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上源名大金川，出青海南部，流人西康省（今四川省西部）后同小金川汇合，经过泸定桥至安顺场，折而向东流至乐山人岷江。河面宽200米，流速每秒4米，河水沿着十分险要的石壁向下奔泻，数十里路也不易找到一个渡口，大部队通过极为困难。蒋介石就想凭借大渡河天险，部署重兵南攻北堵，一举消灭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把希望放在了安顺场。
5月21日，红军到达冕宁县泸沽地域后，即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向安顺场进发，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向大树堡方向进击，以钳制制和吸引富林（今汉源）一带敌人。
先遣司令刘伯承率红一师走在最前面。
在向安顺场进发的路上，刘伯承骑着马，喃喃自语了一路：“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警卫员说昨夜梦里他翻来覆去说的也是这句话。
在金沙江，刘伯承就是凭手中掌握的六条船，硬是化险为夷，把中央红军全部渡了过去。
如果安顺场没有船怎么办呢？
不光刘伯承，很多人想都不敢想。
5月24日夜，红一师一团一营占领安顺场渡口。还好，搞到一条船。根据渡金沙江的经验，刘伯承寄希望于对岸。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组织的强渡开始了。以二连长熊尚林为首的十七勇士登上了第一船。船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向对岸进发时，刘伯承、聂荣臻禁不住都走出了工事，紧紧盯住那条关系千军万马命运的小船。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亲自吹起了冲锋号。
强渡成功了，但对岸再没有发现船。
渡金沙江总共搞到六条船：皎平渡先控制了两条，首批部队过江后又找到四条。刘伯承曾兴奋地向军委报告“每日夜能渡一万人”。
大渡河却仅有一条船。一船最多坐四十人。往返一次一个多小时。每日夜顶多也只能渡过五六百人。
靠这条船，一船一船摆渡，全军渡河要一个多月。
杨得志的红一团于26日上午10点渡河完毕时，追敌薜岳纵队已经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了。
焦虑万分的刘伯承发出了两个“千方百计”命令：工兵连要千方百计地架桥，各部队要千方百计地找船。
两个“千方百计”一个也没有实现。
工兵连用八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三个竹排，放人水中即被激流冲断。沿河两岸也再没有发现一条船。
消息报来，刘伯承只对自己说了一句：“看来架桥不可能了……”便再也无语。
这位首先突破乌江、首先突破金沙江的军中之神，在大渡河陷人深深的困境。
夺取安顺场前，聂荣臻曾问主攻营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回答：“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
刘伯承接着说：“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
孙继先营以坚决的行动完成了任务。
但成为石达开的可能性依然还在。
渡金沙江时，红军本是分三路过江，刘伯承在船到手之后，方知道全军都要集中到皎平渡过江。这回却大不一样。行动之初，全军就预定要从安顺场渡过。先遣司令刘伯承深知责任重大，渡河成败关系全军命运。红军会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现在军委就盯着他刘伯承了。
军情十万火急。蒋军的飞机在空中撒传单：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朱毛红军插翅难逃。
5月26日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安顺场。
刘伯承急着向军委领导汇报，毛泽东却一边喝着缴获来的米酒，一边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
他问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心里正为大渡河着急，回答说，主要是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答，确是如此，彝人最重义气，看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不容刘伯承插进别的话，再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刘伯承被问住了。
越是危险境地越要扯轻松事，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
1929年4月，脱离了井冈山的红四军在赣南立足未稳，前途未卜。有一次，毛泽东在河边突然问陈毅、谭震林、江华：鱼在水中睡不睡觉啊？一下把众人问住了。
解放战争时，毛泽东等人在陈南庄遭空袭，敌机都到头顶上了，江青钻进了防空洞，其他领导同志也进去了，警卫员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他先想到的不是进洞，而是抽一支烟。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即使面临生死存亡，也颇有一股拿得起来、抛得开去的气概，一股偏不信邪、偏不从命的气概。共产党人赞此为领袖气概，国民党人骂此为帝王气概。赞也好，骂也好，毛泽东就是如此；不如此，便也不是毛泽东了。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不是不知道泰山会崩于前。与刘伯承说笑归说笑，最坏的准备却在谈笑风生中做好了。
全军集中在安顺场渡江已不可能，便决定将一军团分为两半：一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编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二师和五军团编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路纵队沿大渡河夹岸突进，火速抢占泸定桥。大队红军随左纵队前进，从泸定桥过河。
谈话之间，红军的过河地点做出了迅速改变。
若泸定桥也不能过河呢？
毛泽东用并非轻松的口吻说道：“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在此严峻时刻，众人皆无异议。
刘伯承、聂荣臻二人，正是遵义会议建议渡江人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人。当时三万红军想从川南渡江尚不可得，现在以红一师单独“到四川去搞个局面”，谈何容易！大家又都明白这是完全无法之时的办法！
毛泽东后来写道：大渡桥横铁索寒。
5月底的铁索寒到什么程度？恐怕今日即使你到已经列人国家文物保护重点的泸定铁桥上去亲手摸一摸，也体会不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那么多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戏剧、舞蹈，都不厌其烦地再现那十三根冰凉铁索上发生的故事，为什么攀援那十三根铁索前进的英勇战斗，成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战斗的原因。
“十三”这个数字在西方，是个要回避的不吉利数字。中国工农红军却无从回避，只有迎头而上。十三根铁索上，寄托着红军将士多少希望！
刘伯承、聂荣臻率右纵队于5月27日出发，向320里外的泸定城疾进。连打带冲，一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平均每天行军一百余里，途中还打掉了瓦坝驻防刘文辉的一个团，龙八布驻防的刘文辉的另一个团加旅部。这三天是怎么一路江风一路战火一路艰险一路曲折冲杀过来的，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与肉体消耗，刘伯承已经完全没有合适的语言表达了。
30日凌晨两点，刘、聂的右纵队赶到泸定城。
林彪的左纵队已经在九个小时前夺占了泸定桥。
林彪的速度更快。
《星火燎原》用一句令人震惊的语言描述了左纵队的行军速度：昼夜兼程二百四。
28日清晨，一军团二师四团接到军团通讯员飞马送达的命令：
王（开湘）、杨（成武）：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冗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哭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林（彪）、聂（荣臻）
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向来以运动神速着名。但是在大渡河面前，以过去一天一百六十里的速度已经不能完成任务了，现在需要昼夜兼程二百四十里。而且赶到后要立即发起战斗，夺取天险泸定桥。
世间除了中国工农红军，谁人能靠两只脚板使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每每在关键时刻，林彪不但是一个像样的军事指挥员，也是一个像样的政治鼓动者。限期夺占泸定桥的电报，平型关战斗前连以上干部战斗动员大会上的演说词，都是在交代艰巨任务的同时，给部队以坚强有力的鼓舞。
一军团二师四团，前身是北伐革命中的叶挺独立团，南昌暴动之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二十八团，在各个时期都是作战中的头等主力。林彪就是在这个部队中成长起来的。他从叶挺独立团的见习排长，到南昌暴动中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到红四军二十八团一营二连连长、一营长、团长，靠这支部队打出了威名。1933年在江西永丰滕田整编中，该部编为一军团二师四团。第一任团长萧桃明，第五次反围剿时在大雄关战斗中牺牲。第二任团长耿飚。遵义会议后王开湘继任第三任团长。
强行军开始了，口号是：“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
一个口号内三个“光荣”，胸中燃烧着怎样的激情。
团政委杨成武回忆道：“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天黑了，下起倾盆大雨，部队一天未吃饭，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拄拐杖，嚼生米，喝凉水前进。羊肠小道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一层油，三步一滑，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
红军为什么没有成为石达开？
应该反问为：石达开为什么不能和红军一样？
5月29日清晨6时，红四团赶到泸定桥。
刚刚接近大渡河，那轰轰隆隆的河水咆哮声便鼓荡人们的耳膜。到河边一看，桥下褐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一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杨成武回忆道。
王开湘向干部们交代了任务，指定二连任突击队，连长廖大珠任突击队长。参加突击队的共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
战争中的巧合，也是二连。
安顺场担任首船突击的，是红一师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任队长。
泸定桥担任敢死突击的，是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任队长。
廖大珠这个连队，湘南起义时的连长是林彪。朱毛会师后连长为龚楷。第三任连长是肖克。这是红军中一支着名的英雄连队，主力中的主力，尖刀上的刀尖。
英雄连队在泸定桥头更加英雄。下午4点总攻开始。在全团司号员集合吹响的冲锋号声中，廖大珠带领二十二勇士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桥栏、踏铁索向对岸冲去。
历史在这里浓缩了，凝结了，令他们成为一幅中国革命史中一尊尊永恒的青铜雕像。
一师一团出了安顺场十七勇士。
二师四团出了泸定桥二十二勇士。
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没有活到胜利，更无一人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
我们更应该世世代代记住他们，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中国革命的开路先锋和沙场英雄。
安顺场十七勇士是：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二排长罗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亮、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泸定桥二十二勇士只留下三个人的姓名：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三连支部书记刘金山，红小鬼刘梓华。
“文化大革命”中流传过一则传说：毛泽东给十八勇士发了免死牌。不管今后犯多大错误，可免于一死。
这十八勇士，指冲过泸定桥后活下来的那十八个人。
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运动太多了，前前后后被打倒的人太多了。善良的人们开始想象：大渡河十八勇士那样在关键时刻拼了死力的人，总该免死。
后来才明白，免死牌的说法既古老又久远。
对安顺场十七勇士的奖励，是《红星报》和《战士报》报道了他们的姓名。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一个一个记下这些名字。
对泸定桥幸存的十八勇士的奖励，是每人一套列宁装、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
虽然没有免死牌，但这也是红军战士能得到的最高奖赏。
刘伯承率领的右纵队午夜赶到泸定桥。这场他未见的夺桥战斗令他激动万分，虽然已经凌晨两点，也不愿休息，非要去看桥。
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提了盏马灯，陪着刘伯承、聂荣臻踏上桥面。
刘伯承从桥东走到桥西，又从桥西折向桥东。自1912年进重庆将校学堂起，他从军已经23年。其间经无数胜败，见无数兴衰，还从未有一回像大渡河这样令他感情澎湃。1916年参加护国军讨袁，丰都一战，他头部连中两弹。其中一弹从右太阳穴射人，透右眼穿出。德国医生实施手术，七十余刀，三个多小时时间，他端坐不动，被医生叹为“军神”。右眼已经是假眼了，视力不好，他还是对泸定桥上的每根铁索、每个铁环看了又看。如果泸定桥不能夺占，必然出现毛泽东说的那种局面：“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中国革命由此将徒增多少牺牲，徒增多少艰难！
现在两路终于会合了！
刘伯承最后在桥中央停下了脚步，扶着冰凉的铁索护栏，看着脚下奔腾汹涌的河水，他使劲在桥板上跺了三脚，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此时此刻，军神的左眼一定渗出了泪水。
和平年代无英雄？
战争与军队是千古话题。
胜利与失败是千古话题。
成王败寇则是这些话题的基本结论，英雄狗熊也就此分野。
可以说那是战争年代。战争从来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做出严格检验。
那么和平年代呢？和平年代还有没有这样的检验？如若没有，为什么？如若有，是什么？
黑格尔说过，和平是一个民族的腐蚀剂。其结论颇有过分之处，其中有些微合理的部分：战争时期寒光闪闪的刀剑，和平时期可以变得锈迹斑斑。多少支战争年代身手矫健的军队，在和平年代变得步履蹒跚。
于是和平年代的军队，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是没有英雄的军队；和平年代的军人，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是没有英雄精神的军人。和平年代似乎也就成为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年代。
这些结论在今天的中国只有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