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众生百态相
身为山东人的东方朔，至今在他的老家山东德州还有着和他相关的遗迹，其中东方朔的墓碑上面还有后人颜真卿的亲笔题词，笔法流畅，字迹刚硬。宋朝的词人苏轼来此一游时也忍不住赞叹道：“颜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由此可见，颜真卿对于东方朔还是很认同的。
在武帝时期，东方朔的主要职能，便是陪伴在汉武帝身边为其调笑所用，充当着小丑的角色，他空有一腔抱负却没有施展的平台。
《汉书》中写道：“然时观察颜色，直言进谏。”东方朔试图通过一条讨巧的路来快速接近这个帝国的权利中心，但他没有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以讨巧的角色进来的他，终生只能讨巧，不能转换角色了。这是东方朔的悲哀，所以他写下了《答客难》这样一首赋词，希望通过文字来表达内心无可奈何的悲怆。
“今世之处土，时虽不用，块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大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郦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筵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犹是观之，譬由鼱鼩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
《答客难》节选东方朔
从古至今，多少贤人受到礼遇，上观许由，下视接舆，有像范蠡这样足智多谋的人，还有类似于子胥这样忠诚的臣子。天下太平的时候，与道义相符合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帝王为什么对自己还有怀疑呢？至于燕国启用乐毅为将君，嬴政任用李斯为丞相，郦食其说降齐王，他们这些犹如流水的劝说，都是因为需求才会有所得的。建功立业，四海升平，这是他们所遇到的好形势。君王为何要感到奇怪呢？俗话说，如果以管窥天，以瓢量海，以草撞钟，考察通常的规律，又怎么能知道发音的原理呢？就好像是老鼠袭击狗，猪咬老虎一般，是注定会失败的。在当朝，贤人只能忍受着君王的冷眼旁观，不但得不到机会，还要忍受非难，因为他们不懂通权达变，所以他们真的是无法明白用人不疑的道理啊。
在《答客难》的这段中，东方朔将内心苦闷一尽抒发，畅快淋漓。他自认为自己是个人才，却得不到认可，长期的压抑令他心生郁结，郁郁寡欢。他渴望有朝一日能遇到明君，看到他身上治理国家的长处，而不仅仅是把他当做一个逗笑的小丑。官场是中国文人表现才智的最佳舞台，但可惜东方朔虽然挨到了这个舞台的边缘，却始终无法登台表演。相比起来，另一位赋词家比他幸运多了，这位就是扬雄。
扬雄比之东方朔来说要幸运得多，在《汉书》中，有关扬雄的记载如下：“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
可见扬雄一开始上场就比东方朔有分量得多，所以在东方朔感慨人世不公的时候，扬雄则意气风发，在政治舞台上尽情释放光彩，但在这看似辉煌的表面之下，也有着文人厌世和谄媚的因素。从扬雄的《反离骚》这篇赋作中，就可以看出这位大文豪虽然有高贵的秉性，但他也有着犬儒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理态度。
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反离骚》扬雄
可以看出，扬雄对于屈原跳江的行为是很不赞同的，甚至有些鄙夷的态度，虽然他也会为屈原流泪，但他更觉得君子应当识得大体，而不是动辄拿性命相要挟，这样做又何必呢？
扬雄的一些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与当时的官场气氛十分接近，中国文人自古就不喜欢坦诚相待，所以看到屈原的忠肝义胆，扬雄酸溜溜地评论一番自然也是在所难免的。作为一代儒士，却是有着这样的胸襟的确不能不让人汗颜，而作为宠臣的东方朔忧国忧民，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大汉朝的文治武功。
东方朔为官期间，正值汉武帝尚武风气最浓之时，面对边陲的匈奴，汉武帝多次发兵制服。长年的战争使得汉朝的百姓苦不堪言，对此，东方朔是看在眼里的，但是，他的多次隐晦劝诫犹如石沉大海而得不到重视。或许就是因为宠臣的身份令他的话得不到重视，而得到了重视的扬雄又从不会作此考虑。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可笑，想上的人上不去，想下的人下不来。
如果要对历史人物下一定的评论，那么，任何单纯的形容词都是肤浅的，因为人的多元化性格决定了英雄并不一定就侠肝义胆，正义者也许有着私心，而鼠胆小人也许有着一颗忠肝义胆，这一切都是因为历史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系，而历史中的人自然也会有着并不单纯的性格。
后人不能因为东方朔为武帝宠臣就忽视了他的报国之心，也不能因为扬雄的地位崇高，就看不到他身上的缺点。总之，可以发现他们有着相似之处，同样是身处朝纲之中，同样是宫廷的臣子，同样是才高八斗，同样是文思泉涌，只是不同的是在当时的统治者眼中，东方朔是个宠臣，是个哗众取宠的丑角，而扬雄是个文臣，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才。
这一点不同决定了这两人不同的命运，在那个天下一统的封建时代，文人为官之后的遇与不遇都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江山社稷，百姓苍生都是天子握在手中的筹码，更何况他们小小的臣子，在这样的环境中，皇帝的好恶可以决定一切，而正是汉武帝的喜好，令东方朔一生不得志，郁郁而终，令扬雄名扬后世。
所以这些文臣也有自己的无奈和苦衷，东方朔的哗众取宠，扬雄的唯唯诺诺，他们都只是那个时代下帝王手中的棋子，稍有不慎不但会前途不保，还有可能会丧命。所以，对于他们不尽良好的表现，似乎又应给予一丝体谅。
身为重臣的扬雄自然肩负起了为汉武帝歌功颂德的重任，于是在扬雄的一生中，汉赋自然是不可少的，但他的汉赋大多没有实际意义。只不过是铺陈开来，描写一些华而不实的景物，讨得汉武帝欢心罢了，相比之下，真正的宠臣东方朔可真是要比扬雄气节高出一些啊！但东方朔当初为了引起汉武帝的注意，牺牲形象成了弄臣，而今想要翻身太困难了，所以他写的赋词充满了悲怆和不满。
扬雄和东方朔，二人的文采不相上下，或者可以说东方朔更胜一筹，但是他们的人生在定位的那一刻便已经不可更改了。所以，在政治的舞台上，他们是天生的演员，演绎了自己角色的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步步高明地走向他们想要走去的地点，虽然过程或者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世事漫随流水，又岂能皆如人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