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日寇来临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侵占平津以后，日军发动紧急集结令，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紧急动员18万之众投入战场，积极策划进攻上海，沿用它的故技，挑起事端。
8月9日，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官兵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驱车闯入虹桥机场，不顾中国卫兵的劝阻，乘军用汽车企图冲入虹桥中国军用机场进行挑衅，并开枪打死一名机场卫兵。机场的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开枪将其击毙。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即与日方交涉，表示希望以外交方式解决，日本政府一方面派员与中国政府谈判，麻痹中国，一方面则加紧制订作战方案，向上海增派军队，日本海军迅即有计划地组织长江沿岸各城中的日本侨民迁移到日本租界。驻沪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退上海保安部队，撤除所有防御工事。
日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拒绝后，即命令大批日军陆续登陆，派飞机在沪宁、沪杭线上空侦察。10日，日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在吴淞一带集结大小舰艇30余艘，驶入黄浦江示威，并急调在日本佐世保待机的舰艇和陆战队开赴上海。
8月13日晨9时，6000余名日军在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指挥下，以租界为依托，突袭闸北，占据八字桥和持志大学，并以日舰猛烈炮火滥炸上海市区。中国军队在张治中等将军的率领下，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力抵抗，同时命令空军协同地面作战。空军当天就轰炸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第3舰队，炸伤旗舰“出云”号。淞沪会战由此开始。中国政府发出《自卫抗战声明书》，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被迫抗战的正义性和抗战决心。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3日下令将张治中部改编为第九集团军，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任务；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日方进攻部队有：第3、第6、第9、第11、第101、第105、第106、第110、第114、第116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总计30多万人；日军统帅永野修身、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负责指挥。
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从15日起，向日军发起多次围攻，给进犯日军以沉重打击，战争规模扩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续向上海附近增兵，从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抽调部队参战，并不断调整军事部署，于8月20日成立第三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陈诚任前敌总指挥。第三战区临时将长江南岸守备区扩编为第十五集团军，又抽调三个军予以加强。中国海空军力量也参加战斗。中国先后共投入了70余万兵力。日军也不断从国内及华北、台湾抽调大量部队增援，进行登陆作战，同时不断扩大日军编制，由上海派遣军发展为华中派遣军。
日军第3师第一梯队在张华浜附近登陆时，遭到张治中部警察总队顽强抵抗。25日，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率第3、第11师团，在吴淞、川沙同时登陆，双方展开激战，死伤累累。至29日，罗店失陷。
日军为连接和扩大两个师的登陆场，9月1日从狮子林和吴淞两面夹击宝山。守备宝山的第十八军姚子青营击退日军多次进攻，顽强坚守至7日，日军以战车堵击城门，集中海、陆、空火力轰击，全城燃起烈火，该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10月1日，日海军、航空兵协同地面部队发起新的攻击。15日，日军突破蕴藻浜，蒋介石急调第二十一集团军十个师加入中央军序列，以其三个师从大场附近向南路日军反击，另以左翼军四个团在广福南侧向北路日军反击，均未突破日军阵地。26日，日军突破大场防线。奋战在闸北、江湾一带的中国军队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被迫于27日放弃北站、江湾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第八十八师师长、着名长腿将军孙元良属下第五二四团副团长谢晋元率领所部第二营的官兵，继续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吸引日军注意，掩护主力撤退。
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是一幢六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高大坚固。面对优势敌人疯狂不断的进攻，谢晋元率领所部第二营的官兵孤军奋战四昼夜，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在完成使命后，于31日奉命退入公共租界。800将士以弹丸之地抗击日军的英勇事迹，迅速传遍国内外，人们称赞他们是“八百壮士”。
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登陆，战局急转直下，淞沪防线全线崩溃，8日，蒋介石只得宣布“国军全部由上海战略转移”，全线撤退。12日上海失守，战役结束。
上海抗战是中国军民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壮举，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日军参战达9个师团22万余人，伤亡9万余人。中国军队英勇战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使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打破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忱。然而，中国军队虽多，但分散在各自防区死打硬拼，注重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安全；同时在军事装备上又不占优势，日军装备优良，又有海、空军的协同作战，中国军队经长期激战，消耗很大，处境渐渐不利，使中国军队付出极惨痛的牺牲，最终，上海沦入敌手。
就在国军“战略转移”的前几天，杜月笙便去问黄金荣和张啸林的去留。是啊，日本人就要进上海了，上海滩上的“三大亨”是去还是留呢？
（第二节）何去何从
为防“三大亨”被“日伪”利用，蒋介石电告杜月笙，要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离沪南去香港。就在国军“战略转移”的前几天，杜月笙便去问黄金荣和张啸林的去留。
杜月笙先约见黄金荣，表示服从蒋介石的意思。黄金荣长叹一声说：“我快到七十岁了，半截子入土的人了，怕什么？我是不走了。再说，我的大世界、黄家花园背不动，带不走。我看，还是待在租界里，保险！”一句话，自己年逾古稀，体弱有病，去港岛路途迢迢经不起颠簸，想留在上海，保证闭门不出，绝不为日本人做事。
“万一日本人要你出山呢？”杜月笙问。
“哈哈哈，”黄金荣一阵狂笑，高声说，“阿元（指蒋介石）是我的高足，如今为举国之尊，我岂能背叛他，投降日本人，让天下人耻笑？”
留在上海的黄金荣开始积极参加各种救亡运动。面对大批逃往租界寻求庇护的难民，他干脆打开了大世界游乐场的大门，将大世界这个全上海最热闹的娱乐场所改成了临时难民收容所。
在上海沦陷半年之后，日本人为了巩固对上海的占领，决定实施“以华制华”策略，便想在上海成立一个傀儡政府“上海大道市政府”。在“市长”的人选上，他们首先看中了名贯全沪的黄金荣，驻上海的日军司令官黑田原大佐认为黄金荣是上海的地头蛇，门徒众多，定能维持上海的局面。日本人想方设法拉拢黄金荣，黑田亲自来到钧培里黄公馆，请黄金荣助皇军一臂之力，出任“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之职。黄金荣的门徒得知上述消息后，其中不乏趋炎附势者，力劝黄金荣出任伪市长。此后黑田碰壁，并不死心，多次劝说黄金荣。但黄金荣虽然爱财，爱心却有，他对付东洋人的法宝是一个“病”字，无论是谁上门，黄老板必定是“抱病在身，不好见面”为由，然后由他的家人、学生连声“抱歉、抱歉”，即便见了面，金荣荣也以“年老病重”、“不识字”为由拒绝日本人的要求。黑田也无可奈何，知道拖黄金荣出山绝无可能，只好作罢。
而汉奸却没忘了。1939年5月6日汪精卫到上海，准备筹组傀儡政府。为争取在上海极有能量的旧相识黄金荣的支持，汪精卫亲自到钧培里拜访黄金荣。他要黄金荣代邀工商界巨子和社会名流开会，黄金荣则颤抖着从椅子上站起来道：“我老了，不中用了。因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早已退休了。”边说边身体摇摇晃晃起来，汪精卫不能勉强。此后，汪精卫仍对黄金荣的消极推托不甘心，又命令周佛海到钧培里去游说，但最终还是被黄金荣借故推辞了。
黄金荣之所以没有落水做汉奸。一是怕死，在日本人刺刀下当官，形同玩火，自己早已隐退，何必引火烧身？要知道军统在上海严惩汉奸，使黄金荣不敢冒这个险。二是蒋介石仍在重庆抗战，黄金荣对蒋介石仍抱有希望，而且他与蒋介石有师生之谊，蒋又很器重他，如担任伪职，于蒋的面子很不光彩，加上他早年对孙中山的资助，所以他在国民政府一向有靠山。三是黄金荣喜欢听评弹，一部《岳飞传》始终百听不厌。岳飞精忠报国，世人崇敬，而秦桧夫妇奴颜卖国，遗臭万年，这对黄金荣思想触动很大。他曾对自己的家人说：“别的我不知道，但岳飞我还是知道的，汉奸这种事是不能做的。”所以，尽管日军军官和汉奸三天两头拜访，软硬兼施，他还是没有落水。
那么，杜月笙呢？八一三淞沪抗战既起，日本特务人员千方百计地游说劝促杜月笙，甚至对他纠缠不休，利诱不行，又进行恫吓威胁，小角色施尽解数，无计可施，则更派出一等一的高级军政要人出面。而杜月笙此时此刻也显得格外忙碌，他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还亲任上海市民抗战劝募总队队长、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四处奔走，全力募捐，仅在上海一地就募得救国公债7500万元，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通过这条渠道，在前线浴血奋战的爱国官兵得到了一定的物资援助。当得知驻守在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部抗敌缺乏食品时，他仅用了一天时间就向该部送去了20万只光饼。同时，杜月笙成立救护队，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年医院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
并且，杜月笙帮助戴笠组织比较正规的半军事化的队伍，把上海之外的军队骨干召集起来，在1937年8月下旬成立了一支别动队。淞沪别动总队由五个支队组成，每个支队有500～3000人，总共有8000名民兵。上海别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力差，在日本军队面前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但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牺牲。战后，上海别动队的一部分撤向法租界。为使这部分人能进入法租界，杜月笙亲自出面与租界当局联系，让这部分人躲入了法租界。别动队最后一支分队于1938年2月1日从上海撤出时向上海报界发了一封告别信，说他们离开租界是“为了外国租界居民的安全”。虽然上海别动队的表现并不是太好，但毕竟也为抗日做了一些努力。他还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上海沦陷后，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长江航道中凿沉，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杜月笙认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不在军队一时之进退，不在一时军事占领之广狭，死伤之多寡”，只要“我国力战不已，则无论战在沿海、战在沿江，或战在内地，我国皆在胜利之中途也”；“任何事业、任何斗争，谁能持久，谁能得到最后胜利”。为了争取最后胜利，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后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
八一三抗战后，日本侵略者急于考虑在上海建立傀儡政权的问题。由于杜月笙在上海的特殊地位，日本人将杜月笙作为一个重要拉拢对象。日本人根据情报资料显示：杜月笙经济拮据，债台高筑，1937年8月间，他积欠各银行和私人的款项，业已高达300余万元。日本人对杜月笙“绝对走不了”的判断深信不疑，于是，日本人下定决心让杜月笙留在上海，让坂西利八郎和土肥原贤二秘密来到上海，对杜月笙进行策反，帮助他们统治这即将陷落的中国第一大都市。
坂西利八郎是日本着名的中国通，曾任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顾问多年。土肥原贤二是日本高级特务，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一度出任奉天（沈阳）市长。
板西一连拜访杜月笙好几次，利用他在日本军部的崇高地位和显赫声势，他当面对杜月笙等许诺：一旦皇军完成占领上海，日本将在政治和经济上给杜许多好处。杜月笙和板西利八郎虚与委蛇，凡事避免正面答复。
土肥原贤二继坂西利八郎之后，又来到杜公馆。根据日本有关方面的分析，杜月笙的老窝在上海，离开了上海的特殊条件，就不会有杜月笙其人。所以，土肥原一进门，开头便指出杜月笙没有离开上海的可能，就应该彻底而充分地与皇军合作，如果杜月笙不肯为皇军效力，那么皇军就要列举杜月笙对皇军的敌意行为，然后施以膺惩，因为杜月笙曾出钱出力，奔走呼号，废寝忘食地支援国民政府，鼓励国军与皇军对敌，造成皇军的重大伤亡。
面对着如此强横霸道、无可理喻的土肥原，杜月笙怒火中烧却又拿他无可奈何。同时，他也知道蒋介石集团不愿他们这些人留在沦陷后的上海，并且曾亲自出面劝告过他。杜月笙去意渐定。最后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决定离沪去港。1937年11月26日晚上，杜月笙只带一名随身差役，和宋子文、俞鸿钧等人同船投奔香港而去。
在香港，杜月笙一直把上海作为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重要据点。他通过专用电台与上海保持联系，对上海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安排自己的门生留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并支持戴笠的军统“锄奸”，为此他的手下也做出了不少牺牲。比如他的总管万墨林就被７６号汪伪特务机关诱捕，吃了不少苦头，但万墨林没有吐露任何重要信息。而“锄奸”最着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斧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
总之，杜月笙讲义气，有骨气，在抗战中作了一些贡献。也许这也是污点斑斑的黑社会头子人生的另一面。
那么，张啸林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八一三上海抗战一起，张啸林就悄悄地跑到了浙江的避暑圣地莫干山，他的那座“林海”别墅里，闲情逸致，百事不问。
林海别墅是张啸林自己建筑的。直到现在，林海别墅仍是莫干山里最为经典的一栋别墅。
当时张啸林在莫干山建筑的546号别墅，并不是为自己建的，而是拿它来拍浙江督军卢永祥的马屁。因为别墅要拿来送人，而且是送军界要人，张啸林买地皮时就要选一块风水特别好的山地。于是就选中了莫干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