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抗日战争的细节2(空间换时间:徐州会战、武汉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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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4)

几个人领命后,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出事地点,也就是新堤江面,但那里已归于平静,此时天空晴朗,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江面空空荡荡,“江兴轮”消失了。他们下船后,到附近村子打探,有村民说,不久前听到激烈的交火声和巨大的轰鸣声,有人爬到房顶上观看,远远望见江中大轮船上的士兵用机枪射击日本人的飞机,但船最后还是被炸沉了……

正如村民描述,此时“江兴轮”已沉卧江底。

我们回到事发当时,1938年10月25日清晨,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约在6点钟左右,两架日军水上飞机发现并迫近“江兴轮”。此时轮船上人满为患,军民混杂,日军发现军人后,立即用机枪扫射,随后飞行员打手势,叫“江兴轮”回航武汉。自然遭拒绝。船上高射炮队的士兵悄悄拉开所蒙帆布,朝日机开火,当即击中一架,但没有坠落,跟另一架跑掉了。

日机跑掉后,“江兴轮”上的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人员觉得事情危急,建议立即将船搁浅岸滩,疏散人员登陆。但由于船上人太多,这个建议传了半天没传下去,而且高射炮队的一位连长认为,日军水上飞机不足惧,因为他们不携带炸弹,只有几挺机关枪,火力十分有限,根本不是船上高射炮的对手。

在连长的命令下,6门高射炮对空架设。但他忽略了一点:日本人的水上飞机确实不能携带炸弹,但他们却可以给轰炸机报信。也就在高射炮队的士兵还在架设炮位时,4架日军轻型轰炸机在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呼啸而至。

接下来的场景可想而知。

日机循环往复地盘旋俯冲,除了炸弹外还投下大量燃烧弹。一时间,“江兴轮”上妇女的嘶喊声、孩子的哭叫声、老人的咒骂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

高射炮手倒是勇敢,在轰炸中对空还击,虽然击中一架俯冲的日机,但于事无补,另外几架日机死死咬住“江兴轮”,船上的炮手也接连受伤。此时中舱起火,船尾中弹严重,船身开始缓缓下沉,为求生,很多人都跳到江里。

武汉船舶管理所书记李世芳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在船上。在阵阵爆炸声中,位于三层边舱的他,先是用随身携带的绷带把妻子和自己连在一起,叫妻子抱着最小的孩子先跳入江中,随后李世芳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也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

跳到江里,如何就是脱身之策?

但这时候,船上的人除了跳江外再没其他办法。日机像带刺的马蜂,无论怎么驱赶都驱赶不走,一圈圈地把毒刺扎过来。“江兴轮”已遍体鳞伤,船尾完全沉下,船头悲怆地翘起……

一个浪头打过来,绷带开了,李世芳的妻子和最小的孩子消失不见。

李世芳大叫一声,喝了口水,两手下意识地一松,另外两个孩子也被湍急的水流卷走。江中人头攒动,日机上的机枪不停扫射,很多人中弹,江水渐红。会游泳的人,拼命往岸上游;不会游泳的人,很快就下沉了。

李世芳顺流被冲了30多公里,才被村民救起。

按陈良屏回忆,“江兴轮”沉没时载有乘客一万多人,只有84人生还。

这是个大疑问。按当时情况,即使是大型客轮,尤其是内河行驶的江轮,即使上面都挤满了人,是否能装下一万多人?南京战时,被唐生智“赶”到武汉的两艘大型客轮的标准载客人数是800人,即使超载,2000多人当是极限,否则船只正常行驶都是个问题了。所以“江兴轮”装了一万多人这件事使人难以置信。

但遍查史料,有关“江兴轮”的记载少得可怜,能看到的几乎所有记载,都是来自陈良屏的“一万多人”这个“原始数据”。唯一期待的,只能是以后相关档案的真实披露了。

此时需要说到的是冈村宁次。

前推半个月,10月11日,他带着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来到第6师团驻地广济。

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当时正在想怎么解救万家岭的松浦师团。走前他叫池谷带了一封手令给广济的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催促他们尽快向武汉进发。

前面说过,第6师团用的是“尺蠖战法”,打一周,休息10天。加上多日被中国军队围攻,部队减员不少,一批3000多人的补充兵正在赶来。在这种情况下,稻叶曾电告宫崎,等10月20日补充兵到齐后,最早在23日再向武汉攻击。这个日子对宫崎来说太晚了。他的作战计划是,必须在10月底之前进占武汉,这也是冈村宁次的意思。而且,此时大别山方向的第13师团在麻城受阻,第6师团快速进击可侧击中国军队侧背。所以宫崎在手令里叫第6师团最晚10月17日必须拔营。

至于冈村,他来广济有两个目的:一是例行视察,另外就是告诫第6师团的部队长在攻入武汉时约束部队,不可再出现南京一样的暴行,因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已把武汉定为监视重庆的前进基地,将有大批日军机关进驻武汉,这座他们需要长期盘踞的城市,容不得破坏。

在广济,冈村先找来11名中队长、小队长,跟他们谈话,问一线的情况,其中很多是打田家镇的家伙。随后冈村跟师团长稻叶四郎、旅团长牛岛满进行了一席谈话。池谷半二郎把宫崎周一的手令拿了出来。稻叶告诉冈村,到现在为止,他的部队仍不时出现强奸等暴行,所以他计划拿出军纪相对比较好的佐野虎太的第23联队(来自宫崎县)打头阵,接替现在正处于前锋位置的鹿儿岛联队。

在督促第6师团进军的同时,冈村希望稻叶拿出一部分兵力帮北路日军占领宋埠、河口镇两处要冲。因为看现在第13师团和第16师团的速度,即使第6师团攻下了武汉,他们也未必能出现在上述两个地点。所以在冈村来广济前,他不顾越权指挥的嫌疑,专门以第11军司令官的名义给本属第2军的第16师团长藤江惠辅发了封电报,希望他们加快点进攻节奏。

对于选择走大别山这条路线,冈村现在觉得犯了一个错误。

稻叶开始加速,在补充兵还没到全的情况下,10月17日,前锋牛岛支队就开始行动了。一周后,10月24日,牛岛支队先头部队佐野联队出现在汉口30公里外的黄陂。

这期间,由于中国军队大部已转移,所以日军在行进中没遇上什么阻力。仅仅一天后,10月25日傍晚6点,佐野虎太就带着部队在汉口4公里外的戴家山渡过黄土湖,入夜后该支队的3个中队率先冲入汉口……

由于城内中国军队都已经撤离,所以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10月26日午后,佐野带领整个联队开入汉口,牛岛满随后进城。

武汉三镇陷落时情况不一样。当时,汉口是经济和商业中心,有些经商者坚持留了下来;武昌是政治和军事中心,所以撤退得非常干净,马路两边的商店、机关的窗户都被砖头塞得严严的,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里都空空荡荡。

进入武汉的日军相对来说比较老实,这一次他们主动设立了难民区。由于畑俊六的命令,日军在进城前,各级部队长携带了需要保护的古建筑和文化建筑的名单。但就跟攻入每座城市后日军都会至少拿出一天的时间进行搜捕一样,在武汉三镇,他们同样对可能存在中国残存军队的地方进行了扫荡。为了给武汉租界的外国人看,扫荡是在宪兵的“陪伴”下进行的,那意思是:看,我们规矩吧?不过是为了挽回一点他们这支军队在国际上的恶劣影响而已。但由于中国军队撤得干净,所以日军最后无所收获。

还记得前面说的长沙那位叫邹炳蔚的老爷子么,他以年老不能杀敌为恨,时常跟人说:“如敌人侵入武汉,即择清泉之滨跃入就义,以激励子侄,矢忠报国,免以我老为念。”当日军攻入武汉的消息传到长沙,老人为叫亲友横心抗敌,果然拿出一命,赴水而死。

老人赴死当天,长江南岸的波田支队进入武昌,会战后期配属给波田支队的高品彪支队(第15师团一部)在武昌渡江,转天,也就是10月27日开入汉阳。最后撤离武汉的是陈诚的大将方天的第185师。在掩护其他部队向鄂西转进后,方天带着部队最后撤出汉阳,至此武汉三镇全部陷落。

但武汉陷落并不是武汉会战的最后尾声。

在岷山多次打击第74军后,吉住良辅率第9师团经短暂休整,向瑞昌以西发起进攻,穿过中国守军的阵地,向贺胜桥转进,欲在中国军队撤退前切断粤汉铁路。但当他们在11月3日出现在粤汉线上的嘉鱼时,武汉已陷落一周了。但第9师团随后没停下,沿贺胜桥经汉粤铁路南下,在11月12日与溯江而来的第6师团兵临洞庭湖边上的湖南重镇岳阳,在新墙河北岸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

本想把日军第9师团作为武汉会战的尾声,但拨开云烟一看,发现了一支不同寻常的部队,如果把他们的行踪作为会战最后的句号,当是再恰当不过了。这就是国军第54军。

早在田家镇陷落前,江对面的富池口已失。

富池口在湖北阳新县城东25公里的长江南岸,富池河在这里注入长江,故名富池口。富池口三面环山,北面临江的峭壁即半壁山。山下江面狭窄,与北岸田家镇形成犄角。第54军(第14师、第18师和第49师)军长霍揆彰兼着要塞司令官。

霍揆彰是陈诚的老部下,早在陈诚做第18军军长时,他就是该军所辖第14师师长了。54军就是以第14师为班底,在淞沪战场上拉起来的,后来历任军长几乎都是“土木系”要人,霍揆彰后面是黄维、方天、阙汉骞等人。从参加淞沪会战时起,第54军士兵就佩戴“还我河山”的袖标,这成为其显着标志。1944年该军作为主力,参加了滇缅反攻战,在腾冲、龙陵跟日军血战,让日军接连“玉碎”,成为后期抗战中表现十分抢眼的部队。

陈诚把坚守富池口、半壁山的重任交给霍揆彰。霍叫第18师固守半壁山、富池口一线。这个师在上海大场曾与日军血战,当时师长朱耀华在绝境中欲自杀,但被部下把枪夺了下来。此时师长叫李芳郴,但他显然没有朱耀华的血性。

陈诚当然重视半壁山、富池口的防务,为此特意给第18师增配了山炮和高射机枪。李芳郴把黄福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8期,湖南湘乡人)的一个营放在半壁山。会战开始后,汤恩伯还拿出一个加强旅驰援半壁山。这个旅配了两个高射机枪连和一个炮兵营,有克虏伯榴弹炮6门,75毫米口径高射炮4门。

虽然火力加强了,但半壁山要塞的防御工事并不尽如人意,只有少数新建的水泥碉堡,更多的是石垒式的半自然掩体。在日本海陆空立体攻击下,除炮兵和高射机枪还击外,守军为了不暴露目标,只是隐蔽在简易的工事或战壕里,挨着日军的炮弹,等日军步兵攻上来,相距300米到600米时,才用机枪和步枪开火。

田家镇开打后,由于日军主攻方向在松山口,所以正面江上军舰的炮火都打向了半壁山、富池口,这叫霍揆彰十分郁闷,但对此局面终究无可奈何。有时候一舰炮砸下来,守军就死伤几十人。由于野战医疗缺乏配备,止血和消炎药品短缺,很多重伤士兵刚脱离战场就死去了。

打到8月下旬,除第18师黄福荫营的阵地外,富池口外围前进阵地尽皆被日军突破。

黄福荫接到师长李芳郴的命令,叫他率全营到要塞东北占领新阵地,掩护师指挥部与要塞核心阵地。黄福荫领命立即转移,没想到这是他作为“掩护角色”的开始。

富池口、半壁山危情后,蒋介石告诉张发奎,这一线要顶上一周的时间。张发奎把命令下达给李芳郴。

李芳郴对张发奎说:“我实在受不住了,如果没有部队增援,那只能撤下来了。否则的话,别说七天,我三个小时都顶不住了!请总司令转告委员长!”

语气很硬的。

身在大冶县城西南山上的张发奎说:“没有命令,擅自撤下来是要枪毙的!”

随后张又缓了一下口气,说:“李师长,你是黄埔学生,委员长栽培了你,你理应感恩报德,不论你能不能守七天,都应该这样去做。”

尽管如此,李芳郴放下电话后还是擅自撤了。胆子确实也够大的。

张发奎抬出蒋介石来也没压住这位李师长。在《抗日战争回忆记》里,张发奎把这一段省略掉了,按后来他在口述自传里的解释是,因为觉得写了这一段有损蒋介石的声望。道理很简单,蒋是统帅,又是黄埔校长,李芳郴既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部下,却没有顾忌蒋的权威,公然违抗其命令,用张发奎的话说,这意味着轻蔑。

当张发奎把情况转告蒋介石时,后者在电话里咆哮起来,说:“枪毙他!立刻枪毙他!”

这叫张发奎想到一年前,在淞沪战场撤退之夜,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蒋要张告诉上海警察局长蔡劲军,叫蔡留守南市地区。但蔡拒不执行这个命令。张发奎转报蒋介石,后者也说了同样的话:“毙了他!枪毙他!”

用张发奎的话说,“蒋先生习惯于在一时冲动时下这类命令”。说起来也矛盾,面对直接抗命的将领,如果用好话好商量的口气,似乎就更不对了。现在,枪毙不枪毙,李芳郴都没能顶住,七天对他来说确实难。最后扔下部队,他一个人划着小筏子跑了。

师长独身弃阵,这仗自然没法打了。不过,第18师的留守官兵倒没乱,在营长黄福荫指挥下,不但掩护了要塞炮部队转移,撤退前又破坏了要塞上的设施,撤退后又把附近的浮桥全部炸毁。

撤退路上,有经验的老兵听到咝咝滑啸声时,会不加理会,因为他们知道:这时候,鬼子的炮弹正在凌空飞过,在地面上可以照常行动。当然,他们也晓得,但如果听到飞行的炮弹骤然变声,那就需要立即卧倒了,因为此时炮弹一定会在离你不远的地方落下。

李芳郴后来被军事法庭判了3年刑,倒也算是轻的了。对于他来说,至少在3年中不必面对日军的进攻了。随后,第14师旅长“土木系”干将罗广文接任第18师师长。

罗广文上任后,把第18师还有战斗力的部队编成一个团,找了个人当团长。此时张发奎第2兵团司令部没预备队了,于是这个团转为张发奎直属部队,在休整了一周后,被张调往大冶。行前那名团长找到黄福荫,说现在人员困乏,士气不高,想把这个团编为一个加强营,意思是黄任营长,带队伍去大冶,他就不去了。罗广文显然被李芳郴影响了。

黄福荫二话没说,把部队编为四个步兵连,外加一个重机枪连,还有一个通讯排和一个卫生队,立即开赴大冶。

见到张发奎后,张询问了人员和装备情况,随后展开地图,叫参谋长介绍敌情,告诉黄福荫,日军已迫近大冶。

张发奎说:“我手里就你这支直属部队了,现在总部决定在3天内转移,你们营的任务是掩护总部,在大冶县城正面布防。你们只有一个营,作战时务必小心!”

就这样,第18师这支残余部队成为掩护第2兵团总部撤离的生力军。

大冶县城坐落在一面湖的西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