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关看了一眼鲍清彦说：“我是想在家里给他安排点事干，但是他没耐性。上次大儿子带着小孙子从国外回来，我让他哄孙子睡觉，孙子没睡着，他倒打起了呼噜；让他削苹果喂孙子，孙子的肚子空着，他的胃倒装满了——”
鲍清不好意思地制止老关说：“你不要净在别人面前说我的不是。”
“我不是说你的不是，是提醒你以后办事有些耐心。”老关没有把冯长平夫妇当成外人，继续揭鲍清彦的短，“我们家小孙子刚回来那几天，他还算有点耐性，与孩子亲热的不得了，几天以后就有点烦了，你们知道他对小孙子说什么吗？‘你这孩子一会一尿，是不是前列腺有毛病？’‘你这孩子烦躁不安，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你这孩子把衣服脱那么光干什么，想当明星呀！’‘你这孩子不是吃就是喝，不是喝就是玩，跟腐败干部差不多了！’你们听听，这是一个爷爷对三岁孩子应该说的话吗——”
老关的话把冯长平和方洁都逗笑了。
鲍清彦红着脸，瞪了老关一眼，对小翠说：“我该吃药了，咱们回家，让老太婆在这里胡扯。”
乔新安是冯长平家的常客。
他到冯长平家次数比较多的原因，一是因为两家离得近，楼上楼下；二是冯长平是他的老领导，感情较深；更重要的一条是他与冯长平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一致、说话投机。在冯长平家里，他是该说的话就说，不该说的话，有些也可以悄悄地说。他出差去东北今天早上刚回来，给老部长带回一株吉林的野山参和一盒大连的干海参，吃过晚饭就上了楼。
方洁对乔新安也没有太多的客气，白天来泡一杯清茶，晚上来倒一杯开水，任凭他和冯长平天南海北、云天雾地的瞎聊，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
“邱正良再有几个月就满六十周岁了，你与殷刚谁接班的事机关里传说很多。”乔新安刚在沙发上坐下来，冯长平就对他说，“殷刚这个同志工作有魄力，敢说敢干，他从部队调到机关时间不是太长，对计划部的业务工作不算是很熟悉，但是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都不错，特别是比较注意密切联系领导，有些首长那里，我建议你该去的还是应该去一下。”
“谢谢老首长的关心！”乔新安笑着说：“有些首长那里我没有去，是认为不应该去。在这个问题上，用您过去教导我们的话说，进退去留是组织和领导考虑的事，用不着个人操心。”
冯长平也笑了，不好意思地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现在与过去不一样了。”
“现在与过去不一样，是有些人出于某种利益，不想让现在与过去一样。如果像您这样的老革命也认为任用干部现在应该与过去不一样，就颠覆了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
冯长平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看来你的性格这辈子是改不了啦！”
“对，借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词，这叫做‘死不改悔’。”乔新安说，“您对我最了解，我这个人不会见风使舵，也不愿意顺水推舟，假如说有一天不得不寄人篱下，也要选择在一个干净一点的房檐下栖身。您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很清楚我的个人经历，刚当兵的时候，我准备着服役三年四年就复员；刚提干的时候，我准备着十年八年就转业；提为副师职以后，我准备着在部队干三十几年到四十年，退休以后到地方政府管理的军休所报到。没想到后来调为正师，更没有想到会提升为副军，我们家祖坟上冒青烟，居然出了一个将军！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知道报恩，但是应当报恩的组织和个人太多，当然也包括您，如果没有您当时的据理力争，我也不会成为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我这个人没有别的本事，但是有一个原则，不贪财、不贪色、不贪玩，不做贪官。靠个人的努力去争取一个正军职务又有多大意义呢，不过是晚退休两年罢了，以丧失人格去换取高一级职务的事我不会去干。职务反映一个人的身份，不代表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价值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反映出来，而一个人的身份一纸命令就可以改变，我更注重自身价值的提高。”
“你说的很对，也想得很好，但是有些领导对你这种人的想法和做法并不欣赏。”冯长平有些不安地说。
“有些事不能全怪领导，一个领导到了一定的地位，了解情况和观察问题会受很多限制，更何况还有些人为领导了解真实情况设置障碍。社会上还有些人，在领导面前先弯舌头，再弯脊梁，专门给领导灌迷魂汤、放烟幕弹，领导放个响屁，也要凑上去闻闻，说几句‘味道好、特别香’之类的奉承话。”
乔新安的话把冯长平逗乐了，笑着说：“你讲话总是那么尖刻。”
“我讲的是实话。”乔新安说，“一个领导如果学会‘不看人待我，只看人待人’，就不会被某些假象所迷惑。”
冯长平感慨地说：“有些话我们私下里说说可以，但是无法摆到桌面上。社会上有些风气确实是被搞坏了，过去总是说，有些领导当官不像官，像普通百姓；现在有些领导也是当官不像官，而是像老爷。”
乔新安说：“我现在经常抽时间上网，有些网民的话说得更尖刻，他们讲，现在有些‘人民公仆’太不像话，想群众的事少，想自己的事多，更有些人，白天骑在男公民头上作威作福，晚上骑在女公民身上流氓成性。”
冯长平不无担忧地说：“诅咒别人心理的阴暗，不如点亮自己的心灯。你们在位干部，还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带动群众，为扭转不良风气做点贡献，兼济天下，搞好‘环境卫生’；我们这些退休人士只能独善其身，尽量把‘个人卫生’打扫干净了。你担任副部长以后，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这让我感到欣慰。”
乔新安与冯长平聊了许久，很晚了才下楼回家。
鲍清彦坐在小翠推着的轮椅上，在楼间的道路上慢慢地走着，后边跟着一个朋友刚送给他的一条小宠物犬。
冯长平正在楼前的小菜园给刚栽下的西红柿苗浇水，一抬头看到鲍清彦，连忙直起腰来招呼他：“老鲍，你真牛啊，出门还带着‘警犬’。”
“这不是警犬，这是我干儿子，我亲儿子出国不管我了，干儿子这几天一直陪着我，过来，欢欢，快叫冯叔叔！”鲍清彦说着，探身拍了拍旁边的小狗，指指冯长平对它说。
小狗似乎是听懂了主人的话，朝着冯长平“汪汪”地叫了两声。
冯长平走出小菜园，在衣服上蹭了蹭被水浸湿的手，夸奖小狗说：“好乖的‘孩子’，你干爹真是教‘子’有方啊！”
鲍清彦在屋里憋屈了半天，来到楼外边心情舒畅，见到冯长平就打开了话匣子：“我当年还很骄傲，两个儿子都毕业于国内的名牌大学，后来他们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英国。我和老伴身体好时，还没有觉得少了什么，身体差了才觉得不该把他们都放走，唉，辛辛苦苦几十年，为‘资本主义’培养了两个孝子贤孙。”
“等你的儿子在国外都发展好了，赚了大钱，你和老关就可以一块出去开洋荤了。”冯长平安慰鲍清彦。
“我们出国不是开洋荤，是受洋罪。”鲍清彦不以为然地说，“你想想看，我和老关连几十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一句外语不会说，到了国外那是又瞎又聋又哑，都成了特级残废，还不如我在国内天天坐在轮椅上审查电视节目呢！”
冯长平与鲍清彦正说着话，老关端着保温杯从另一边走过来，她笑着对冯长平说：“冯部长，看您今天这身打扮，是不是把刚当兵时的衣服又找出来穿上了？”
冯长平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的确良绿军衣和解放鞋，对老关说：“关大姐您别看我这身衣服不好看，但是耐脏，也好洗。昨天我也是穿着这身衣服，还戴了一顶旧草帽，想在楼前楼后捡一些干树枝给西红柿秧搭架，住在你们楼上秦主任的老伴大老远地就在阳台上朝我喊，‘哎，收废品的，你的三轮车呢，快骑过来，我们家有废品要卖！’我一抬头，她‘扑哧’一声笑了，问我是不是要给哪个学校的学生去讲艰苦朴素的传统课。”
鲍清彦接过老关递给他的茶水，喝了一口，对老关说：“现在你觉得冯部长穿这身衣服不好看，想当年有多少女青年因为羡慕这身有四个上衣口袋的绿军装而成了军人的家属，你不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追的我吗！”
老关撇撇嘴说：“你说话颠倒黑白，当年不是我追你，而是你追我，你们部队施工那么紧张，晚上还带着连队的战士到我们村找女青年联欢。让冯部长瞧瞧，你那傻大黑粗的样子，我会追你？”
鲍清彦一本正经地说：“我当年既不是‘傻大’也不是‘黑粗’，主要是工作忙没时间收拾打扮，要是有现在这样的条件，做个隆鼻手术，割个双眼皮，再拔去大龅牙，买两瓶雪花膏在脸上多涂抹几层，也能算个帅哥。”
老夫妻俩的对话把在一旁的小翠都逗笑了。
鲍清彦不好意思地对小翠说：“你带着欢欢去那边玩一会，我和你冯爷爷在这里聊一会天。”
冯长平看到小翠走远了，笑着对鲍清彦说：“鲍大哥的长相确实有点‘那个’，听说关大姐年轻时是村里的‘一枝花’，她嫁给你，不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也是鲜花插在狗屎上。人家关大姐当时还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革命的领导干部。”
鲍清彦也学着老关的样子，撇撇嘴说：“她算什么‘领导干部’，水平洼得在地平线以下。有一次，她问我，最近怎么没看见你？我说我到团里参加读书班去了，她问读什么书，我说《国家与革命》，她说这本书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谁写的？我故意买弄地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她说这本书一定很重要，列宁那么有名，才在作者里排第三位。”
老关赤红着脸说：“这有什么样丢人的，那时候不是穷吗，我天天割草、捡粪、拾柴火，捎带着上了两年小学。你当兵以前不也是初中没读完吗？”
鲍清彦辩白说：“那时候农村入伍的战士，大部分是小学毕业，还有一部分文盲，高中生没几个，我这样的已经是高学历了。像冯部长一样的大学生到部队里来，那是羊群里跑骆驼，而且一当兵就是行政二十二级干部，一个月工资六十块钱，相当于两个青年工人的收入。”
冯长平说：“那些事别提了，关大姐当时嫁给你，用现在的话说，不会嫌你长得丑，而是爱你的心灵美。你在基层年年立功受奖，调到机关以后，工作有干劲，篮球打得好，大批判积极，发言嗓门大，当年提起鲍清彦，那绝对是个名人，”
“你这话讲得不假，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鲍清彦’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人名。”鲍清彦感概地对冯长平说，“咱们还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讲，要说发扬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我们家老关与你有一比。俺家前边那个保姆准备回老家结婚时，老关想到保姆市场看看行情，到时候再找一个来。她到了保姆市场，一个小伙子问她，‘老大娘，我们家有一对八个月大的双胞胎，你愿意带吗？’老关知道他看错了人，给小伙子开玩笑说，‘你要是能把我们家那个下肢瘫痪的老头子照顾好，我就去你们家带孩子。’小伙子明白了她的意思之后，难为情地走开了。”
老关被鲍清彦的话说得不好意思了，红着脸对冯长平说：“是有这么回事，这应该也不算丢人吧！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讲吃、不讲穿，自己不愿意浪费，也见不得别人浪费，刚才在家里还给老鲍补两条裤头呢！”
鲍清彦指了指老伴，用赞赏的口气对冯长平说：“不少人问过她，你一年到头省吃俭用，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其实，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是大半辈子养成的好习惯，家里有金山银山，她也不舍得打一副耳环戴上。”
老关高兴地说：“你这是讲的公平话。”
鲍清彦接着说：“当然，有些人不是这样，手里的钱已经够多了，还想再出去赚一些，或者说是捞一把，像直政部的老林——”
“哪个老林？”冯长平问。
“就是原来的林副部长，我们曾经在一个部队里搁伙计多年。他退休以后天天西装革履，车接车送，听说现在当了什么贸易公司的高级顾问。他这个人我最清楚，到商场里买几样东西都算不清账，竟然敢到贸易公司当高级顾问，还不是想把在职时建立的工作关系，转化为退休后的经济效益。”
老关责怪鲍清彦说：“天天净说废话，不让你管别人的事，怎么又忍不住了！”
鲍清彦不服气地说：“废话是个屁，放放能顺气，不然憋得难受。我刚才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干什么就干点什么，是鬼别装人，是人别装神，不要以为戴上蛤蟆镜就成了青蛙，穿上小马甲就成了王八，要凭真本事赚钱。”
冯长平知道鲍清彦在职的时候在干部问题的处理上与林副部长有矛盾，也劝他说：“关大姐讲得对，我们现在退休了，别人的事情少管，主要把自己的身体搞好。”
几个人正说着话，看到方洁提着一个菜篮子从外边回来。
方洁笑着问老关：“你和鲍部长是不是来参观我家‘自留地’的小菜园？”
老关说：“我们今天不是参观小菜园，是在‘忆苦思甜’。”
“‘苦’不要再忆了，走，到楼上‘思甜’去，我买了不少水果、蔬菜，今天的晚饭就在我家吃。”方洁说。
老关说：“我们回去吃中午的剩饭，老鲍上楼不方便，就不去你家了。”
“上二楼不方便去我家！”
乔新安腋下夹着公文包，从办公区的方向走过来，他听见了方洁和老关的对话，笑着对老关说。
鲍清彦调整了一下轮椅的方向，高兴地对乔新安说：“乔副部长工作辛苦，我听说你最近又办了一件好事，研究所整修了一栋旧宿舍，与生活服务中心形成接待能力，承接部队内部的会议和培训，能增加不少的收入。”
“这项工作是殷副部长亲自抓的，我只是给邱部长提了个建议。”乔新安说。“咱们有话到家里说吧，我放的还有几瓶陈年茅台，龙传珍出国没有回来，我打电话让崔秘书从食堂订几个菜来，今天是周末，与两位老领导喝个痛快。”
“这多不好意思！”鲍清彦用探询的眼光看了一下老关说。
“我们家老头子一听说乔副部长家有好酒就不想走了，我平时是不让他沾酒的，既然乔副部长有这个心意，今天就让你改善一下生活吧，我让小翠带欢欢回家，自己去搞点吃的。”
方洁也高兴地对乔新安说：“你让崔秘书帮忙买些熟食就行了，我回家到楼上炒几个素菜端下来。”
计划部的办公楼位于机关几栋办公楼的中间位置，邱正良的办公室在二层的东侧。
邱正良因为快到退休年龄了，他有意让两个副部长多挑重担子，自己对中心工作慢慢脱手。
前几天，上级首长征求他对新任部长的意见时，尽管已经听说有的首长有意让殷刚接班，他依然推荐了乔新安。
殷刚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他的长处是性格豪爽，敢想敢干，工作热情高，办事动作快，但有时处理问题的“度”把握不太准，这是机关工作人员所忌讳的。还有一点，殷刚的交际广、朋友多，上边有人为他说话，下边有人为他出力，旁边还有人为他捧场。有些应该办成的事情，别人办不了，他能办；有些不应该办的事情，别人不敢办，他也能办。
邱正良欣赏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担心他过于张扬的个性性格。
乔新安长期在机关工作，办事谨慎，工作细致，解决问题总能恰到好处。最重要的一点，他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从严要求部属，注重以身作则。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机关干部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他的不足，一是有时话语尖刻，让人一时难以接受；二是缺乏基层工作经验。
看人看根本，是邱正良推荐和使用干部的一贯原则。他觉得，殷刚更善于划浆，乔新安最适合掌舵推门进来的乔新安，打破了邱正良的深思。
“部长，我前天给您讲的对部机关年轻干部进行轮训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