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9日，张学良与蒋介石在保定车站会晤，蒋暗示其下野。3月11日，张学良发表辞职通电。内称：“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3月12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及赵一荻、端纳等从北平清河机场离开北平，当天下午抵达上海。
张学良为什么要来上海呢？张学良是要出国的，出国前张学良决心戒毒，而他选择了上海，入住了张啸林的181号大赌场。张学良之所以要来上海，是因为上海是当时国内最有名的花花世界。自从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手握东北军几十万军队的大权，生活更是放荡。在张学良掌权期间，对政事并不专心，每日沉溺于酒色之中，还学会了吸毒，是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他在上海期间闭门谢客，在蒋介石的关照下和杜月笙的帮助下决心戒毒，并且自撰戒毒条幅：“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
在此之间，还发生了张啸林白吃耳光的插曲。有一次在大世界的堂会戏演出，前排座位中习惯于保留部分贵宾席，这是供来宾中的少数军政要人、豪绅巨贾、社会名流和外国领事、洋行大班等中外头面人物的专座。不料有一个身穿国民党军装却无杠杠条条的来宾，大模大样地也去坐在贵宾席上。这被担任总招待的张啸林看到了，认为一个普通官兵哪配占此佳座，便走过去叫他滚开。张啸林态度傲慢，出口伤人，使对方不能容忍，顿时火起，便抬起手来给了张啸林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在当时谁也不敢碰“张大帅”的一根毫毛，如今他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亏，岂肯罢休！正当他挥手想叫手下人大打出手时，杜月笙闻讯赶来。他不看犹可，一看之后，急忙向面红耳赤、满脸怒气的张啸林打招呼，打发他走开，然后还连连向军人赔礼道歉，请他就座看戏。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原来这个貌不惊人的来宾，是张学良的代表。
当时，虽然张学良已经下野，可是曾经的三军副总司令，背后还有几十万东北军。张学良虽然在上海深居简出，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但杜月笙还是发了请帖。张学良背负着骂名，不好公开露面，但也不好驳了杜月笙的面子，于是派出自己的副官当代表也是理所当然。由于张啸林平时就不注意细节，虽然与张学良见过几次，却对张学良的副官视若无睹，自然不认识。那副官平时在东北横行惯了，就算如今落魄，哪里容得一个流氓头子颐指气使！这也算是张啸林一向眼高于顶付出的代价。而杜月笙却截然不同，不仅与张学良打得火热，与其手下人等都很熟络。张学良的的代表自然一眼就认识，也当然有资格坐在贵宾席看戏，所以张啸林这记耳光是完全白吃了。虽然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杜月笙再三通知手下此事不许张扬出去，但是来宾既有万余人之多，如何封得住悠悠之口？这事很快就传开来了。而当时上海人听到有人敢打张啸林，多半是幸灾乐祸的态度。
正是此时，张学良在181号安心戒毒，不料却招来了民国头号杀手王亚樵。
（第六节）民国好汉
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乱世中横空杀出一条好汉，此人来自安徽，一把斧头将上海滩杀得昏天黑地，这个神秘的人物行踪飘忽、神出鬼没，屡屡出手不凡。封建余孽他杀，党政要人他杀，日本鬼子他杀，贪官污吏他杀，汉奸特务更是他的下酒小菜。他挥刀举枪马不停蹄，一路畅通杀得好不潇洒，从合肥杀到上海，从上海杀到南京，从南京杀到武汉、福州、香港、南宁……一言以蔽之，天上飞的地下走的，上至达官贵人下到爪牙爬虫，没有他不敢杀的。这个人就是王亚樵！
王亚樵，1889年2月26日生于安徽合肥北乡（原肥东县磨店乡），原名王小郢。因在结拜兄弟中排行老九，人称王老九。王亚樵自幼读书，聪颖过人，但玩劣异常，好打斗，有极强的领袖欲。他的启蒙老师对他是又爱又恨，恨他玩劣，屡屡制造事端；爱他聪明好学，成绩总是第一。
王亚樵家世贫寒，祖父王榜，父王荫堂，均耕种地主田地。虽其父王荫堂行医，亦以务农为本，历年所收，均不敷所出，因欠租无法交付，被地主孙有富告到官府，受处罚后佃季家围田，收谷太少，又被地主季广德摘佃逐出。只得移居到磨店镇上，开设一个小染坊糊口，屡被土豪劣绅李竹斋家丁恃势不付钱取染，吵打数次，反请酒赔礼。王亚樵目睹豪强、清廷官吏压榨人民，痛恨入骨，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劲，每天想着的事就是如何发泄，其中最多的是打架斗殴。虽说王亚樵打架出手狠毒，不会吃亏，但有时遇上力量大的，也免不了落得两败俱伤，为此，王亚樵下决心要学一套过硬的拳脚功夫。1907年，乡里终于来了一位赵姓武师开馆纳徒。王亚樵向赵武师拜师学习。半年后，他能百步穿杨；一年后，可抬手击落天上飞鸟。
当时正值英、法、日、俄、德列强汹汹入侵，瓜分中国。目睹清廷媚外无能，民族濒临灭亡，每与合肥、巢县、寿县青年志士谈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慷慨悲歌。王亚樵秉性倔犟，嫉恶如仇，见义勇为，不屈不挠，邻里友人多赞王亚樵有古烈士风。后与友人组织“正气学社”，探讨文天祥生平事迹，结识吴旸谷、柏烈武等。
辛亥革命爆发时，王亚樵才二十出头。他积极参加反清活动，但一直受上层人物的排挤，不为当局所容。1912年2月，王亚樵至南京参加社会党，倡言“铲富济贫”，10月，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总支部设在合肥东撮镇夏家祠堂）。先后在巢县、全椒、滁县、安庆等地，广召会员。1913年冬，倪嗣冲夺取皖权，宣布社会党为“乱党”，王亚樵亡命于上海。
19世纪初的上海，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典型代表，是个充满黑暗与残暴的地方，地地道道是冒险家的乐园。1913年秋，王亚樵一行人来到这里后，两眼漆黑，举目无亲。由于受通缉，他只好隐姓埋名。开始，由于身上带着钱，王亚樵一行的日子还好过。到了第二年春天，带来的钱全用光了，不要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了。不得已，王亚樵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马路盖报纸。他在寻找出路时结识了倡导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钻研克鲁鲍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王亚樵。他在鱼龙混杂的上海谋生时，跟一些安徽同乡组织起“安徽旅沪同乡会”，为求自保，众人打造了百把利斧作为防身武器，自成一派。在一次码头工人与资本家的对峙中，王亚樵支持同样以安徽人为多的码头工人。因为没有武器，王亚樵让上海的铁匠铺在一夜之间打出了100多把斧子，当100多个手持利斧的码头苦力冲进资本家的大院时，劳资纠纷应声而解。人称“斧头帮”。此一役，“斧头帮”的大名传遍上海滩。从此，上海的安徽会馆成了斧头帮的总坛，一时名震上海。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有10万之众，连黄金荣、杜月笙这些流氓大亨对他也畏惧几分。
随着队伍和影响的扩大，王亚樵十分注意内部建设。为了站稳脚根，他还聘请了着名大律师李次山为“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法律顾问，使“斧头帮”能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同时，王亚樵还具有相当精明的政治头脑，他挑选门徒中精通文墨的人，组织起一个“公平通讯社”，作为喉舌，自办油印小报，为自己声张呐喊。
王亚樵在成立了斧头帮之后，才真正开始了他“暗杀大王”的生涯。据说当时上海滩上几乎所有的黄包车夫都是斧头帮的外围成员，因此斧头帮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消息灵通。
此时的王亚樵，上海滩人呼其王老九。又因王亚樵手下子弟众多，打架常出其不意，有人相助，上海滩人又称其为“九只手”。湖北会馆民国初年在上海滩，素以足智多谋着称，但到了王亚樵面前，他们每次都相形见绌。当时，上海滩曾有人编过一首打油诗，来叙说这种情形：
“十只九头鸟，斗不过一个王亚樵；王老九九只手，能捉十只九头鸟。”
九头鸟是古代传说中的不祥怪鸟。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说：“世传此鸟，昔有十首，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为灾咎。故闻之者必叱犬灭灯，以速其过。”
上海滩人把湖北人喻为“九头鸟”，意思是谁碰上谁倒霉。
翻开昨日尘封的历史档案，王亚樵写下了重重的一页又一页，这些历史事件大家也许熟知，但是这背后的策划人和行动人——王亚樵却在历史的尘烟中若隐若现：
1923年11月，王亚樵受皖系军阀卢永祥之子卢筱川之托，暗杀了盘踞在上海的直系亲信——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因此受到了卢永祥的赏识。卢永祥除赠给他重金外，还委任他为浙江别纵队司令，把湖州地区划给他做据点，让他招兵买马，练兵备战。王亚樵欣喜若狂，立即把总工会丢给几个手下管理，自己带着其他部众到了湖州。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当时正在江山县自任保安乡自卫团团总，被王亚樵召了进来，任命为纵队长。
1928年8月18日，国民党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张秋白在南京梅溪山庄被杀。
1930年7月24日，方振武、余立奎、石友三三路大军密谋讨蒋起义，蒋接赵铁桥密报提前动手扑灭三路人马，三路大军讨蒋未举事就被扼杀；同年2月28日晚，参与策划的国民党元老王乐平在上海霞飞路霞飞坊被特务暗杀；同年7月24日上午7时50分，已经升任招商局总办，正在竭力为蒋筹划中原大战军需的内奸赵铁桥在招商局大门口被持勃郎宁手枪的杀手连续命中，送医院后不治身亡。
1931年6月14日上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遭刺客狙击，刺客朝蒋连开三枪不中后被卫队击毙，蒋介石下令不要声张，就地掩埋杀手。
1931年7月23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同车抵达上海火车站，刹那间枪声四起，手雷子弹从四面八方射来……宋氏唐姓秘书身中数枪于11时30分伤重殒命。
1932年2月29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在黄浦江被炸。
1932年4月29日，一·二八事件后，日军驻上海的指挥官白川大将，将于4月29日在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园，为日本天皇诞辰举行盛大“庆功”会，国人无不气愤。十九路军总指挥陈铭枢更是气得拍桌子大骂。他亲自跑到上海，让王亚樵破坏此次大会。因为日军规定，此次大会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中国人不得入内。王亚樵便联络了原“安那其学会”成员中流亡上海的朝鲜独立党人安昌浩等三人，请他们携定时炸弹混入会场。
4月29日那天，安昌浩等人把定时炸弹装在暖水瓶里，带入会场，放在了讲台桌下，迅速离去。两分钟后，炸弹爆炸，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飞了一条腿；白川重伤后死在了医院；其他十几名日本文武官员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创伤。
1932年9月4日，九一八事变国联调查团偏袒日本——尊重日本在满洲(中国东北)的利益，允许其对该地的占领；不允许其拥有自治权；主张“国际共管”中国东北地区等。报告书表明英美等国为均沾在东北地区的权益而纵容日本侵略的绥靖主义立场。国联调查团团长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在上海遭到杀手袭击，狼狈躲藏于浴室乃得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