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此出，白日封苍苔，何尝有此乐，将去复徘徊。
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弃置当何言，万劫终飞灰。
此诗可伴《击壤歌》的热闹，苏轼又像贾宝玉，要与姊妹们长在一起，等他化为飞灰。
中国文学的作者
中国文学的作者，一种是士，一种是民。如两汉文章，唐宋诗词，作者是士。如民谣、童谣、平话、说书，作者是民。
平话与说书自唐以后才有，另成艺人，民谣童谣则来历甚古，不成为艺人，两者皆属于民，有别于士。士为四民之一，本来也是民，但是士与民有别而相关，此点要追溯到《周礼·王制》的王官与王民，士是王官，民是王民。后世制度虽改，此种身份的自觉还是一直承传着。
中国文学作者与西洋文学作者的素质根本不同，西洋没有士，他们的民亦不像中国的。所以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素质亦根本不同了。
我今能把这点提出来说得明白，经过也不是容易。士与文学我比较知道得早，为此与日本文人争论过一阵。但是中国民众文学的所以然，则是到了这回写写中国文学史话，中间才豁然明白过来的。
先说关于士与文学的话。尾崎士郎我听他说过两次“我是小说家”，一次我就当面批评他：“扬雄说文章小道，壮夫不为，你为何安于做个小说家？明治天皇才真是大诗人，而不以诗人自居。”尾崎听了以为然，其后有一次他当着我，对人更正说：
“其实我不是小说家。”尾崎是天才作家，我喜欢他的人洒落无碍，神采照座。
其后是对保田与重郎，保田志于做隐遁诗人，向往后鸟羽院文学，我说：后鸟羽帝受制于将军，其歌、诗虽美，盖与宋徽宗之耽于书画而被金兵俘虏，同为可诫。至于士，是要为国家靖乱，开出太平，又岂可只想抱残守缺，做个隐遁诗人。中国人亦以文章之美为最贵，但凡事自有本末，以视礼乐，则礼乐为本，文章为末，所以李白苏轼皆不愿只做个文章之士，欧阳修对客多是谈政治，很少及于文章。何况如庄子所言，虽天子亦可平视，虽礼乐亦可豁脱，来到了大自然之前无贵贱，所以真贵人往往忘其贵，真美人不自知其美，绝世的好文章出于无意。而中国的艺人更谦卑。日本人是太耽于诗歌与美术了，但我爱的还是像丰臣秀吉那样的英雄，他统一了群雄割据的局面，开出日本史上所谓桃山时代，他自己不写文章，不作一件美术品，他只开了风气，让世人去百花齐放，今天的又是什么时势，而你却只想做个隐遁诗人？
我在保田家谈了这些，翌日他对我只说了一句：“我把你的话想了通宵。”以后我还写过几封信申论此旨，但是保田终不肯接受。这点还是尾崎士郎我与他说话能通。在那次“早晨的访问”
里，他听了我的说话之后很反省，他道：“今天我们的文学里就是没有革命。”没有革命，是没有礼乐，也没有文章的。可是一次商量日译《今生今世》，尾崎道：“这可好，如今流行起政治小说。”当下我听了起一反感，因为这与写政治小说的作家的身份志气是不同的。
虽然如此，昭和文人中只此二人是士，尾崎与保田，再有一人是三岛由纪夫，皆才华气概有足使人向往的。二人已死，如今存者惟保田。此外今时日本的小说家皆同于西洋作家的身份，无复士的自觉了。他们很讶异中国的文人何以都那样政治性的，言下有一种不屑。
中国是五四运动时叫喊取消士的身份观念，要学西洋的知识分子一样。可是士的志气与对天下的责任观念还是不自觉地存在着，而且高扬，以此参加北伐，有的则去参加中共，演了传统的、领导民间起兵的，士的角色。而因在文学上有意压消了士的身份观念，遂变得了没有中国自己的文学。
士的自觉殆于全灭，是在一九四九年后。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化人参加革命，遭了严重的政治失败，从此对天下国家大事完全失去了见识上的自信与勇气了。二是美国化压倒了一切，物量主义的社会把感情、道德与智慧来彻底破坏了，哪里还会有士的精神。
他们遂成了完全与西洋的文化人一样。从来没有像今日的大学教授与文坛作家的人格藐小卑劣，也从来没有像今日的在彻底把文学理论西洋化，如颜元叔之流。
然则西洋文学的作家又是怎样的人呢？他们可分两种，一种素质好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式的，又一种素质恶俗的是中世纪文艺复兴后的艺术家式的。
西洋文学当中最好的是《柏拉图集》，文学原不在乎诗文小说戏剧等形式，如《史记》就是最好的文学。柏拉图的文章有知性的光。希腊是其数学与科学皆是诗的，其哲学家是诗人。原来希腊的数学与科学是从巴比伦与埃及的寺院僧侣学得来的，所以希腊的哲学者还离祭司未远，他们都信神。但是已离祭司而独立，成了学问家的一种新身份了。他们虽然没有能够像中国的离祭司独立了成为士，没有像中国之士对天下的责任感与礼乐之学，但是也有一种新鲜清洁的朝气。
后世西洋的好文学亦宁是在数学与科学者，如笛卡儿、爱因斯坦。文学者是像萧伯纳。日本如寺田寅彦的随笔，冈洁的《春草》，汤川秀树的《旅人》，皆是好文章，非当时的文学家所可及。文学家则日本的如永井荷风与长谷川如是闲，中国的如周作人与张爱玲，有西洋柏拉图以来知性的光。但是希腊的哲学家因未成为士，没有礼乐之学，他们的学问的知性的光安不到人事里去，虽然他们的行为离俗是好，可是会流于乖张。像柏拉图于一天之内做两个新娘的新郎，就是涉于乖张。永井荷风晚年更是冷癖不近人情。长谷川如是闲不营结婚家庭生活。周作人也有一种冷。冷是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这点大不如柏拉图。他们学希腊哲学家的知性，而没有学得希腊哲学家的身份的自觉。张爱玲比他们都好，但是她也不宜于中国人家。笛卡儿、爱因斯坦、寺田寅彦、冈洁、汤川秀树他们倒是热情正常，也没有乖张，也没有癖。
五四运动初期的文学，是受了希腊柏拉图一派知性的影响，所以虽然幼稚，倒是可以使人兴起。五四青年有一种新的身份的自喜，那也是近于希腊哲学者的身份。而后来变得不好，则是因为一转转入了模仿西洋中世纪文艺复兴后恶俗的艺术与哲学一派。欧洲文艺复兴，苏醒了希腊的知性，但是希腊哲学家的身份的自觉，则在以后的艺术者与哲学者当中不再存在了。达文西好，但他宁是科学者。艺术是米盖朗基罗的雕刻《戴维像》及《黎明》好，而拉斐尔则是俗物。
文学是随着宗教改革后诸侯贵族势力的新兴，小说里的男女爱情也带上了一份高贵浪漫的，但是高贵得有一种清新，与后来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不同。后来产业革命与英国成立大宪章及法国革命所引起的浪漫主义则是欲情的、强力的，没有那种高贵了。法国革命后文学的作者身份遂明白注定是小市民的了。小市民的人格是守秩序与勇敢，我身存在的见证是对国家有纳税与当兵的义务，通过代议制，有干预国家财政，表决战争媾和的权利。你有你表决的权利，但是你凭什么标准来表决是非呢？则以为义务与权利就是道德，再加上科学的常识与事务的常例，就可作表决的标准了。权利是还有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居住的自由，与言论结社的自由，但都是社会的，没有一点讲到天道自然，虽有言论的权利，你又能言论些什么呢？近世西洋文学的作者便是这种小市民的素质，对于自然与天下国家没有大的智慧与感情，他们能得到些什么呢？他们所寻求的又是些什么呢？他们造作了浪漫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等等，翻来覆去，见证不得一个真的东西。因为你要见证一个对象，必先要有一个坐标，然而作为主体的你的作家身份就是这样藐小不实的，哪里会有什么结果呢？
所以除了柏拉图一派以外，近代西洋小市民的文学，是由三种东西构成的，一、物理学的条理章法，包括立体的、投影的与统计学的描写方法。二、动物的肉体的感触，包括生命力与欲情的心理分析与行为上的映像的描写坐标。三、巫魇的情绪，包括怪力乱神的旋律与破裂的描写展开。这些完全是无明。而中国现在文坛在模仿的，即是这一种西洋文学。
但是连这个今也成了是古典的了。
第二次大战后这三十几年来，世界性的产业国家主义社会的庞大物量，最后把人的智慧与感情都压灭，家庭之内断绝，人与人断绝，对物的感情断绝，连到言语的能力都急遽的退化了。文学上已失了在感情上构成故事的才能，只可以犯罪推理小说的物理的旋律来吸引读者。连这个也怕麻烦了，继起的是男女肉体的秽亵小说，但这也要过时，因为秽亵虽不用情，但也要用感，现代人是连感官也疲惫了。于是出来代替的是不用思考，也不用感官的报告文学，但是报告的还有事件，而人们今是对事件也漠然了，漠然到像猫看电视。现代人是已到了人的生命都被破坏了。于是小说让位于漫画，现在日本是大学生在电车里看漫画。秽亵小说也让位于秽亵漫画。秽亵也已钝了刺激性，人们仍旧看它，只当是与打拍金珂一样，为填满时间与空间的空虚。这里文学上如果还有一点人性的记忆，那是嬉皮的不信。不信、不信，现代人是对什么都不信，而能有着不信的自觉，哪怕是极其藐小的，飘忽的，已是可贵的了。然而单单靠这，到底不足以建立文学，柏拉图一派以外的十八、九世纪以来被视为主流的、西洋小市民文学，到此遂也告终了。
虽亦有得诺贝尔奖的，如川端康成的与索忍尼辛的作品，也于大势无补。诺贝尔奖有它的用意，取川端，是为今时被荒废了的美。川端的《雪乡》是有种杳深的高远之思。取索忍尼辛，则是为今时被麻木了的正义感。但是川端的《雪乡》欠天然，也不好玩，《雪乡》之后的川端作品就都堕入艺术的幽暗之谷了。这还因他的是西洋作家的素质，若他是士，则晓得礼乐文章，也不会自己寻到艺术的幽谷去了。
索忍尼辛写苏俄集中营的虐待囚犯，对之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是文章不及张爱玲的《赤地之恋》。《赤地之恋》里写的是敌我共同面对着侮辱人类的严重事态，要就是被侮辱者与侮辱者一同翻身，比索忍尼辛的抗议深广。索忍尼辛的作品里没有开创时代的新风。在与美国记者问答里，他说他还是同意俄国行独裁政治，但是反对集中营非人道的残虐。他若是中国之士，识得礼乐之治，当不致这样的差劲，便是文章的气概与写法也将可以是不同的了。
一样的对不正义抗议的作品，纪德的非洲法国殖民地纪行，还比索忍尼辛的有一种清新。这种清新也许只是战前法国的，而索忍尼辛的则是俄国天主教的。现在要是文学上又有希腊的新风就好得多，但这已是必不可能的了。希腊精神在物理学上最后的一人是汤川秀树，他很不以今时年轻一辈的物理学者为然，说道：“科学的可贵是有预言的能力，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却只靠实验。”他在对后辈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江崎玲的谈话中，就表示了这点。
今时惟有来复兴比柏拉图一派的文学更好的、中国的礼乐文章。这里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第一先要有作家必须是士的自觉。譬如看平剧《樊江关》，先要看樊梨花与薛金莲的相貌好，文章也是先要作者的相貌好。
西洋文学的作家譬如当律师，是小市民的一种职业上的分工。
文学与其他的学问分工，譬如写历史的记录与哲学的论文就不是文学。文学又小说、戏剧作家、诗人，各各分工。如此，文学的范围变得很狭小，西洋文学的主题是恋爱。
中国文学是万物的言灵，写历史记述与哲学论文都可以是文章，如《史记》里写天文、河渠亦都是文章。西洋是早先希腊《柏拉图集》里讲哲学数学物理学政治亦是清新的好文章。今人视文学独立为当然，不知此是西洋小市民的分工制观念。如果是天下士，当然礼乐文章遍在于一切。
中国文学的破坏，自宋儒起。
宋儒崇道学而鄙视文章，此与扬雄的说文章小道又自不同，扬雄说这话，是他于文章有余。宋儒说这话，却是于文章无知。宋儒是先已一半失去了士的身份，所以连对于礼乐文章这句话亦无知。
程朱的话不好，如王阳明与其后黄梨洲的诗文最高亦只能算第二流。他们的只见是道学，不能万事相忘于文章。而今日的中国文坛则又是学了西洋的分工制。
西洋的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分开，艺术品专供在教堂与美术馆。
文学作品与非文学的文件分开亦是如此。中国是日常用的器皿皆好，文章与书法皆不是艺术，而是在艺术之上。文章若是不能超越艺术，即不是天然的。中国文学是通在于非文学处，以此更知礼乐文章这句话的意思好了。朱天心的《击壤歌》就豁脱了今人所谓“文艺”的艺。
《击壤歌》凡四部，写与女孩子玩，也与男孩子玩，却未涉恋爱，这就是大大的放宽了文章的境界了。如此，才是要写恋爱方可以写得非常好的。这境界宽阔，就是礼乐文章的底子。现今的青年作者中，文笔精致高华的好几位，这里就要看各人的志气来定其文章的品级与前途了。志气惟士有之，小市民的是欲望与打算。
朱熹、王阳明的诗文，人若不为道学，不会去读它。但是我们全不为什么而读苏轼的诗文，不为哲学而读《庄子》，不为学历史而读《史记》，不为文学而看《红楼梦》，可以读个看个无数遍，也还是喜欢，想之不完。这即是礼乐文章。文章要忘记礼乐，因为文章就是礼乐。文章更要忘记文学。文章要随便翻出哪一段都可看。
好的文章从哪一段看起来都可以，因为它豁脱了旋律，又仿佛连没有一个中心事件做主题，然而处处都相见。
《诗经》的颂、大雅、小雅，是士所作，国风是民所作。士的文章的体制，列于《文心雕龙》，不说内容，单就那规模的完备已为西洋所无。民的文学是民谣、童谣、平话与章回小说、戏曲，亦西洋无其比。民的文学皆带国风的一个“风”字，西洋文学首先就没有这个“风”字。
中国而且是士教化民的文学。《周礼·王制》，太史采地方民间之风谣，诵于天子，以之观政之得失。教化也不是士指导民的文学，而是像文王之化行于南国，而汉水有游女之诗。这士的文学与民的文学的关系，又是西洋所没有的。
这士与民的关系，原来是王官与王民的关系。
周朝的王制建立在井田制，士皆是王官，民皆是王民。士有下士、中士、上士，上士之上是大夫，分下大夫、中大夫、上大夫，皆有禄以代耕。大夫仕于朝廷，以及为乡遂之长。而士则在于民间，依于井田制的各单位，率民祭祀，发动耕作与收获，掌学校教化，率民筑堤治水，率民军训与出征，率民作器车通有无，率民警护关防。
列宁的发想，工农兵苏维埃，是以工厂区与农村为单位的，结合工农兵的组织，生产与政治为一体，立法司法行政为一体，而以共产党员为领导。这与井田制的王官王民有类似，但是两者在性质上与效能上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