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看到，当大兴安岭的森林之火在疯狂地吞噬一切的时候，解放军官兵成建制地冲向熊熊烈焰，奋勇扑救，缚住了肆虐的火龙。当桀骜不驯的长江洪峰撕裂拦洪大堤、九江城池危在旦夕的时候，解放军官兵千里驰援，在湍急的决口中用钢木土石组合坝封堵溃堤，成为扞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中流砥柱。当非典病毒肆虐中国、国际舆论谈非典色变的时候，1200名军队和武警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会聚北京小汤山，像勇士集团冲锋那样，与非典展开决战。当空前严重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官兵排除万难，从空中、地面、水面全力向灾区开进，民众看见翻山越岭强行军赶来救援的解放军官兵，第一句话就是：“大军来了，我们有救了！”
他们难道不是和平年代共和国的英雄？
1998年，在九江抗洪前线，一个叫嵇琪的勇士在九江大堤上10次晕倒，每次从昏迷中醒来后，又扛起沙包投人抢险战斗，当时大家还以为他是疲劳中暑，实际上他已是脑瘤晚期。这位被命名为“新时期硬骨头战士”的勇士后来返回部队与战友共度八一节，当他坐在轮椅上被鲜花簇拥着出现在礼堂的时候，2000多名官兵全体起立，长时间报以潮水般的热烈掌声，欢迎勇士凯旋。
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各地车站大量旅客滞留。《广州日报》于2月14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大幅照片，4名在广州火车站维持秩序的年轻战士身穿雨衣，斜倚在车站广场的护栏上，静静地睡着了。当时广州最低气温只有4°C，只有极度的疲惫，才能在这样的温度中以站立的姿式睡着。摄影记者拍下这感人的瞬间，新闻报道配以感人的话语：“战士睡着了，千千万万的广州市民落泪了。”
2008年“5·12”大地震，震中汶川情况不明，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焦急地等待消息，中央军委向部队下达“不惜一切代价进人汶川”的命令，成都军区领导也发出“谁先到就给谁立功”的号召。但空中路线被复杂气象阻断，陆航团直升机多次试降无法成功；地面道路被山体滑坡阻断，多支部队的摩托化开进被堵塞。值此关键时刻，武警部队师参谋长王毅率领200名官兵徒步强行军90多公里，最先突进汶川，向上级准确报告了震中的消息。这支英雄队伍中还有10名女性，年龄最小的18岁。
我们这个年代，难道不仍然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建设、和平发展时期，仍然需要那种视民众安危为自身安危、视民众苦难为自身苦难、视民众幸福为自身幸福的军人，仍然需要那种在苍海横流之时敢于挺身而出、横刀立马的好汉。
中国军人是具有英雄气质的军人。
这种英雄气质，与人民群众的安危紧密相联。
在这样的队伍面前，我们才可以说：苍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非战争军事行动：军队到底是干什么的？
非战争军事行动，指军事力量运用于除战争行动之外的其他军事行动。
问题出来了：军队到底是干什么的？
自古以来，军队就是打仗的，杀戮的，征服的。也就是说，军队是用于进行战争的。
古罗马着名军事统帅恺撒留下名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
另一位着名军事统帅拿破仑也留下话语：我看见法国国王的王冠掉在地上，我用刺刀把它拾起来。
他们的语言里，充满了对指挥军队进行战争和征服所获得的自尊和自信。
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中这样描述西方对世界的理解：“历史上，大多数国家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制造战争，而战争制造国家”，“征服与继续征服是大国存在的状态”，“防止被征服则是小国存在的状态”。
这些理论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军队、武力、掠夺、征服，是西方政治中最鲜明的标识和最有力的工具。德国元帅沙克斯在18世纪就此概括了一句：所有的科学都有原理，唯独战争没有。
所以印度着名作家泰戈尔说：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
连美国西点军校的座右铭一“荣誉，责任，国家”，也无不包含在征服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实现美国版图极度扩张之后产生的尊荣与自信。
那时候没有人谈论“非战争军事行动”。凡是军事行动，几乎都包含战争。
今天的世界大不一样了。不仅是冷战时期相互毁灭手段的出现，也包括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性军事对手消失，作为武装力量在新条件下运用的新形式，“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由此而生。
1993年，美国陆军《作战纲要》用一个章节的篇幅首次论述“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其含义是：美军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参与国际维和、强制维和、人道主义援助、反恐怖、禁毒等不涉及战斗的军事行动，作为打赢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的重要补充。
1995年6月，美军以参联会主席名义颁布《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美军参联会同时制定了6部涉及反恐、维和、缉毒、撤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多项行动的纲领性文件。
2001年，美军《联合作战纲要》具体列出18种非战争军事行动样式：（1）军备控制。（2）打击恐怖主义。（3）对禁毒行动的支援。（4）执行制裁。（5）强行隔离。（6）确保航行和飞行自由。（7）国外人道主义援助。（8）国内支援行动。（9）国家援助。（10）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11）和平行动。（12）护航。（13）救援行动。（14）显示武力行动。（15）打击与袭击。（16）对暴乱行动的支援。（17）反骚乱行动。（18）后果控制。
其核心是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不须战争行动就可达成或战争行动不能达成的特定效果，实现某些连战争行为都难以实现的控制，为新的美国全球战略服务。1999年科索沃战争之后，“人道主义援助”成为美军非战争行动的重要方面，其《2020年联合构想》提出：“在人道主义救援或和平行动等复杂的紧急任务中，为在限定时间内达成国家目标，美军应能迅速做出灵活反应”，“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由多国部队、地区性组织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志愿的私人组织提供的技能与资源”，以保证美军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预定目标。
什么样的目标呢？冷战结束后组织“人道主义救助”，成为美军通过各类演习控制其他国家的最好借口。一位日本记者评论道：“对美国来说，进行多国训练不仅可节约美军经费，而且还可掌握参加国的领导权，可谓一箭双雕”；一旦出现冲突，可立即把参加过演习的各国军队纠集起来，进行“人道主义救助”行动。尤其是当美国宣布在全球各地都有所谓的“人道主义利益”后，“非战争军事行动”开始成为美国干涉全球事务的一种新方式和新工具。
不同的职责使命，不同的非战争军事行动
这就是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我们的重大差别，这就是为什么拥有1500余架运输机、一个航次可空运5.6万士兵和7600吨物资到世界各地的美军空军，全世界基地遍布、到处充当世界警察、打完喀布尔打巴格达的美国陆军，以11支航母编队游弋世界、要控制世界上16条海上战略通道的美军海军，当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发生后，面对国内的灾难救援，竟然是那样的迟缓和乏力的原因。这不但饱受国内舆论批评，连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表示，他同全世界一样，对美国南部“卡特里娜”飓风灾民的困境和灾区秩序的混乱程度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这支首创“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军队竟然没有及时投人国内灾难救援，这真是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
但美军并不觉得尴尬。陆军发言人说：救灾应由州国民警卫队完成，不是陆军的任务。国民警卫队发言人反驳说：陆军在伊拉克作战兵力不够，原本能够用于救灾的国民警卫队大量抽调到伊拉克战场，造成国内力量空虚不是国民警卫队的责任。最后由美军南方总部司令出面，回答新闻媒体对军队救援不力的指责。这位四星上将更加振振有词：军队的所有装备和训练都是用于进行战争的，不是用于救灾的！
一句话令美国媒体集体语塞。毕竟其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首要之义，也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
这就是在同一个概念“非战争军事行动”之下，不同军队之间巨大的差别。
我们从来没有把对自己民众的关心、帮助和对他们的灾难救援看作是军队的负担或分外之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初起，就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毛泽东说：“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这支军队从建军之日起，就与人民群众形成了天然的、血脉相通的、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这一点，是其他许多职业化的、雇佣制的军队所永远无法明白、无法理解的。毛泽东还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时光变迁，军队的职责使命也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变化过程。
从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到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军队要为国家的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再到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我军的职责使命虽然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人民军队的本色、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不会变化。这是每一个中国军人内心紧紧握住的东西。在扑救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时候，在与泛滥的洪水搏斗的时候，在勇敢走上抗击非典第一线的时候，在倒塌的废墟内倾听微弱的呼唤、然后舍生忘死投人救援的时候，内心紧紧握住的东西又被极大地释放出来了。
仅2008年以来，军队连续进行抗击南方冰雪灾害、执行藏区维稳、汶川大地震救援、支援奥运安保等多项非战争军事行动，显示出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成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履行职责、完成使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实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起到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快速反应和“一跃而起”的能量
抢险救灾，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重要内容。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军表现出很快的反应速度。
地震发生13分钟，军队应急机制启动。
地震发生2小时零7分钟，成都军区的两架直升机冒雨起飞，察看灾情。
地震发生5小时30分钟，以某集团军工兵团为主组成的中国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共227人乘专机赶赴灾区。
地震发生不到10个小时，1.2万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进人灾区展开救援。
5月13日，又有1万余名官兵及救灾装备空运至成都地区，中国航空史和我军历史上单日空运兵力最高纪录被改写。5月15日，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直升机行动在川西北展开。
速度就是生命，速度就是质量，速度就是效率，速度就是掌控。
2005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对军队参加抢险救灾的主要任务、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协调关系、动用军队的权限和程序、军地联合指挥、平时救灾准备和经费物资保障等做了明确规定。其中特别指出：“军队是抢险救灾的突击力量，执行国家赋予的抢险救灾任务是军队的重要使命”，“军队参加抢险救灾主要担负下列任务：（1）解救、转移或者疏散受困人员；（2）保护重要目标安全；（3）抢救、运送重要物资；（4）参加道路（桥梁、隧道）抢修、海上搜救、核生化救援、疫情控制、医疗救护等专业抢险；（5）排除或者控制其他危重险情、灾情。必要时，军队可以协助地方人民政府开展灾后重建等工作”。
从以上任务之中就能明白，“一跃而起”的反应速度在其中的分量。战争中“兵贵神速”是用兵和制胜之道，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反应速度的意义更不同寻常。
从客观因素看，首先因为灾难救援中挽救生命的时间实在有限。经过汶川大地震，“黄金72小时”几乎无人不知，“以人为本”的理念更是早已深人人心，生命救助成效已经成为判定行动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成为激发军人忘我拼搏的最高境界。其次因为灾难中局面容易失控。如果前期不能控局，后期处理成本将十分高昂。这就是为什么中外专家普遍认为灾难发生最初几个小时的动作，决定整个灾难处理的成本的原因。没有速度就没有主动，没有速度就会失去对局面的掌握。
从主观因素看，因为军队具有力量集中、分布广泛、机动方式多样、指挥高度统一的特点，这些都是快速反应的基本要素。别人反应慢了，可以找各种理由求得原谅；军队反应慢了，一千条理由也难获得一次原谅。正因如此，军事力量历来是应对突发灾难事件的首要手段、关键手段和最后手段，其作用无法被其他力量所取代。
人人皆知快速反应的珍贵，但实际做到十分不易。一是灾难救助中面对众多意外情况，要实现救援人员及时到达、救援设备准确到位、救援行动有效展开，不知要跨越多少艰难。二是灾难往往发生突然，部队接到命令就要立即行动，几乎无时间筹划和准备，只能边行动边了解情况、边行动边制订计划。不能适应危机状态下的行动方式，就会损失时间，造成被动。三是灾难救援任务多样、转换频繁，往往刚进人一个领域，刚了解一点情况，刚熟悉一些过程，又要转人另一个领域完成突击。不能适应短时间内多任务衔接交叉的局面，同样要丢失时间，损失速度。
所以“一跃而起”谈谈容易，真正做到又是何等的困难。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救灾行动之所以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核心就是一个“快”字。
我军快速反应的能力首先得益于指挥调度能力。
灾区救援与战场作战虽然大不相同，但指挥调度却异曲同工。
1998年的抗洪抢险斗争，是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渡江战役以后长江流域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当时长江、嫩江、松花江共投人兵力36万人，其中解放军31万人，武警官兵5万人，动用车辆23.68万台次、舟艇3.57万艘次、出动各型飞机（含直升机）1289架次。广州、南京、济南、成都、沈阳、北京等六大军区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都直接参与了抗洪抢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