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防投人的显着增加，军事装备研制生产能力获得明显提高，引进机型也不断到来。这就使得长期制约空降兵发展的投送能力（大型运输机）和制空能力（先进战斗机）出现了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最显着的跃进。过去由于国家航空工业不能提供数量和质量都能满足投送需求的战略运输机，我空降兵不仅在兵力投送能力方面受到很大制约、火力投送方面受到很大制约，同时在空降兵运用思想方面同也受到很大制约。现在的情况正在出现重大转变。一批批新型战斗机飞上祖国的蓝天，引进的大型运输机也开始陆续到位。更重要的是2013年初，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完成首飞。随着该型国产大型运输机今后进人空军序列，我空降兵一次投送更多建制兵力和建制火力的能力将大幅度提高。这一天正在日益逼近。我们为它的到来做好准备了吗？当装备改善已是明显事实的时候，我们能够让思想滞后也成为明显事实吗？人的思维、人的素质会不会成为空降兵发展的下一个瓶颈？
长期以来军队一直强调一个口号：宁可让人才等装备，不能让装备等人才。其含义就是思想、思维一定要走在装备的前面，作战运用一定要走在装备的前面，高素质指挥员和战斗员一定要走在装备的前面。
要真正做到又是何其艰难。
大量现实是，新装备出现了，投人部队使用了，适应新装备的人才和相应的作战指导思想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几乎出现在和平时期各个大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发展之中。
其中一个重要障碍，就是超越传统经验的艰难。
完成这种超越，最大推力只能来源于战争实践。
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人的实践，军队的实践，从最根本上来说都是这两个字：战争。任何训练、任何演习都无法代替这一最根本的实践。战争从来都是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做出严格检验。今天的问题是，在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中，我们能否在冲突与战争到来之前，产生出一流的空降兵运用思想？抑或非要等到处于战争的严酷考验之中，才能在沉重损失的痛定思痛里面被迫做出改变？
责任、主动和担当，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体现在今天日复一日的和平消磨之中。
世人皆知，空降兵不是一支完美无缺的力量。它有弱点，有不足，但它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世界上没有一支完美无缺的作战力量，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扬长避短。其中的关键之关键，就在于运用这支力量的人的意志和思想。
思想解放对今天的空降兵来说，绝对不是一句泛泛的空话。
空降兵建设发展基于的国情，可用一句话概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尚未实现统一的、领土主权尚不完整的社会主义大国。
发展中的国家，要求我们必须能够保障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发展。
尚未统一，要求我们必须最终实现祖国的统一。
领土主权尚不完整，要求我们必须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
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我们必须维护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
大国，要求我们必须有能力履行大国的责任、完成大国的义务。
中国独特的国情、独特的安全态势、独特的战略处境，要求我军空降兵必须成为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能打仗，打胜仗”、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尖刀和先锋。21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能再把“以空间换取时间”作为战略思维的基础，而是要能够迅速穿越己方空间、紧紧压迫对手的时间，数小时内能够成建制地投人任何一个战略方向作战，成为国家应对各种危机的快速反应之拳。具备这样一支力量，才可能有力地支撑十八大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声明：中国不会允许任何人在中国家门口生事，也不能允许任何国家把亚洲搞乱。
无论哪个国家或哪种势力，若想把我们搞乱，首先必须通过这道坚强、坚硬的门槛。
这才是这支新兵种的最大价值所在。这才是与我们的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相适应、能够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重任的21世纪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
技术理解力——现代建军的瓶颈
什么是技术理解力？简单地说，就是能够懂得、明白和感悟技术中所显现和蕴含的全部意义。对技术的不同理解和感悟所产生的不同效用，不但导致完全不同的应用和发展方向，其结局也大相径庭。
比如火药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但我们发明火药并不是为了拿它去打仗。在中国，火药只是炼丹长生的产物和驱鬼敬神的信物。我们没有想到火药经阿拉伯传人欧洲后，被装人枪筒推动弹丸射杀对方，热兵器由此诞生并开始大规模取代冷兵器，世界第一轮军事革命也由此发生。
再比如罗盘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但我们发明罗盘是为了看风水，为了判明何处好建屋、何处好修墓。我们同样没有想到，欧洲人把我们发明的罗盘装到他们的船上去扬帆远航，先探索世界，然后征服世界。
说中国因科技落后导致国力落后最终被迫挨打，也许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这种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前来征服我们的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其威力巨大的火炮本身依赖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其远涉重洋的战争指向本身也依赖于中国人发明的罗盘。当然其中还包含有其他很多因素，但对同一技术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运用所产生的巨大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异出现后，颇富戏剧性的场面就随之而来了：我们的发明物像澳大利亚土着人打猎使用的“飞去来器”一样，不同的是它被思出去后，呈弧线状飞回来击中的猎物却是我们自身，这可以算是从极致之处领受技术理解力的不同所产生的效用吧，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波及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兴衰。
西方的技术理解力就无可挑剔了吗？也不尽然。1903年，莱特兄弟成功进行首次有动力飞行，今天看来是伟大的创举，当时却也被不少围观者笑掉大牙：费那么大劲糊的飞行器像个空中书架，晃悠几十米就掉下来摔烂，还不可笑吗？当时没有多少人理解这一技术的巨大含义，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一种军事利器即将出现，延续几千年的平面作战从此将走向立体。
技术理解力并非一蹴而就的功夫，只有随着技术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后来飞行器迅速发展起来了，最前卫的理解也不过是认为它可以用来侦察对方阵地。所以最初双方的那些简陋的双翼、三翼“空中书架”摇摇晃晃地飞去侦察对方阵地的时候，飞行员们在空中相遇时还热情地微笑和相互招手。但“蜜月”很短暂，很快有人向对方拔出了手枪。手枪射程太短，于是有人开始在飞机上安装机枪。新的技术感悟导致空中温情脉脉的时代结束，空中搏杀很快就变得像地面搏杀一样凶猛激烈。这种几乎是突然出现的作战方式把早已固定的军事秩序冲击得支离破碎，前景扑朔迷离，哪一方也未对来自空中的噩梦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
可以说这是一种常态：新的技术和新的兵器出现了，但新的思想没有出现。恩格斯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这句话揭示了一条军事规律：新技术、新兵器迫使人们产生和创造出新思想。但诸多矛盾制约因素中，技术理解力的不同，仍然对同一技术产生巨大的思想认识分歧。
美国陆军航空兵准将米切尔最先说出他对航空技术的感悟：“在战线上空飞一趟使我对军队的布局情况得到了比在地面上跑多少圈都更加清晰的印象。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飞机里花几分钟就越过这些交战军队的阵线，而这些军队却在战斗中僵持、无力前进难以动弹已经三年了。”“花几分钟”就可越过僵持几年的战线并非对米切尔一个人“非常有意义”，而是对全部作战方式将产生重大意义。
比米切尔更加彻底的是刚刚步出监狱的意大利人杜黑。这位前航空局长预言将出现一种全新的战争样式一空中战争。他说空中战争将引起战争的革命。他说战争将不再局限于地面大炮的最远射程之内。他说战争也不再会为地形地貌所阻隔。他还说未来战争很可能从空中开始。
杜黑一句话一个结论，其中反传统的观点比比皆是，被人揪住辫子的极端意见也比比皆是。此人像一个现代巫师，用人们陌生的话语，说出了他对新技术的全部理解。当时不少权威人士纷纷站出来，依据浩瀚的兵学财富对其进行反驳和诘难。颇富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对杜黑理论的争论，立体作战观念终于带着其全新的理论视野降临战争舞台。虽然批评声今天仍不绝于耳，但在事实面前，全世界都承认了杜黑对航空技术的透彻理解力。
航空技术开拓了三维空间。今天引领性的技术，是正在开拓四维空间的信息技术。如果思想仍然停留在二维空间，怎么去谈今天的技术理解能力，怎么去运用今天的技术理解能力完成军事创新。任何人都不可能懂得所有技术，但必须能够理解技术的含义，明白它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感悟它所开拓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对我们尤其重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军事学轻视技术、脱离技术的倾向明显。
古代先哲们“形而下者为器”、“形而上者为学”的观点对我们影响甚深，不少人认为要建立一个什么“学”，必须先脱离“器”，否则就不高深，就不抽象，就钻不进象牙塔。这种观念难道不是我们军事创新思维的重大障碍。从历史长河看，人类社会发展的技术形态一直决定着战争与军事的基本形态、决定着军事组织方式和作战指挥方式、决定着军队的战斗力生成模式。是军事技术而不是军事思想，推动旧的军事力量体系逐步瓦解和新的军事力量体系逐步形成。轻视军事技术，就是轻视军事实践；脱离军事技术，也就脱离了军事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制约我们军事思维创新的不是理论理解能力，而是技术理解能力。
必须克服这个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