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1899-1946）
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字友三、友山。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学者，新月派代表诗人，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
高孝贞（1903-1983）
湖北黄冈人。爱国诗人闻一多的夫人，比闻一多小四岁，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和闻家是姨表亲。
恋爱简史
红豆相思烛灭笔枯
怎能想象得到，热情如火的闻一多，这位曾写下“烧的这样狂”的爱情的诗人，在现实世界里，他与挚爱的妻子情感关系是从娃娃亲开始的。二十二岁那年，他被迫接受父母之命的“没有恋爱的情感”的包办婚姻。
1921年年底，家书一封封如雪片般从家乡湖北浠水县寄到清华园闻一多的手里。家书内容大都是在催他回家结婚，对象名叫高孝贞，和闻家还是远房姨表亲，小他四岁。
这门亲事是父母定的，闻一多之前并不知晓。十三岁那年，他考上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时，高家认为闻一多这孩子将来定有出息，便主动提出要将女儿高孝贞嫁给他。看这门亲事不仅门当户对，又亲上加亲，闻一多的父母便欣然同意。
在未见高孝贞之前，闻一多非常反对这桩婚姻，可惜据理力争，无济于事，只好回故乡浠水。见自己的抗争无果，闻一多便提出结婚时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洞房等条件，父母觉得他可能心有委屈，所以就同意了。结婚那一天，一早起来他钻进书房看书，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命他站在门口迎花轿，但一转眼人又不见了。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新娘回来，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去了。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
蜜月期间，他对新娘很冷淡，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蜜月过后，高孝贞按习俗回娘家。闻一多回校途经武昌时，专门写信给父母，要求让高孝贞早日随他去武昌读书。在多次恳求之下，父母答应了，后来送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1922年夏，闻一多赴美后，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
1925年，闻一多回国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后，于次年1月把妻子和女儿立瑛接来北平，从此开始过上了小家庭生活。高孝贞作为家庭主妇，虽然比较累，心情却舒畅多了。
高孝贞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思想开明，不让她缠小脚，还让她和男孩一块玩和读书，因此她习惯了自由，活泼开放。嫁到闻家后，受到大家庭的诸多礼教约束，不太适应。现在来到北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自己做主，心中自然高兴，对丈夫的照顾也热情主动，家务之余与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
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带家眷从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长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铭、闻翱）。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只过了五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军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闻一多的家庭被迫颠沛流离。早在6月，北平辅仁大学聘请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任教，他即回武昌接家眷来北平，高孝贞携两个大儿子随家驷回湖北探望久别的母亲。闻一多则带着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7月7日卢沟桥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孝贞很着急，一封接一封地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立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到底走还是不走？要走，平汉路已不通，只能辗转走别的路线，兵荒马乱，路途艰难，令人害怕；如果不走，一旦北平沦陷，后果不堪设想。在举棋不定、心乱如麻的时候，闻一多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候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人在屋里，静极了，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信发出后不久，闻一多便毅然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经津浦路匆匆回到武昌。
此时，清华和北大、南开都迁至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临大）。闻一多接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后，决定推迟按规定应享受的一年休假到长沙任教。由于战局急剧恶化，三校又奉命远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闻一多利用寒假从长沙返回浠水老家安排有关事宜。途经武昌时，老友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
他回到浠水说起这件事，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可闻一多就是不答应，还横下一条心发毒誓。她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
妻子生气成这样，闻一多的心里也很不好受。途经武汉时，他匆匆写了封便函，请妻子原谅。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还不叫孩子写，这可是对闻一多最严厉的惩罚。闻一多本是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人，如今战乱时期，不知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心里更是牵挂焦虑。他又是信，又是明信片，不停地寄往家里，责备孝贞和孩子们不写信来：“何以此次狠心至此！”
1938年2月15日，他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高孝贞原本是疼爱丈夫的，这次不过是怄气罢了。如今丈夫来信把道理讲清楚了，还把话说到“当我已经死了”的程度，她心软了，马上写信，也让孩子们写，寄到昆明。
闻一多和联大师生二百多人，1938年2月20日离开长沙，经湘、黔、滇三省，行程一千六百七十一公里，其中步行一千三百多公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当天闻一多看到妻子和孩子的信，欢喜得不得了，马上回信报告步行的经过，还说：“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有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写这些，为的是让妻子放心。
因校舍不够住，西南联大法学院暂驻滇南蒙自。5月4日，闻一多到蒙自，又接到妻子的四封信。他5月5日立即回信，说：“到此，果有你们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赏，于愿足矣！你说以后每星期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就这样，夫妻关系中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结束了，他们和好如初，虽然一在滇南蒙自，一在鄂东浠水，远隔万水千山，但两颗心却贴得更紧了。
不久，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继续西犯，进攻武汉，气势汹汹。浠水在武汉之东一百多公里，是进攻武汉必经之路。高孝贞和孩子们怎么办？闻一多非常着急，忧心如焚地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去询问和商量。逃难的多条路线、多种方案都考虑过了，不是有困难，就是有危险。万般无奈的他只有寄希望于苍天了。在6月13日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一生未做亏心事，并且说起来还算的一个厚道人，天会保佑你们！”
大概是上天真的在保佑，机会终于来了。联大外语系聘请闻家驷前往昆明任教，高孝贞和孩子们就和闻家驷一家同行。他们途经武汉，７月中旬到达长沙，下旬坐汽车前往贵阳。闻一多得知后，在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侍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这封信是闻一多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情真意切，不是情书胜情书，字里行间全是他对妻子赤诚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