斗，而又好像是一家人。历史上五胡乱华，是中华文明自身的反，不当它是撒旦对神，这与《西游记》的道理相通，所以收拾得出了隋唐的新天下。
而若以神对撒旦那样来对付，那是到底也不得解决的，西洋于旧约创世纪以来，就解决不得神对撒旦的问题。
王猛及崔浩，是汉与胡反在一道了，玩在一道了，所以结果能是汉同化了胡。孙行者与魔头对话，你来反，我比你还会使哩，我反过天宫。你讲玩，我比你还会玩哩，你的葫芦装得人，我也取出个葫芦给你看，我的丢上去还装得天哩。这要来对照历史上的事情，才知妙味。孙行者对牛魔王与铁扇公主，尊一声哥哥嫂子。对有一个魔头，孙行者自称外公，讨他的便宜。而史上汉王与项王原来约为兄弟，为敌到了项王战死，汉王还是以礼葬之，为尽哀而去，孙先生对民初的军阀便也有像这样的一体之情。最大的反是革命，可是今之文化人连“革命”二字亦少有听说，这很不好。最大的好玩亦是革命，革命是中华民族的跌荡自喜。
“反”是创造。“反者道之动”，人初之反未有对象，要说神，它自己就是神，要说撒旦，它自己就是撒旦，所以这个反，不一定与斗争相关，这就与西洋辩证法从对立出发的不同。
老子讲反，而又讲不争，如李白苏轼皆是反俗的人，而同时仙凡并嬉。曹操待刘备与孙权都彼此相敬爱。“反”到得争斗，也与西洋的争斗不同，所以中国是自有一套兵法，王师有征无战，还有民间起兵是州郡并动，是一种革命的风，惟“道之动为反”的反才能有此风，而西洋的斗争则都是力。中国里巷日常有冲突时，大率是胜之以不战。是以此王风为背景，才也有像商朝的与汉唐的大兵威。
《击壤歌》里小虾对于自己合不来的功课与先生，都有好心想，这点很可贵。现行的功课制度与教学方法是要改，如日本最近已颁布中小学的功课减轻百分之二十，这是知性的事，不是憎恨的事。如我建议对教育与文化政策的改革，便也是出于知性，不杂憎恨的。中国文学新鲜、清明、和平，新鲜是在反，清明是在知性，和平是在不斗。汤恩比说文明在挑战，但我说文明是像昙花的拆裂开放，它是自足的。
世界上就是中国民族最会玩，佳节灯市是大人的摆家家酒，采菱采莲采桑捣衣浣纱的风景，是把劳动亦当作好玩。基督教的圣者沉痛，佛教的罗汉面壁冥想，中国的仙人即是一味好玩。中国发明了围棋、麻雀牌、烟火、风筝、陀螺、扯铃，都比外国的玩物好玩，平剧也比西洋剧能戏耍。中国古来的诗文最多游山玩水，西洋文学里没有像这样的。
如此想来，更可知《击壤歌》在中国文学上意味的重大了。而我早先为朱天心的文章写序，提出一个“玩”字，如今再来想想，真要替自己欢喜了。
苏轼诗：“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天晴也是寻常事，惟他会自个儿高兴得意。仙枝的小侄儿二岁，家里简直没有玩具，他午后睡过一觉，起来走到外间，在藤椅到板壁之间的这几尺之地无可玩的，他能自个儿想出玩法来，又奔又叫，又装跌一跤，自个儿高兴发笑。我看这个小孩大起来必定有办法。
玩本来是创造，我们做小孩时也是这样的。现在却是备具了玩具叫小孩玩，小孩在没有可玩之处想出玩法来的创造力就萎缩了。
大人的打棒球，打拍金珂，也是备具了玩具叫你玩，团体旅行亦然，都是把好玩是创造的知性来灭绝了。
劳动是无可玩的，也玩得出采菱采莲浣纱捣衣的风景来。危地险地，像孙行者与妖魔拼斗有什么好玩，也能玩出花样来。台北市我看看没有什么好玩，《击壤歌》里却成了玩耍不完的地方。又如见了总统，与到了神前，哪里还敢存个开玩笑之心，而《西游记》
最后写唐僧师徒到了雷音寺，阿难向取经人索贿赂，写书的人简直是不敬，然而听了释迦如来的一番话开脱，又都成了是庄严的。
旅行是你若不会玩，便走遍外国，也不及《击壤歌》里的小虾与小静她们走了台北市的一段红砖路。李白与苏轼的会玩就像小虾她们。这里再引苏轼的诗一首《登常山绝顶广丽亭》：
西望穆陵关，东望琅邪台，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飞埃，相将呼虞舜，遂欲归蓬莱，嗟我二三子，狂饮亦荒哉！
红裙欲仙去，长笛有余哀，清歌入云霄，妙舞纤腰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