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庚子年间向十一国宣战的慈禧太后，前后反差更是惊人之大。起初为了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她以通敌为罪名，杀掉了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五位反对宣战的大臣，且都是“斩立决”；后来为了与“诸国”和好，她又毫不手软地令主张宣战的庄亲王载勋自尽，大学士刚毅、山东巡抚毓贤斩立决，端亲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钦差大臣李秉衡斩监候，英年、赵舒翘赐令自尽，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先听说列强要逼她下台交权，于是决心一战；后来证明传言不实，列强并不想赶走她而仍然愿意接纳她，便立即将“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变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媚语。至于主战派、反战派，则不过是她手中几张牌而已。玩旧了，便随手付之一炬，让周围一无所剩，真可谓“落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在这位太后主持之下，最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很快就变为了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哪怕从这一纸到那一纸将中国的财源支付净尽，哪怕天津海口至北京中枢的通道全被外人控制，国家防御名存实亡，只要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还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
这样的人执掌国政，国家民族怎能不面临无穷无尽无边无涯的灾难。
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的按语中，洞若观火一般指出：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严复与日本的伊滕博文同是留英同学，后人常以伊滕博文回国后位尊首相、辅助明治天皇搞维新使日本面貌大变，而严复一辈子不过译了几本书，嘲笑严复无大出息。
伊滕使日本变法而富强，也使日本扩张而侵略。无限膨胀的结果，终于令日本跌人1945年战败的深渊。
严复从英国回来后除了译书，基本无用武之地。然而仅上面那一段话，便不枉中国人民一辈子养活他。
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两千七百余年，危机则持续了七十一年：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11年辛亥革命。有了严复那段话，一个文弱的孙中山便以“天下为公”四个字，令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中国轰然倒塌。
如果某日清晨，你登上北京景山公园的万年亭，那么向南眺望时，会发现茫茫苍苍的晨曦之中，气吞霄汉的紫禁城被万缕霞光化解为一片金碧辉煌的汪洋大海。这景象定会令你终生难忘。站在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上，飒飒晨风中，历史沧桑扑面而来。你在感动与震惊之余，便充分领略了中国封建制度之辉煌、之完备、之持久，那也许可算世界封建制度的顶点。
这个时候，你会忘记山脚下绿色栅栏围起来的那棵枯树，忘记在那里上吊前呼天也不应、呼地也不应、呼人也不应的皇帝崇祯。
你忽略的那棵枯树，就是使你震惊的那片雄浑与辉煌的真正注释。
一支开炮前就已失败的军队
战争与军队，是军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以来的千古话题，胜利与失败则是这一话题的最核心部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队的实践，从最根本上来说都是这两个字：战争。战争从来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做出严格检验。
一场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人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首当其冲的是多年惨淡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一切后果由此漫延扩展。战争双方装备实力与最终结局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
北洋水师是一支付出了巨大投人的舰队。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三千万两。满清驻日本领事姚锡光在描述北洋舰队年开支时说，“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一百七十六万八千余两”。这还仅仅是北洋舰队的官兵饷项及后方开支等项。另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便已超过三千万两。再加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教育培养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为海军的总投资约在一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三百多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人的百分之四强，个别年份超过百分之十。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谓不高。
这是一支在危机面前完全可以一战的舰队。其建立之初即参考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规程。从表面看其组织制度已经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十分严格的要求。舰队的训练也曾经十分刻苦。琅威理任总教习时，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舰队官兵在文化素质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该舰队在装甲和火炮口径方面一直保持优势。排水量7335吨的定远、镇远两舰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先进的铁甲堡式，设计时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十二英寸大炮四门，装甲厚度达十四寸。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一直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日方加速造舰计划，搞出所谓的“三景舰”以对付定、镇二舰，但直到战时，仍未达到如此威力。黄海大战中，定、镇二舰“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人，死者亦不见其多”，皆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
据日方资料记载，黄海海战时双方舰只装甲情况如下：
联合舰队，铁甲舰：1；半铁甲舰：2；非：铁甲舰9；
北洋海军，铁甲舰：6；半铁甲舰：0；非：铁甲舰8。
日方似将既使金属构造但未加装甲防护的舰只，皆归人非铁甲舰只一栏。据我方资料记载，定远、镇远的护甲厚十四寸，经远、来远的护甲厚九点五寸。看来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两百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十一门对二十一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二十六门，优势更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九十二比五十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二百零九比一百四十一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来说，日舰每小时快一点四四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十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八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流行的说法是，北洋海军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已难以一战。但从以上可看出，不论就哪一个方面说，北洋舰队也远未到不能一战的地步。1894年5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若不是出于此种自信，清廷不会在这篇上奏两个月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
精心策划战争的日本，为胜败皆做好了准备
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于北洋海军，它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人（战争）海洋之感”。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外交记录中也写道：“…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中日开战后，彼之东洋舰队司令长官斐利曼德之举动往往不少可怪之处；今亦不能辩其是否出于有心的运动。”
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以中国为看好。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了准备：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
三种方案皆围绕制海权进行。三种方案皆视北洋海军之命运而定取舍。
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也觉出自己海军力量的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人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军拨款94，805，694日元，约合白银6000多万两，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人的60%。
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仓促。1894年7月19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丰岛海战仅六天，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六十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六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十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最后，联合舰队舰只混杂，有的舰只战斗力甚弱。
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十二艘军舰参加关键的黄海海战，共计40，840吨；北洋海军十四艘军舰参战，共计35，346吨（我方大多数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为十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如西京丸，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毫米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实为一艘战前刚刚改装的商船，根本不适合作战。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战斗一开始它就躲在日舰战斗队形的外侧，企图靠其他军舰掩护其安全。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十节，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战斗力防护力均较弱，被形容为“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之二舰”，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比睿舰则是一艘1873年购自英国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像一艘海盗船，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
中日海军，各有优劣。从客观条件看，没有哪一方能够稳操胜券。所以当双方在黄海相遇，将拉开大战序幕时，为缓和其官兵的紧张情绪，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甚至下令“准士兵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
舰队是实力相当的舰队，结局却是一边倒的结局。当面临的是战场而不是操场、面对的是敌舰而不是靶舰的时候，“节制精严”的北洋舰队变得毫无节制可言。
首先，舰队布阵就陷人混乱。丁汝昌与洋员汉纳根、泰莱商定“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到刘步蟾传令后竟变为了“一字雁行阵”；接着针对日方的阵式我方又发生龃龉，接战时的实际战斗队形摆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临战前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争论考证，北洋舰队用的到底是什么阵形。此种勉强之阵形维持时间也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再加上定远舰一炮震塌飞桥，丁汝昌摔成重伤，首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泰莱回忆道，“此桥之名甚佳，而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
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几乎始终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但升起的也只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其次，作战效能低下。先击之不中，后中之不沉。在有效射距外总兵刘步蟾就命定远舰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重伤了丁汝昌。战斗掉队的日舰比睿号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火力极弱的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发四炮，两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又烧幸逃出。仅六百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又侥幸逃出。李鸿章夸耀北洋海军的“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之说，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烟消云散。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其六年合操实战尚不能成一阵，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双方舰队的实力与战绩相较是极不相称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就是为了用。为什么庞大的北洋舰队如清臣文廷式所指一“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战斗动作质量的总和。战场决定胜利，战场却不能孕育胜利。胜利只能孕育在充满单调乏味训练的承平。
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训练：“……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皆以规算测量，故其炮能命中致远，无坚不摧。虽王子贵人，一经人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