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她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种外来的影响。从她早期的小说看来，似乎也存在着弗洛伊德、蔼里斯的声音，尤其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更为明显。作者往往采取直接的自我心理分析的方法，去剖析莎菲女士们的复杂心灵，探索人物灵魂的奥秘。从总的方面看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早期小说往往通过主人公大胆而直率的自白，去剖析人物的心理，揭示人物内心最隐秘的一隅，或揭示心灵的矛盾冲突。为此，有的评论家称丁玲这些小说为“自我表白心理小说”。
早期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让作品中的“我”用自己的心灵说话，往往采用独白方式让人物自己剖析自己的灵魂和心理，并以此作为倾诉衷肠、透露“心曲”的一种手段。《莎菲女士的日记》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莎菲既了解到凌吉士在一种高贵的美型里隐藏着卑劣的灵魂，又默默地承受着凌吉士的吻，而事后她又痛悔：“我用所有的力量，来痛击我的心！为什么呢，给一个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爱他，还嘲笑他又让他来拥抱？真的，单凭了一种骑士般的风度，就能使我堕落到如此地步吗？…‘我是给我自己糟蹋了，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我的天，这有什么法子去报复而偿还一切的损失？”这段内心独白，已经把莎菲痛苦的灵魂揭示得淋漓尽致，她不停地剖析自己，痛责自己，深刻地表现了灵与肉、情与智的尖锐冲突。丁玲以大胆的、细腻的描写，把一个不甘沉沦、拼死挣扎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二，在人物的心理描写方面，作者还非常擅长捕捉人物心灵悸动或感情倾斜时一刹那的闪念，并由此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心理反应。阿毛只因为进了一次城，看到那繁华热闹的城市，便使她迷醉，“由于这次旅行，把她在操作中毫无所用的心思，从单纯的孩提一变而为好思虑的少女了。”这次进城，使阿毛的心理来了个突变，她羡慕城里人的生活，新式男女的享乐，喜欢摩登女郎好看的衣服。她懂得这都是因为她们有钱，或者她们的丈夫、父亲有钱的缘故，钱把同样的人分成许多阶级，“本是一样的人，竞有人肯在街上拉着别人坐的车跑，而也竟有人肯让别人为自己流着汗跑的。自然，他们不以为羞的，都是因为钱的缘故。”阿毛不信“命”了。假如自己不是嫁给种田的小二，也不至于被逛山的太太们所不睬。阿毛逛城所起的变化，她的“一刻突变”，给她后来的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折。要是她不进城，也许她只会眼光固守在这个家上，安分地和丈夫小二甜甜蜜蜜地生活下去，生儿育女，安贫乐道。但她终于要和命运抗争，要改变自己贫穷的处境，这种新的欲念促使阿毛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因挣钱的欲望而拼命干活而终于灰心，最后自杀。就这样，丁玲敏捷地捕捉了阿毛一次逛城心理变化的重要的一瞬，并浓墨重彩地发掘这一瞬在人物生活中的特殊意义，从而生动、细腻地将人物千变万化、难以捉摸的内心活动刻画出来，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人物感情的涟漪和心理的波澜。
第三，作者往往以自由联想为基础，运用幻觉、象征、暗示、现实与梦幻、意识流等手法表现人物心绪的变化及其来龙去脉。
《暑假中》写几个小学女教员百无聊赖的寂寞生活：或打牌度日，或放账赊余，或同性恋，或终日躺在床上想人非非。小说中的承淑，在寂寞中觉得这真是一座无人的荒庙，她是一个皈依了的正在忏悔着的尼姑，在无事可做之时，她“阖上眼漫想到一些往事温暖着这一缕凄柔的愁思”。她做了一个梦，梦中，面前出现了“一幅比佛爷还慈祥的面孔，一对满含爱意的眼光，紧紧地把她瞅着……这脸极像她母亲，又像那画上的圣母。她想扑过去，但脸迅速地变了，这才真真是她母亲的影子……”
梦，是一种心理活动，是现实生活经过心灵折射的一种曲折或变形的反映。承淑这个梦，折射出在孤凄寂寞的外乡生活中，对母亲、家庭的眷恋。而写法又是那样的摩登，就像电影镜头那样明快，“佛爷”、“圣母”、“母亲”的镜头迅速转换，而终于叠映在一起，表现出承淑对于“圣母”、“佛爷”一样慈爱的已经去世的母亲的极其怀念的心绪。接着，由母亲，承淑又梦见当年父亲及村里人被土匪烧杀的情景，当她“眼睛张开来”，醒来的时候，梦境还在脑际，而眼前竟出现了心理幻觉——“那烧焦了地、烧亮了天的大火，一太团一大团的直向上蹿，吐出千万条火蛇，仿佛这火蛇朝自己奔来，于是她失声大叫了。”
在这里，丁玲较好地运用了现代派的一些表现手法——梦境、回忆、联想、心理幻觉，通过自由联想很自然地将其交织在—起，突破了时空界限，使读者既从中了解到承淑的过去，又了解到她此时寂寞孤凄心境的依据。由于眼前的寂寞和孤凄，才产生了怀念死去的父母的心理，而由于父母双亡，孤苦无告，她才更觉眼前的孤独。作者写承淑的“白日梦”，是作为人物心理描写的一种补充手段，它揭示了承淑的命运、个性和灵魂。而承淑眼前产生的“幻觉”也是她心灵的折光，隐藏在她心灵深处的一种恐惧，通过它更深一层地开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其四，作者还很注意展现人物心理活动的全过程，对心理现实作全景式的观照，并注意写出其变化的层次。
梦珂因仗义反对红鼻子教员对模特儿的侮辱而反遭诬陷，愤然离开学校来到姑妈家。作家在刻画梦珂到姑妈家当晚的心理活动时，是十分富有层次感的。
她睡在又软又香的床上，想了很多很多，辗转反侧，不得入睡。梦珂对于自己白天在姑妈家所作出的虚伪应酬感到厌恶，对自己勉强装出样子夹在那些男女中笑谈羞惭得几乎要流泪；过后，她又“拿许多‘不得已’的理由来宽恕自己被迫做出那些丑态”；最后，为了安慰自己，她还找出理由来欺骗自己：“他们待我都是真好的……”通过这个描写，把梦珂初到这个豪华而又虚伪的家庭时的心理活动过程展现得细腻而又生动，并且通过梦珂那厌恶自己——宽恕自己——安慰自己的心理活动，让读者看到梦珂正直、真挚、不善于做假的性格，也看到其自责羞愧、自怨自艾、自宽、自慰的心理活动。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丁玲小说的心理分析，既有“全景式”的心理观照，又有特写镜头的细腻透视；既有长镜头的抒写，又有短镜头的特写。作家如此娴熟地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剖析人物，刻画人物，得到了许多评论家的赞誉。贺玉波就称赞说：“丁玲女士的作品是具有特殊风格的。她善于分析女子的心理状态，并且来得精确而细腻，又能采用新的结构和大胆的描写。”（贺玉波：《丁玲女士评论》，《中国现代女作家》，北新书局，1932年版。）
作品中的这种心理描写，显然是对我国古典小说表现手法的某种突破。中国古典小说往往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重叙事，重情节结构，而把心理描写只是当做作品里故事情节的某种陪衬或注释。当然丁玲作品中的这种心理描写，和西方“意识流”小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点是从流动中刻画人物心理，多视角、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人的内心世界。而不同点则在于这些心理描写，都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现实为依据，而不是强调这些意识的非理性与无逻辑性。这就说明了作者既吸收了意识流的合理部分，而又照单全收，有自己的创造。
其二，情绪结构和意念结构。
丁玲早期小说，重视人物心理或情绪的变化，并且往往以人物的心理或情绪的变化为主体去结构作品。这种结构形式与传统的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来结构小说的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
最突出的差别是情节展开的契机往往为主人公的情感碰撞，碰撞所引起的火花，即是情节的起点，此后，沿着人物情绪流变的线索，形成小说的有机结构。
《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一篇是12月24日，这是一个刮风的天气，冬天北风呼呼地吹，它伴着这个患着肺病、寂寞、孤独地住在公寓里的莎菲。因为刮风，不能出去玩，又没有书看，这不禁引起莎菲“想到许多使人焦躁的事”。整个作品就在这种焦躁的情绪中展开。情节也就随着莎菲的心绪发展下去，整篇日记就写出了这个醒来之后觉得无路可走的焦灼不安的灵魂的躁动以及她那孤独、失落的情绪和受压抑的内心体验。
《小火轮上》也是以节大姐这个小学教员在小火轮上几个钟头的情绪流变去结构作品的。
这位节大姐“平日待人是很好的”，而且大家“都认为她的教法比别人好”，但临近开学时却被校方辞退了。“她觉得冤屈”，“除了冤屈和烦恼，就完全只有那无所适从的茫茫情态了。”而一想到被校方辞退的原因，“越觉得愤懑”，本来她被一个一面和她写情书一面和别的女子结婚的骗子欺骗了，而学校倒以“名誉的关系”为由，解聘了她。“她真恨那诬陷她、蔑视她的学校当局，她更恨自己这次上的当太大了。”
《小火轮上》就写了节大姐在小火轮上这种由冤屈和烦恼发展到愤懑到恨的情绪，并以这种情绪的流变作为主体，另外还穿插了一些回忆作为补充来结构作品。
除此以外，早期小说中，还有以一个片断，一个意念，一段心理变化作为中心来结构作品的。
如《自杀日记》，本来就没有“情节”可言，只有日记的主人公伊萨的9页日记，而这9页日记只写她的一个念头——自杀。我们可称之为“意念结构”。伊萨“自杀”念头的产生是因为生的“无味”，“一切都灰心，都感不到有生的必要”，“什么事都使她厌烦”，于是她想自杀。但她又“非常害怕走到死境去”，终于又没有死，而过后又觉得还是死了好。于是自杀这个意念又重新抬头。9页日记就写这个“自杀”的意念。
上述这些小说都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可言，更看不出什么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之类的全过程的描写。可以说作品结构的任务不在于如何叙述事件和结构故事，而在于如何表达人物情绪和意念，表达人物痛苦的心境、真挚的感情、躁动不安的灵魂以及无法申诉的苦闷等。这种结构，虽然不以曲折动人取胜，却以强烈的情感动人，自有其艺术魅力。
这种结构常常出现“突转”，借以表现一种情绪的波动；其跳跃性也大，说不上什么连贯；再者，节奏强弱快慢也随着情感、情绪的波动而变化。
和强化情节的中国古典小说相比，丁玲早期的这些小说的情节都是淡化了的。这种情节淡化主要体现在作品着重刻画人物的主观情绪和人物的意念，加强小说的抒情成分等方面。
其三，浓重的抒情色彩。
捧读丁玲早期的小说，处处可以感到感情奔涌的潜流，浓烈的抒情色彩。
从创作主体自身来说，早期小说，之所以带有深厚浓重的抒情色彩，是因为当她拿起笔写小说的时候，并不是想当小说家，而是为了抒发内心的不满和苦闷的情绪，并且用笔去分析社会、批判社会，因而其作品必然带有作者浓烈的主观抒情的成分。
如作者所说，当她提笔写小说的时候，正处在极端的苦闷和寂寞中。“除了写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灵魂的倔强。”（《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文集》，第5卷，第15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创作主体的这种情绪、情感，通过自己所着力描写的对象世界，去直接表现自己的情感态度、审美追求与哲学思考，给读者以感动和启发。但更多的是通过作品中人物的情感态度，也就是借作品中人物的嘴去间接地抒发作家自己的苦闷与寂寞、感伤与希求、凄楚与抗争之情。为此，丁玲早期作品往往以“自传”的方式塑造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自然这些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中，也就投进了作者的某些身影。在莎菲的身上，不是有作者“五四”时期的浓重的身影吗？莎菲的苦闷，从某种意义说就是丁玲那时的苦闷，她的寂寞，也是丁玲那时的寂寞，甚至她的追求也是丁玲那时候的某些追求。
作者在《文学创作的准备》一文中说到“作家写作品其实也是写自己”，“《粮秣主任》是写一个当过粮秣主任，现在又当水文站长的老农民，但也是写我自己，那个粮秣主任就是我，你也许要说，你没有当过粮秣主任呀！但是我的思想是通过粮秣主任的口里说出来的，这个粮秣主任就算真有此人，他跟我讲的那一些话是他应该讲的，但他不一定讲得出来，那些话是我替他讲的，是他的，也是我的，是我感受到的。所以说还是写我自己，是他和我融合成一个人，是因为熟悉他，我才能写他”。丁玲的这一席话，虽不是讲的莎菲这个人物，但也很好地揭示了作品中某些人物与作家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抒发情感，增强抒情效果，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用日记体的形式进行创作。这种日记体形式，可以自由灵活地让人物披露自己内心的痛苦，剖析自己的灵魂。因为是日记体，作家可以采用自叙式，以朴素和明朗的文字，坦率而又曲折地表现出人物的心境、内在的情绪、复杂的内心活动，表现出难以解决的心理困惑，痛苦的心理反省，激烈的情理冲突，艰难的情感选择以及各种潜意识等。这样，读者在捧读作品的时候，仿佛自己正徜徉在人物心间幽深的小路上，沐浴着人物感情的漾漾细雨或飞流瀑布，倾听着她们心灵深情的倾诉，浓郁的叹息和热切的呼唤，最终被作品中这些人物的真切、真挚的情感所感动，以至产生感同身受的体验。因此，丁玲早期的作品，往往是以情动人的。并且作品富有一种浪漫主义气息，一股激情，一种浓烈的抒情色彩。
德国文学家席勒把小说家称为诗人的“异父母兄弟”，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小说和诗歌这两种不同文体在表情达意方面的某些共通之处。作为文学家族“幼弟”的小说与它的“异父母长兄”诗歌之间究竟有其什么相同的特质呢？其中，抒情性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丁玲早期小说，处处奔涌着感情的潜流，高扬着诗的热情，自觉于诗意的追求。的确，在这一点上，其个性是非常鲜明的。
丁玲是个情感丰富的人，如沈从文所说，她的“一切出于感情推动者多，出于理智选择者少”（沈从文：《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9月初版。）。丁玲自己也说她“不喜欢过于理智”，因此，常常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感情支配着。正是这种情感型的“人格特征”使她的作品才高扬着诗的热情。
其四，悲剧倾向。
《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3个集子中所描写的都是一个个在黑暗社会的重压下，痛苦挣扎，彷徨苦闷、追求幻灭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女性，一群莎菲式现代女性的失败、死亡和毁灭。女主人公都是悲剧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