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战斗力。只有这种由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作风培养出来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才能拿出顽强的整体合力。匹夫之勇已不足贵。现代战争之勇，必须以高超的作战技能为基础，必须借助精确熟练的操纵使用战争兵器来体现。一支连舰炮都能用来张晒衣裤的舰队，战时再勇，对形成有机合力来说也为时晚矣。
这支新式军队的军风，很快与八旗绿营相差无二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厕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做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做常年训练而挪做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中有大半是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弄虚作假可以欺骗很多人，却无法欺骗敌人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十二英寸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北洋舰队内部提督、总兵、管带之间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其全军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十二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皆讳莫如深。就此一项，北洋舰队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歌舞升平中弄虚作假，战火硝烟中便代以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所致，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至今我们一些学术文章还在引用这样的观点）；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日舰竟然携一艘“装马步兵千余”的运兵船来寻北洋舰队决战，完全是无稽之谈。为掩盖失败而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循，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由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这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虽然北洋海军上报击沉的日舰，后来纷纷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都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具体损伤状况则瞒而不报，以至清廷信以为真，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谎报军情，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又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知此讯，遂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在艰难的威海围困战后期，这支军队更是军纪全面崩溃。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单个的、小规模的逃遁发展到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循。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脸地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哨兵已不在岗位，弁卒多离营垒”，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兵士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人舱仰药死”。
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这支投人巨资兴建、前后多年操练、声名显赫一时的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
自林则徐以后，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清廷也以为过去之失尽在船不坚、炮不利。现在船不可谓不坚，炮也不可谓不利，为什么还要割地赔款，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为什么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海军从理论上说能够一战、实践中却不经一战？
北洋舰队如此迅速的覆灭，震惊中外。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曾评论说，北洋海军“观其外貌，大可一决雌雄于海国”。他只看到了这支舰队的外貌。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人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可谓要害之语。
战争在最终检验一支军队、证明一支军队。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导致军事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仅此，还远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竟败至如此之惨。
应该说舰队广大官兵作战异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员对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宁死不退、誓以军舰共存亡之气概，对今人仍是极大的激励。
但是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至今仍有人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船速炮速，败于经费不足。同是战斗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有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王平等人驾艇冒死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丢脸地毁灭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率艇冒死冲人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其中之差距，是多拨一些经费就可弥补的么？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战争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至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壮烈的讴歌，在这个残酷事实面前皆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有政治的腐败，更有军事的腐败。
可以计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以前，我们自己内部有多少人参加进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本是海军积极的筹建者，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受我们尊敬。他们的悲剧，又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那个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它们本想极力避免但结果却加速了那个无法避免的过程。在这其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北洋海军之失败实属必然。
我们的花环，我们的荆棘
在中国，人人皆知卢沟桥是爆发抗日战争的地点。年年月月，往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如果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向大人发问：战争怎么会在这儿爆发呢？这儿是中国和日本的分界线吗？
我们这些懂事的大人，该如何回答？
时间过去了六十八年，战争结局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花环。教科书上说，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戴上这个花环，却让人感受到其中刺人的荆棘。那里有一些任凭时间流逝多少年，也必须说清而又不易说清的事情。
孩子问得对。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上的一处豁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虽然完全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但战争又确实在这里爆发。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了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至于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这场事变，别说不懂事的孩子，连懂事的大人也很少知道：华北地区的全部日军只有8400人。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有多少呢？仅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就不下10万人。
战争爆发之前，敌人就已如此深人了你的领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查遍世界战争史，可有这样的先例？
无独有偶，九一八事变同样如此。当时东北地区日军不足两万人，而张学良之东北军人数达19万。19万人也未阻止侵略军事变第二天就占领沈阳，一星期控制辽、吉，四个月占领整个东北。
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和《游击队之歌》，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我们还必须直面那些往往令我们不那么情愿直面的事实。必须要探究，我们是怎样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才终于“忍无可忍”的。不了解当时的中国有多么衰弱，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有多么腐朽，你就永远不会理解衰弱与腐朽要带来多么巨大且深重的灾难。
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
真实的历史之所以提供启示，就因为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
岁月的皱纹和历史的刀痕
有人说岁月能抚平一切，包括苦难，包括伤痕。
当工地的脚手架最终取代刑场的绞刑架，当建筑的喧嚣最终取代战场的喧嚣时，岁月真的能在潜移默化中完成这种神奇的疗效吗？
“在我年轻的时候，脸上这些刀痕是很吓人的。”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对采访者说。当年她不甘受辱与日本兵殊死搏斗，被刺37刀，鼻子、嘴边、眼角、脸颊无处不是刀伤，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现在58年过去了，皱纹已经掩盖了刀痕。”说着这一切的时候，77岁的李秀英已经很平静。对面静静听的采访者，是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张纯如用英文记录下采访的一切。她从小在美国长大，虽然能用中文交流，但用中文阅读和书写已经很困难了。
1997年，29岁的张纯如出版了这本书：《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这是从未经历灾难的新一代人，对那场浩劫的认识与思索，而且是更深刻的认识与思索。不说这本书所产生的影响，也不说这本书让世界上多少人第一次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它引人思索那些更加久远的命题：关于历史与现实，关于记忆与忘却，关于岁月的皱纹和历史的刀痕。
都知道不应该忘却，现实却迫使人忘却。遗迹在消失，老人在逝去。新诱惑、新追求、新概念、新梦想、新人类、新新人类在层出不穷地产生。现代都市的青年，大脑几乎变成一两周就要格式化一次的硬盘，还有多少空间存放那些历史的老照片呢？
这就是以张纯如心路历程为主线的大型舞剧《南京1937》给我带来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