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判断出错，胜利的希望即会渺茫，此时部属的鲜血或许能够力挽狂澜，或许不能。尽管世上无人不犯错，但一定要避免关键时刻、关键人物的战略思维出错。
什么在决定成败？
有人说机遇决定成败。有人说实力决定成败。有人说战略决定成败。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大千世界五光十色，人们无不在根据各自的成长经验，阐述各自领悟的道理。
还是应该听听那些真正的胜利者的说法。
1947年，底总结华东作战情况时，陈毅同志讲过两段话。他说：“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
陈毅同志概括出了一个以前我们未曾认识深透的道理。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东战场，面临敌军的压力最为巨大，取得的胜利却又最为重大。为什么能够如此？就是陈毅同志这段话。虽然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我们“愈往上比则愈强”，这是我们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胜的重要缘由。陈毅同志说：“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上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机枪，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陕北总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
这就不仅仅是华东野战军了，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的一个法宝。当然有主义的正确，当然有作战的勇敢，当然有群众的拥护，仅仅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具有“愈往上比则愈强”这一领导层特有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运筹优势。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阐述：“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
这就是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的问题：为什么当年在越南战场，每一场具体战斗似乎都没有输，但战役战术胜利堆成的却是战略失败，最后不得不万分狼狈地撤出。正因为搞不明白，所以至今还在不断犯错：伊拉克战场和阿富汗战场就在那里顽强地向每一个卷人方证明，战术成功远远不等于战略成功。
战略思维一尤其是领导层战略思维一的重要性，在这里被空前地凸现出来了。若想得胜，就一定要避免对“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一个人与一个国家一样，要想不犯错很难。重要的是少出错，尤其要避免关键时刻、关键人物的战略思维出错。俄罗斯描写车臣战争的报告文学《连队消逝在天际》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指挥员的判断错了，胜利的希望就变得渺茫，这时候只能靠浴血奋战的士兵来力挽狂澜。”这是带血的语言。指挥员的思维判断出现问题，浴血奋战的士兵也许能力挽狂澜，也许不能。不管能与不能，付出的代价都将极其重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斯大林的战略思维就出现了问题。他以为凭借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能有三至四年的时间进行战争准备，未料想一年多时间希特勒就发动了侵略战争。当所有征候已经极其明显，斯大林就是不相信战争迫在眉睫。他不但未做出相应部署，还要求一线部队按兵不动，“不给对方提供挑起战争的口实”，致使战争初期苏军损失极其重大。战争爆发第五天，苏军西方方面军就被德军合围，两个集团军全部、一个集团军大部共22个步兵师，加上配属的若干个坦克师和机械化旅共计30万部队在明斯克方向陷人绝境。斯大林从德国广播电台中听到这个消息，只来得及派飞机将方面军主要领导接到莫斯科，然后军法审判，除政治委员福明纳赫以外，方面军司令帕夫洛夫大将、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中将等人全部被执行枪决。但灾难并未就此中止。过了一个月一1941年8月，德军完成斯摩棱斯克合围，苏军损失39万。又过了一个月一1941年9月，德军完成基辅合围，苏军损失60余万。基辅合围被西方史学界称为“世界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陆上合围作战”。又过了一个月一1941年10月，德军再完成维亚兹马合围，苏军损失50余万。这就是卫国战争之初，因苏军严重损失使苏联面临的严重态势。虽然后面有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依然在红场阅兵表现出的钢铁般意志、有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实现的伟大转折、有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横扫半个欧洲铺开的辉煌胜利，都无法掩盖战前和战争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领导层因战略思维出现问题，给国家、民族和军队带来的巨大灾难。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安·阿·科科申在其《战略领导论》一书中说：“伟大卫国战争前夕及其初期，国防指挥体系最薄弱环节是最高军事政治核心（最高战略核心）。”战略思维出现问题，最高战略核心竟然成为国家体系中“最薄弱环节”，其中教训不可谓不重大。苏联陆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在战争结束后说：“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斯大林表现出对战略筹划的准备不足。经历一系列严重失败和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他完成了作为一位战争指挥者的成长过程。”
因此，当我们在窗明几净的学术报告厅概括战略思维的整体性、全面性、穿透性、预见性、深刻性、彻底性、关联性、辩证性，如此等等之时，一定不要忘记战略思维的艰巨性和关键性。因其关键，所以艰巨；因其艰巨，所以关键。
成功与失败，由此发源。
重心、枢纽和关节
战略思维是从宏观总体和长远建设上来认识和把握全局的思想方法。宏观、总体、长远、全局，都是它的关键词。那么是不是说，战略思维必须是不折不扣地顾及方方面面、必须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是十个指头按跳蚤的思维呢？还是说所有事都一人管、所有条子都一人批、所有仓库钥匙都挂在一人身上，这个人就抓住总体和全局了？
意大利经济学及社会学家帕累托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者并不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他从大量经济统计中发现一组颇有意思的现象：80%的产出，来自20%的投人；80%的存款，来自20%的客户；80%的堵塞，发生在20%的路口；80%的工作，由20%的人员承担；80%的医疗资源，消耗于20%的疾病；80%的销售额，来自20%的顾客……帕累托由此得出结论：80%的结果，归于20%的起因。这一结论被人概括为“重要的少数与不重要的多数定律”，又称为“80%对20%定律”，或干脆简称“帕累托定律”。
该定律的意义，不在于每一组统计的百分比是否都精确到了无懈可击和完美到了天衣无缝，而在于当大多数人一直习惯强调多数的意义、多数的重要和多数的决定性之时，帕累托却揭示出多数往往只能造成少许影响，少数则往往造成主要、重大的影响这一长期被人们忽略的现象。这位终身以经济学和社会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通过该定律告诉我们：与其面面俱到，不如分清主次，从众多琐碎事情中摆脱出来，用最大精力去关注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整体往往是被局部颠覆的，反过来，整体也往往被局部拯救。抓住了关键的局部，就抓住了整体；失去了关键的局部，也就失去了整体。帕累托定律揭示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为后人进行高质量的战略思维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是不知道帕累托为何人的，但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上，也有十分精彩的论述。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在《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一文中，他特别强调“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这就更加精到地概括出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位大战略家在这里指出，抓整体、抓全局非但不是眉毛胡子一起抓，而是抓重心，抓枢纽。掌控了重心和枢纽，就掌控了全局和整体。真正高明的领导者，最大的本事并非今天人们分外推崇的“沟通”和“协调”，而是从纷繁复杂的万物万象中，发现重心是哪里，枢纽在何处。
顺便再分析一下人们常说的两句话。一句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第二句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前一句意即大家谁也不是神仙，难免不时犯错。后一句是说谁也不可能像弓一样整天绷那么紧，有放松才有紧张，没有放松也就没有紧张。这两句话都无可非议，但把帕累托“80%对20%定律”拿过来对照，问题就显露出来了。首先可以说，你在那“80%”的范围中松弛一下未尝不可，犯点错误可能也无碍大局，但是要特别注意，一旦进人关键性的“20%”范围，你的任何松弛都可能因过于懈怠而错失良机，犯下的任何错误都可能因小失大撼动全局。在“重心”和“枢纽”处的松弛和犯错，其意义与非“重心”和非“枢纽”处的松弛和犯错，从性质到意义都会完全不同。
不是不允许犯错，不允许松弛，而是说平时你可以松弛一下，这个阶段你必须全神贯注地紧绷。平时你可以出一两个错误，这个阶段你必须全力以赴避免出错。因为此刻它不但可能使你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也可能让你陷人“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困境。
对这一现象，毛泽东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他说：“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致前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战略思维的整体性与全局性，在这里被揭示得淋漓尽致。我们说从空间上讲，战略思维是总揽全局的思维，表现出思维的整体性和全面性。那么一个具有战略思维的人必须具备这样一种能力：知道重心在哪里，枢纽在何处。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输、可以败，什么时候不能输、不能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适当放松，打个小盹，什么时候必须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其核心正如毛泽东所说：“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思维在这里就变成了一把庖丁解牛的利刃，通过重心、枢纽和关节，游刃有余地把握了全局和整体。
泰山与麋鹿
作为从宏观总体和长远建设上来认识和把握全局的思想方法，战略思维的前瞻性，是战略指导能动性的源泉。战略思维的一切成果，无不体现着预见和预置。缺乏前瞻性，思维对实践的指导价值必然大打折扣。
抗战后期曾驻延安任美军观察团负责人的谢伟思，对毛泽东为什么在共产党人中具有那么高的威望不得其解。他后来回忆说：“我曾问过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毛主席为什么能战胜他的许多敌人，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他们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归根到底，他高瞻远瞩。”
所谓高瞻远瞩，就是预见。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说过一句话：“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毛泽东还说：“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叫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我们今天谈“领导就是服务”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领导的服务就是搞好生活保障、弄好福利待遇，就是排列好职务晋升次序、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千万不要忘记，前瞻与预见，是领导者提供的最大服务。这种前瞻与预见从来不全神贯注于前方的庆功、颁奖、表彰、剪彩，而是全神贯注于前方可能出现的风暴、冰山、悬崖、沟坎，以及风暴与冰山、悬崖与沟坎之后还有的绚丽与灿烂。唯此，领导者才能在心理准备、组织准备和力量准备之上，产生大眼光，生成大境界。宋代名家苏洵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不是不知道“泰山崩于前”，不是不知道“糜鹿兴于左”，而是能够以大眼光和大境界超越眼前的纷繁万象，通过更大的气象和更大的格局，最终实现更大的利益追求。
以抗美援朝和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为例，两次作战都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做出用兵决定，十分艰难。朝鲜战争发生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军队长期作战急需休整，整编复员、边疆剿匪等任务也相当繁重。面对美韩联军向鸭绿江挺进，出兵即出境，即要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迎头相撞，我军武器装备落后、缺乏海空力量的弱点将暴露得十分明显。如此困难情况下决定用兵，毛泽东提出：出去了，即使被打回来，也说明我们是局内人；不出去，连人局的可能性都没有。这一思维表现出的眼光和胆略令人印象极其深刻。
在毛泽东的战略视野里，战场胜败不是出兵或不出兵的标准，“人局”或“不人局”才是出兵与否的标准。这就将“跨过鸭绿江”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战略境界。这位伟大战略家的视线穿越硝烟弥漫的朝鲜半岛，看到了比战场得失更加重要的东西。所以哪怕美国宣布和中国进人战争状态，哪怕美国海空军攻击中国沿海地带、轰炸中国城市和工业基地，哪怕新中国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被破坏、民族资产阶级及部分群众对其产生不满，都阻挡不了毛泽东为了新中国更加长久的安全，一定要“人局”的坚定决心。
这就是“跨过鸭绿江”这一新中国战略决心的根本来源。
无独有偶，1962年中印自卫还击作战前，再次出现类似处境。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三年经济困难，国力虚弱。军事斗争主要方向又在东南沿海，重点防范蒋军窜犯大陆。与苏联老大哥刚刚吵翻，对方撤专家、停援助，“中苏同盟”已成废纸。得到西方支持的印度则气焰嚣张，一进再进。不得不做出自卫还击的决定做出后，因我军从未与印军作战，并不摸底，毛泽东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之间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毛泽东问：“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
张国华肯定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