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上评价欧阳修，说他“奖掖后进，如恐不及”。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被钦命为这一年礼部试的主考官，二十一岁的苏轼这年参加考试。欧公是一个爱才如命的人，当他遇见苏轼这样千年难得一现的“奇人”，怎能不为之欣喜而器重呢？苏轼通过礼部考试及第进士，欧阳公成为苏轼的恩师，苏轼也得以成为欧阳修的门生，欧公也自然成了苏东坡这位“文曲星”的伯乐。
欧公在《与梅圣俞》这封信中对他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公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坦诚地说：“读苏东坡的文章，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欧公在和儿子谈论苏轼时，也由衷地说出了他对苏轼的欣赏之至。“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了。”“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朱弁《曲洧旧闻》。欧公的话果然应验，苏东坡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都谈论苏东坡。他的著作在遭朝廷禁阅之时，还有人在暗中偷读。
更有甚者，做学问一定要严谨，“言必有出处”，这是不可颠覆的原则。而到了苏轼这里，他来了个“想当然耳”，杜撰了一个典故，欧阳修非但不怪，反而大为包容。他对人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杨万里《诚斋诗话》。这只能说明欧阳文忠公对苏轼真是出格的喜爱欣赏。
嘉祜六年（1061），欧阳修推荐苏轼经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又考了第一（制科三等）。宋代开国一百年，考上三等的，苏轼之前仅一人。一二等皆虚设。《宋史·东坡先生本传》“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苏轼所作《进策》、《进论》尽兴豪言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上自皇帝下至宰辅多予以批评，他指责后宫花销太大，又说仁宗本人勤政不足。这些激烈的文字大臣们都有些受不了，但宋仁宗还是肯定了他。苏轼入以三等（最高等）取为第一，苏辙为下等。宋仁宗退朝后对高皇后说：“今天为子孙们找到了两个宰相。”《宋史·东坡先生本传》。
苏轼对欧阳修的赏识自是充满感激之情。“故太子少师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以故尽致天下豪俊，自庸众人以显于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负于公者，亦时有。盖尝慨然太息，以人之难知，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于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于颍水之上，余往见之，则犹论士之贤者，唯恐其不闻于世也；至于负己者，则曰：‘是罪在我，非其过。’”这是苏轼在《钱塘勤上人诗集叙》中的话，德高望重高风亮节的欧公自然当得。
苏轼因为对王安石变法不能苟同，神宗四年（1071），苏轼请求外放，九月潞经颍州时，与弟弟苏辙专程去拜访了他的恩师欧阳修，陪欧阳公游颍州西湖，作了一些诗颂扬欧阳修，欧阳修也为他介绍了在杭州的朋友。
孰料到，这是他们师生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欧阳公去世。苏轼时在杭州通判任上，苏轼恸哭于孤山僧人惠勤禅室，作《祭欧阳文忠公文》：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鱓而号狐狸。
昔其未用也，天下以为病；而其既用也，则又以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至其请老而归也，莫不惆怅失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岂厌世混浊，洁身而逝乎？将民之无禄，而天莫之遗？
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吊，而怀录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尚享！”
译文：
悲痛啊！先生到这世上来，已经有六十六年了。因为有了先生，这就如百姓有父母，国家有了可以象蓍草和龟甲一样解决疑问的人；文化因而得到传授，求学的人有了老师；有德行的人有所依仗因此不会害怕，小人因为害怕先生所以还有不敢做的事情。先生就象高山大川，看不到他运动，但受他恩惠的事物，不能够用数字来衡量、不能全部的知晓。现在先生逝世了，有报复的人没有了仰仗庇护的人，朝廷没有了查找疑问的人。文人被说成了异端，学者被派遣到了边远的地方；君子只能以不作为来为朝廷做点事情贡献，小人高兴的认为时机来了——就象深渊沼泽，神龙没有了老虎也离开了，变端和怪异就层出不穷，象鱓飞舞又象狐狸号叫。
以前先生还没得到朝廷重用的时候，所有人把先生当成隐患心病；等到先生得到重用，又认为先生跟不上形势；到了先生放弃官职的时候，没有不希望他再次得到起用的；到了先生告老还乡，没有不惆怅失望的，又还抱着期望的心情，是因为先生还没有老去衰弱。谁知道先生不再留恋这世间，就这样不给我们追赶机会的走了。难道是厌倦了世间的混浊，洁身自好的走了吗？又难道是百姓没有这样的福分，上天不肯留下先生来？
以前我的父辈胸怀大略隐居于世，不是先生就不能够招致到他；而那时没有才能的我，因为这样才得以跟随先生，在先生的门下受到教育，到现在都十六年年了。听说先生逝世的消息，按情理我应当跪着前去凭吊，但是身有公务不能前往，我也愧对过世的人而感到不自在。只能从千里之外写信，来抒发心中的悲哀。这样做是为天下苍生感到悲痛，也是我自己对先生的痛哭。悲痛啊，先生您安息吧。
苏轼这篇祭文先写天下之不可以无欧公，没有了欧公则“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后写两世知遇之恩，“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情深意切，感人至深，无可否认。欧阳修对苏洵有知遇之恩，于苏轼则有师生之谊。因而，苏轼以极其深沉的言词讴歌欧阳修的功德，表达了他对欧公极深的感情。
综上所诉，欧公绝对是发现苏轼这匹“千里马”的伯乐，这颗“文曲星”的发现者，他对苏轼有“再造之功”。那么，欧公真是发现苏轼的第一人吗？通过阅读史籍，我发现还真不是这回事，最先发现苏轼的也具有慧眼不是欧阳文忠公，而是另有其人。
梅尧臣是耶？
这个人是梅尧臣。梅尧臣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经欧阳修荐，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故世称“梅直讲”、“梅都官”。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为这次礼部试的主试官，梅尧臣等饱学宿儒做参评官，辅助主考官阅卷。
当梅尧臣阅到《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立即被文章流畅语句飞扬词采又颇有纵横之气所吸引，认为有“孟苛之风”，特别青睐，因而将这篇文章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
欧阳文忠公看到文章后，大喜过望，以为它“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因而十分赏识。爱才、惜才如命的欧阳修原本欲将这篇拔擢为第一，但又恐该文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他劝说同样主张将此篇文章录为第一的梅尧臣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二。结果阴差阳错，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二十一岁的苏轼所作，而取为第一的却是曾巩的文章。
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清晰地反映了这一过程。
这样说来，第一个发现苏轼有天纵之才，“惊为天人”，不是欧阳文忠公，而是参评官梅尧臣。
在判阅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后，梅尧臣一直有个疑问没有解开，那就是苏轼文章中有关尧与皋陶的对白，“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这位饱学宿儒竟然不知出处。他也不敢冒然提出查问，因为一经提出，即说明自己对古籍学习研究不深，这是十分丢面子的事。苏轼因此才得以瞒天过海。
考试过去之后，苏轼到梅参评官那里去答谢，梅尧臣问苏轼：“尧和皋陶这段典故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答在《三国志·孔融传》的注释中。事后，梅尧臣查《三国志》还是没有查到。等苏轼又一次去时，梅再次问他。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苏轼说：“曹操打败袁绍后，把袁绍的儿媳妇赐给自己的儿子。孔融说，‘周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宠姬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问典出何处？孔融答：‘我以今度古，想当然耳！’”苏轼说他用那个典故，和孔融一样，“是我想当然耳，杜撰的。”苏轼的这句话让这位前辈宿儒大惊：“你所杜撰？”东坡回答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欧、梅这两位大儒被苏轼恣意汪洋的文章所以吸引，没有拿苏轼“想当然耳”来说事打压他；没有因为他为达到“言必有出处”而公然杜撰一个典故做论据。按考试规则，杜撰典故万万不可，何况是杜撰圣人。正是这二人的慧眼独具，因而造就了光耀千秋的一代文人。
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主考官录取一学生，即表示自己克尽其职发现了真才，二人彼此之间即自动形成了“老师”与“门生”终身不渝的师生关系。考中的门生要去拜谒主考老师答谢致敬，还要修函以感谢老师的恩德。
“第一个发现苏轼有天纵之才，‘惊为天人’的是梅尧臣。”我这样说，苏轼的《上梅直讲书》一文也证明了这一点。
《上梅直讲书》原文：
轼每读《诗》至《鸱鸮》，读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乎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