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领导人的话揭示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你可能不喜欢它，但是首先你必须适应它，然后才有可能改造它。因自强而走向世界、因自信而融人世界的中国，应该做出这样的选择。
反战的心态与迎战的实力
1945年5月9日0时16分，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苏军大本营代表在柏林近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空前惨烈的反法西斯战争，在这个时刻终于结束。
那是德国卡尔斯霍斯特一个漆黑的深夜。世界就是这样从暗夜中挣脱出来，走向黎明的。
这个黑夜之前的5年零8个月零8天——1939年9月1日的那个黎明，德军大举进攻波兰。战斗发起在清晨4时45分。当巨大的爆炸声把波兰士兵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世界也就从这个黎明开始，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深渊。
英国着名军事家富勒在其名着《西方世界军事史》的开篇中说：“战争是否为人类进化中所必需的因素，虽然还有辩论余地，但是下述事实却是毫无疑问的：从人类的最早记录起，到现在的时代为止，战争一直是人们生活中的支配现象。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时代，会完全没有战争；很少有一代人以上是不经过大型战乱的；大战几乎和潮汐一样，具有规则的起落。”
虽然历史书籍早在说明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战争，但那些习惯于将人类文明史和战争史连在一起写的先哲，即使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预见20世纪人类将战争的广度和烈度推向了一个怎样的极致、这种走向极致的战争给人类自身带来了怎样的灾祸和苦难。
始于1914年7月28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零3个月，35个国家和地区的15亿人卷人其中。战争行动从欧洲波及亚洲、非洲及大西洋、地中海、太平洋等广大海域，2000余万人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之大、毁伤之烈、损失之重，足令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形见绌：参战国家和地区多达61个，17亿人卷人战争旋涡，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0%以上。战火燃遍欧亚非三大洲及四大洋，战争持续6年，5700万-6000万人死亡。
从远古石器时代以简陋的石器作为武器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广岛和长崎腾起原子弹爆炸的巨大蘑菇烟云，战争工具和战争手段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进。中国近代大思想家章太炎说：“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魍魉之逐影。”从人类所有技术进步无不应用于战争这一点看，章太炎所言的确切中要害。
与战争工具和手段直线跃升相对应的，是人们对战争认识所经历的巨大的马鞍形变化。西方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其着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说：“历来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国际实力分布之间失衡的首要方式就是战争，或者具体地说，是霸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霸权争夺的典型争斗。但当战争开始后，交战双方民众具有同样心理：柏林和巴黎街头都是彻夜排队争上前线的市民，以及在凯歌声中夹道欢送军队开进的人群，战争被普遍描绘为“伟大的战争”和“最后的战争”。把战争当美梦的人们，最终被战争的灾难所震醒。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后，欧洲民众的心态已经大不一样了，但他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和进逼面前，从政府到民众都选择了步步退让。巴黎和伦敦都有彻夜跪在教堂里的民众，祈祷上帝能够让希特勒回心转意。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从来不坐飞机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专门坐飞机去德国与希特勒签订协定，然后在世人面前举起记录《慕尼黑协定》的那几张白纸，高声宣布说他与法国总理达拉第“为世界赢得了一代人的和平”。
结果不到一年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战争以空前残酷的方法，给人们以很多和平年代永远领悟不到的启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最深刻的启示之一，就是在战争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面前，仅仅具有反战的心态是远远不够的。当战争不可避免地被强加到头上时，还必须具有迎战的决心和实力。
2005年5月9日，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庆典。这是所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中最为盛大的庆典。当年斯大林在德国法西斯包围中仍然于红场阅兵，受阅部队直接从检阅场开赴前线的豪壮气慨，至今令后人激动不已。当那些白发苍苍、胸前缀满勋章的战斗英雄和英姿勃勃、掌握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后继者通过红场时，除了满目彩旗和雪片般的贺词，同样不应当忘记那些虽然与节日气氛不相符，但却值得永远记取的沉重教训。
当年大战即将爆发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主要领导者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为大国之间的战争还会像一战那样逐步展开，忽视了德军已经在西欧战场展现的那些战略战术变化，对新的战争节奏和新的作战方式毫无思想准备，成为卫国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以为苏军兵力雄厚，装备齐全，战略纵深广大，希特勒尚需相当一段时间消化在欧洲夺占的成果，不至于立即东侵。这两条因素再加上第三条：苏军刚刚完成内部清理，很多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被清出军队，大量指挥岗位上是经验缺乏的新手。
这三个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苏军在战争初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德军在短时间内从西北、西部和西南三个方向向苏联境内纵深长驱直人600~1000公里，包围列宁格勒，占领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基辅，兵临莫斯科城下。其中包含的深刻教训，不是后来莫斯保卫战、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库尔斯克大会战甚至攻克柏林战役这些辉煌战绩就可以掩盖的。战争从来都是铁面法官，从来要对一支军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做出最为严酷的检验。总结其中的经验、避免灾难再次发生，也决不能仅仅通过授勋、表彰就能够大功告成。该怎样真正地、深刻地记取那场战争的教训，今天仍然有待于艰苦的努力。
在这方面，以色列民族回顾二战的方式值得注意。2005年3月15日，为纪念二战中被纳粹德国杀害的600万犹太人而修建的大屠杀纪念馆新馆在耶路撒冷落成。典礼专门放在太阳落山后开始。在如泣如诉的音乐声中，以色列总统冈察夫说，为了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欧洲必须为未来而承受过去记忆的重担。德国外长费舍尔说：“这是一个为遭到纳粹德国杀害的600万人纪念的时刻。德国是我的祖国，不忘记过去，对我们来说是历史也是道德上的责任，是我们国家应该为大屠杀所负的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大屠杀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经历，也是整个世界的经历，“今天我们纪念那些死去的人……是为了让他们的命运被写进历史，永远不被忘记，也是为了保证这种恐怖的事件永远不会在任何地方重演”。
这种将灾难作为思想财富的思维方式，也许正是对灾难最好的纪念。
对欧洲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这一天。对中国来说，战争在1937年7月7日已经开始，这一天甚至可以再向前延伸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参战最早、蒙受牺牲最烈。由于中国宁死不屈，苦苦坚持，使日本陆军三分之二的兵力深陷泥潭，为全世界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波兰的奥斯维辛、俄罗斯的斯大林格勒、美国的珍珠港、法国的诺曼地已经成为世界着名的反法西斯战争纪念地，前往参观的人流常年络绎不绝。
2004年5月，美国又专门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了一个“二战纪念园”，以4000颗金星铭刻在园内一座弯曲的“自由墙”上，代表二战中牺牲的40万美国人。作为世界最先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也要永远记住我们在最艰苦条件下开展顽强抗击的战争纪念地：卢沟桥，平型关，台儿庄，狼牙山……牢牢记住这些地方，把它们刻在心里，才能使我们真正感悟中华民族由苦难走向辉煌的经历。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周围，有人公开要求修改“和平宪法”、公开修改历史教科书、公开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面对这样的举动，你能说当年那场战争的任务都已完成了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一波兰维斯特普拉特半岛上有一个巨幅标语：永远不要战争。怎样才能永远不要战争？并非没有很好的范例。2005年5月10日，德国在柏林市隆重举行“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揭幕仪式。此前在这座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上，德国联邦议院议长蒂尔泽就说过：“修建这座纪念碑并不只是为犹太人，更是为了我们自己”，“德国人民应该永远记住这一切，永远引以为戒”。
当这些德国人真正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理解为解放、真正愿意在这个基础上争取美好未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挣脱了历史枷锁的羁绊。而想通过让别人忘掉那段历史，或自己修改那段历史的人，不但无法挣脱，反而在加重这种羁绊。
永远不要战争的前提，是永远保持记忆，永远保持警惕。
运河回归：没有帝国日不落
运河情结之一
1999年12月14日，对美国来说肯定是一个十分暗淡的日子。这一天，在巴拿马城附近的米拉弗洛雷斯船闸举行交接仪式，完成了巴拿马运河回归的最终手续。
巴拿马政府有意把移交仪式营造成一次历史性大事，邀请多国政要参加。但请来的只有西班牙国王、墨西哥总统、哥斯达黎加总统、哥伦比亚总统、玻利维亚总统和厄瓜多尔总统，西方七国集团的首脑一个未到。与巴拿马总统米蕾娅·莫斯科索完成交接仪式的美国代表，既不是总统克林顿，也不是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只是前总统卡特。
卡特于1977年与巴拿马的托里霍斯政府签署《巴拿马运河条约》，即《托里霍斯-卡特条约》，废除美巴1903年条约，规定美军将于1999年12月31日全部撤离。届时收回运河全部管辖权的巴拿马人，将以国土主人的资格处理有关运河的一切事宜。条约一签，立刻在美国内激起一片反对。卡特的继任者里根总统就说过，巴拿马运河同阿拉斯加、路易斯安娜州一样，美国是付了款的，应归美国所有。此后美国一直想修改《托里霍斯-卡特条约》，以便在2000年后可以继续霸占运河，但终未得手。
条约规定的这一刻现在即将到来，它是巴拿马人的历史盛典，却是美国人刻意回避之处。克林顿早就声明不会前往。原定率领美国代表团的奥尔布赖特在最后一刻也借故推辞。最后仍然是白发苍苍、18年前就已卸任总统的卡特充当代表，大有谁做的事谁收摊、谁也不愿去陪绑的意味。就在卡特出席仿佛只是巴拿马人的大事的庆典仪式上，美国控制的传媒宁可继续使用大篇幅报道车臣的战况，报道千年虫影响，报道拘捕美籍华人李文和，也不情愿为巴拿马运河多费一点笔墨。
这是美国人特有的运河情结的第一类反应。
巴拿马运河对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中之甘酸苦辣，也许连美国人自己也表述不清楚。
西奥多·罗斯福：创造一个国家的同时攫取一条运河
1998年，美国《时代》周刊推出20位对本世纪影响最大的世界性人物，名列榜首的是1901年至1909年担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而罗斯福对美国最大的贡献，就是这条巴拿马运河。美国作为一个扩张性的世界帝国，其发端即从此开始。
最早感悟巴拿马重要的是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的助手巴尔博亚。1513年，巴尔博亚从大西洋西岸登上这块土地，站在山头上竟然望见了太平洋。他惊讶不已，回国后立即禀告国王。后来经过测量，巴拿马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陆地最窄处只有70公里。西班牙国王立即命人研究开凿一条人工运河的可能性，结论是困难重重，只好放手。
一放就是300多年。
1826年，拉美独立运动领袖玻利瓦尔在第一届美洲国家代表会议上，建议美洲各国通力开凿巴拿马运河，最后也只是一纸空文。
由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的助手开始的这场巴拿马运河梦想，几乎由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学生变成现实。圣西门的这名学生名叫雷赛布，因凿通苏伊士运河已经举世闻名。1880年他来到巴拿马开办“运河公司”，雄心勃勃地组织勘探、测量、施工。
雷赛布不仅吃亏在所面对的丛林密布的地形和肆虐的热带疾病，更吃亏在他忘记了苏伊士运河是海平面运河，而巴拿马运河的最高水位为海拔26.52米，让一条重载的船只通过，决非易事。从这一点看，巴拿马运河的开凿难度远远超过苏伊士运河。他白白花费了10年时间和3亿美元的巨资，只开凿了不到计划长度的四分之一就被迫停工。
最后出场的是美国人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43岁执掌总统职权，60年代约翰·肯尼迪44岁上台，90年代比尔·克林顿46岁当选，都没有打破西奥多·罗斯福的纪录。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又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扩张性的总统。他18岁考人哈佛大学，在大学高年级完成的第一部着作就是《1812年的海战》。美国军事家马汉的大作《海上力量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对他影响极大，他认为海上力量是国家政策的基石。
这是一个帝国意识极强、关注国际政治甚于国内政治的人物，热衷于军事冒险，相信弱肉强食。他在上台以前，已经为这条运河想了几十年。西班牙国王开凿运河是寻找运送黄金的近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凿运河是想完成连接世界海洋的伟业，以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的美国人则有极其现实的考虑。从美国东海岸的纽约到西海岸的旧金山，海路遥远。如果巴拿马运河开通，这条航线将比绕行南美麦哲伦海峡要近13000公里。巴拿马运河的开通，不但可以方便地沟通美国东西海岸，而且它将成为掌握整个美洲的一把钥匙，进而成为美国把握大西洋与太平洋贸易枢纽的钥匙，拥有这条运河的美国必能成为海上的巨无霸。这就是巴拿马运河对美国巨大的吸引力所在，其动力远非麦哲伦的弟子或圣西门的弟子所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