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最直白实在的还是美式战略思维。这个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发达、军事最发达的国家连欧洲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不要，小布什总统单刀直人地提出三条“美国永久性的国家利益”：第一，确保美国的安全和行动自由；第二，确保获得重要市场和战略资源；第三，阻止敌对势力控制关键区域。美国海军作出重要补充，宣布要控制的十六条海上战略通道。其中大西洋七条：加勒比海和北美的航道、佛罗里达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好望角航线、巴拿马运河、格陵兰一冰岛一联合王国海峡。地中海两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印度洋两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太平洋五条：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望加锡海峡、朝鲜海峡、阿拉斯加湾北航线。
这种美国利益高高在上而且纯粹是霸权主义的战略思维，国际间竟然没有任何政治家、评论家、媒体主持人站出来质疑疑和指责，反而不断有人以国际道义名义宣称：美国力量对维护全球稳定和秩序“至关重要”。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先生甚至比美国还积极地邀请美国在东亚发挥作用，否则“放弃这个地位将削弱美国在整个世界的角色”。一句话把基于新加坡利益的新加坡战略思维表露无遗。
这就是中国战略思维必须面对的今日世界。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和平发展和小平同志说的“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都是中国战略思维的重要支柱。
中国和平发展至少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走和平与合作的道路，不威胁别人；二是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受侵犯；三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又是历史遗留的领土和领海争端较多、海洋权益不断遭受蚕食的国家。如何有效维护基本权益，是新世纪中国战略思维面临的特殊课题。
中华民族正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任何民族的复兴都不是天赐之物，都需要一种战略主动性，需要完成既包括形象也包括态势的战略塑造，这同样是新世纪中国战略思维必须针对的重要方面。在这一进程中肯定有坎坷，有挑战，有误解，有敌视，但我们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够担当。
罂粟制成鸦片，提供的是麻醉。当年以维护鸦片贸易提出帕默斯顿准则的那位英国外交大臣永远想不到，中国人借此获得的是清醒和力量。
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与保住蛋糕
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人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是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实现的主要任务。既体现了发展，又展现了是相对公平、人人获益的发展。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国家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蛋糕确实越做越大了，各级政府也在尽心尽力把蛋糕分好。
在“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的同时，还需要一点补充，那就是“保住蛋糕”。
为什么还要提“保住蛋糕”呢？
因为“保住”与“做大”和“分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涵。如果你的蛋糕被人乘你不备切下一块端走了，那么不论你如何“做大”、如何“分好”，成效都要大大打上折扣。
我们今天的蛋糕做得已经不小。几乎没有人怀疑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氛围未曾改变、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人发展、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今天，我们依然面临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有继续做大蛋糕的良好条件。看发展，让人欢欣鼓舞；看安全，感觉却不那么一样了。
虽然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立，很多安全问题最终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但两者的重心毕竟并不一样。发展强调的是增长，安全强调的则是均衡。当我们把发展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时，新的问题就出来了：人们对“落后就要挨打”有普遍认识，对“崛起必遭遏制”却思想准备不足；对“发展才能安全”有普遍认识，但对高速发展带来新的不安全却思想准备不足。
如已经出现的国家经济发展重心与威胁方向重叠问题。三十年改革开放，伴随国家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国家经济重心逐渐由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形成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三大经济区。沿海十省市在全国人口、大中城市、国民生产总值、外来直接投资、出口产品生产等方面，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所依托的核心地带。国家经济布局的这一重大变化，必然导致国家安全需求出现重大变化。朝鲜半岛问题、东海海洋权益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都非常明显、非常现实地对国家经济发展新的核心区域带来严重威胁。当国家经济发展重心与威胁方向重叠时，“做大蛋糕”和“保住蛋糕”这两个命题也同时交叉在一起了。这种重叠和交叉使新的缺憾随之显现：我们现有的经济发展指标、社会福利指标、利润增长指标，均无法代替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国家安全指标。正因为发展指标无法替代安全指标，确立新的国家发展安全标准，就成为新世纪保障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事项。
在这方面俄罗斯就颇有一套。俄罗斯经济总量比我们差很多，但其制定有十分清晰的国家发展安全标准。如工业生产中机器制造业所占比例、科研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生产产品中新型产品所占比例、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消费品进口份额的上限、粮食进口的上限、外币在国内货币体系中所占比例的上限等等。严格地说，这些标准俄罗斯自己也未能完全做到，但它起码树立了一个告警的标准，有明确的告警线。一旦过线，就产生向安全标准回归的内在要求。
从这方面看，也许正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缺乏这种具有约束性的安全指标，使我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投人了美国国债。美联社曾报道：据美国财政部统计，中国截至2010年12月底，共持有总数达1.16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比第二名日本多三成以上（日本8823亿）。
金融危机前，都说购买美国国债最安全；金融危机后，又说只有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些说法当然有它的道理。但“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同样有它的道理。
美国那么多盟友、那么多朋友，都不去持有这么大量的美国国债，同样也有它的道理。不能说我们就是战略考虑，他们就不是战略考虑。特别是应该看到，我购买美国国债规模数量之大，在国与国借贷历史上绝无仅有。美国国债买起来容易，想要摆脱却十分难。越是难以摆脱，被卷人的金额也就越大。
应该说，这就是缺乏强制性安全标准所带来的缺憾。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我们的发展规划往往十分清楚，安全规划却往往不那么清楚。我们解决发展问题往往比较主动、办法也多，解决安全问题往往就比较被动，办法也不那么多。其后果就是一系列不正常现象的出现：当我们开始着手石油战略储备时，国际油价已处于高点；当我们开始进行核燃料储备时，国际核燃料价格已处于高点；当我们开始谋划增加黄金储备时，国际黄金价格已处于高点。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东有石油，我们有稀土。到2007年，国家开始重视稀土资源保护时，无序的开采已使这一珍贵资源流失严重。我稀土储量占世界总量的36%，产量却占世界产量的97%。明显的比对是：美国稀土储量占世界总量的13%，产量为零。俄罗斯储量占世界总量的19%，产量也为零。印度储量占世界总量的3%，产量占世界产量的2%。这些现象说明，一些地区和部门“重发展，轻安全”“重当前，轻长远”的做法，已经给国家带来了相当的损害。那种不计成本、不计代价、不管子孙后代的发展，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国家的长治久安。
还有外资进人的安全审查问题。招商引资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性内容，很多地方将此作为发展的重要动力，却欠缺建立基本安全防范措施。一些地区为招商引资不惜展开恶性竞争，安全审查几乎是一片空白。如20世纪90年代末国外某水务公司进人中国，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高溢价收购实现快速扩张，很快在十余个城市投资运营多个项目，基本控制了以上城市的水价——这些城市的水价也纷纷大幅度上涨。一直到2008年，这种通过“高溢价收购，高成本转嫁”的跑马扩张行为才得到制止。
在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商业银行改革中，外资进人的安全审查问题，同样十分突出。
就这个问题，我们看看美国人是怎么建立他们的安全防范的。
美国国会于1988年通过《埃克森一弗罗里奥修正案》，授权总统可以中止或禁止“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收购”。1992年通过《伯德修正案》，阻止“由外国政府控制或者代表外国政府”的收购行为。还有《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2008年《关于外国法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建议稿》等法律文件，阻止外国公司对所谓“敏感企业”和“敏感技术”的收购。“外国投资委员会”所起作用更为重要。这个委员会由财政部长担任主席，囊括所有政府高官：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美国贸易代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总统经济政策顾问。任何外资并购，只要被认为涉及国家安全，“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调查就会使这些并购无法通过。看看这些实例：
1989年，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收购美国西雅图曼可公司失败。
1996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租用美国西海岸长滩码头失败。
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失败。
2008年，华为公司与美国贝恩公司联合收购美网络设备制造商3Com公司失败。
2010年，华为公司收购美国旧金山3Leaf Systems技术开发公司失败。
这是美国的安全防范。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制度成为保障其经济和国防安全的屏障。其实没有人动他们的蛋糕。纵然如此，他们也颇有几分神经质地启动程序、紧紧藏着护着、生怕别人动一下他们那块蛋糕。
这些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索。
在每年一度的“两会”上，如何把蛋糕做大，如何把蛋糕分好，一直是政府工作报告和经济发展规划的重点，也一直是各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讨论议论、建言献策的重点。
如何把蛋糕保住，也应该进人我们的议事日程。
恰当性即有效性
战略思维的焦点是对目标的判定。没有了目标，也就没有了战略。
战略的现实性与有效性，集中体现在目标的现实性与有效性之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目标选择既决定战略本身的性质一攻还是防及攻防程度，这也决定战略实施的成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对德国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目标最初选定为军事设施、工矿企业、大中城市、交通及能源设施。投弹量分配如下：军事设施：30.5%；
工矿企业：13.5%；
大中城市：24%；
交通及能源设施：32%。
从1939年10月至1945年5月，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战略空军共向德国61个城市投下50万吨以上的高爆炸弹、燃烧弹和杀伤炸弹，炸死30万人，炸伤80万人，摧毁住宅360万套，相当于德国全部住宅的10%，使750万人无家可归；其中德国首都柏林被全部摧毁的地区达到70%。（瑞吉纳德·布雷特诺《决定性战争》，第13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c但这种将德国后方几乎所有目标都包括进去的攻击方法，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轰炸虽然使德国损失巨大，但对其军工生产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因为对房屋的破坏与对机床的破坏不成比例，所以德国恢复生产的速度比预料的快得多。
为维持花费巨大的战略轰炸，英美两国都倾注了血本。当时英国军火工业的50%投人空军生产，美国的投人比例是35%。投人如此巨大，就是希望通过战略轰炸尽快摧毁对方的战争潜力和战斗意志。但由于没有抓住什么是影响德国战争潜力的关键目标，大量弹药被倾泻到非关键目标之上，炸了半天，也未使对手的战争潜力受到真正的重创。
直到1944年，英美空军才领悟毛病出在目标选择上。诺曼底登陆前后，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战略空军对目标重新做出选择：以德国的交通及能源设施为主要攻击目标。
这一改变立即使战略轰炸变得真正有效。交通运输线的破坏对德国的煤炭分配造成灾难性影响，鲁尔区的煤和焦炭堆积如山，运输几乎完全停顿，很多工厂设备完好却也只能停产。对石油加工厂的轰炸更使德国石油产品从每月近32万吨急剧下降到每月17000吨，生产能力损失达95%；橡胶产量也从每月12000吨下降到不足2000吨，仅为原来产量的16%。德国的战争潜力因此迅速下降。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英美的战略轰炸才变成了真正的战略轰炸。
美国军事理论家瑞吉纳德·布雷特诺评论说：“如果盟国能够更早懂得目标恰当性的重要，而以最恰当的目标置于较不恰当和完全不恰当的目标之前，将有多么大的不同。”他特别强调说：“目标的恰当性，无论多么强调也不算过分。除非对这个原则能彻底领悟，否则人员的伤亡、资源的损失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本该短期结束的战争状态也会无限期持续下去。”
布雷特诺在这里提出的“目标恰当性”问题，除了一般性地指出选择目标对保证战略实施成功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外，还触及现代战略观念的一个重要演变。
一直到20世纪世界大战发生之前，由于物质生产水平的限制，人类的战争活动基本局限在狭小的战场空间之内，战略视野受到极大限制。同时由于物质运用能力的有限，在被称为“前线”空间范围内，构成“目标”的事物也十分有限。这种情况下，目标选择的空间远不像今天这样广大，其在战略运用中所占比重远不像今天这样突出，更没有严重到由于目标选择不当导致整个战略失效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