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形象来看，如果作家果真是从政策条文出发，也就不可能写出黑妮、顾涌、文采、钱文贵这些颇具特色的形象。事实上，早就有人从某种观念出发指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立场有问题，有“地富”思想，把地主家的人如黑妮写得很漂亮，把农民写得很脏……那么，从这些指责中我们不也可以看出作品超乎寻常的一些独特之处吗？
这样说来，是不是作者写作时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仔细地分析，这部小说的确有时代的、作家自身的局限。这部小说描写60多年前河北解放区农村的一次土地改革运动，那时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压境，时不我待，土改仓促进行，再加上在解放区这又是开天辟地的事，许多政策还来不及仔细研究，那时又比较“左”，丁玲思想上是否有怕“触犯政策”的思想顾虑？
我们觉得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从黑妮、顾涌、文采这些形象的塑造来看，作家仍然是有所顾虑的。按理说，对于这些人物，作者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把人物写得更活些。但显然作者是在尽力地克制自己，诚如她自己所言：在写黑妮的时候，“我又想这样的人物是不容易处理的，于是把为她想好了的好多场面去掉了”；写文采的时候，尽管这个人物是“很多年在作家思想上，作家的性格上，作家的感情中，作家的社会经历中”积累形成的，写来应该说是得心应手的，然而，也许作者受到要着力写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某些条条的束缚，于是，在“写文采时，我曾努力克制自己，把他压缩，总想笔下留情。我不愿让他的形象压倒其他的人，我不喜欢他成为一个主角”。
由此观之，作者一方面以她现实主义作家的敏锐，能够捕捉到别人无法捕捉到的东西，对生活有独到的发现；另一方面，她又受到某些观念的束缚，不敢放开来写，于是，不能为文采、黑妮、顾涌这些人物形象增添更多的异彩，在某些方面，作家的主体性、创作个性也就得不到更充分的发挥。
除了生活与思想上的矛盾之外，作品还表现了写作技巧方面的矛盾。
对于青年农民形象，如张裕民、程仁、李昌、张正国、周月英、董桂花等的描写，则显得捉襟见肘。尽管作品能够大胆地描写这些“走在前边”的人，他们常常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以发展的眼光去写他们的进步与成长；但是，由于冗长的静止的叙述较多，生动的描写较少，因此，这些人物表现得不够鲜活，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不大深刻。虽然作者对这些人物投注了全部的感情，但感情并不能代替技巧。显然生活、情感、技巧之间的矛盾，给作品带来了一些缺陷。
在语言方面：一方面，作品已经摒弃了欧化句式和知识分子腔，在不少地方注意描写农民群众生动的谈吐，增强了作品的生活气息；但另一方面，作品中的叙述语言有时又比较文雅，显得语言格调不甚一致。
丁玲小说嬗变之轨迹
现代小说是一种探索，在探索进程中逐渐建立起自身的意义。
——阿兰·罗布·格里耶。
从《梦珂》的胎动、诞生，到《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闻名遐迩，到后期创作《杜晚香》，丁玲小说的发展道路，有高峰，也有低洼，有给人振奋的力作，也有较为平庸的作品。然而，这并非她粗制滥造，而是探索中的某种不足。她的小说有明显的嬗变的轨迹，有前进的脚印。在前面，我们已经分别对其嬗变的各个方面作了一些论述，下面，还拟就其发展轨迹作个整体的勾勒。
社会意识的不断强化
从作品的内容来看，丁玲小说的社会意识，不断地得到强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小说个性解放主题的淡化与阶级解放主题的强化。
从《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杜晚香》，丁玲小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探讨妇女解放的主题。
丁玲自己是妇女中的一员，女性作家对于妇女的解放自然更加关注些。丁玲说过：“我懂得妇女的弱点，也更懂得她们的苦痛。”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将近60年的创作生涯中，她总是怀着最大的同情，真切地关注着妇女的命运，同情她们的痛苦和不幸，始终不渝地和那些摧残和戕害妇女的封建势力作斗争，不管是在光明的社会，抑或是在黑暗的时代。因此，可以这么说，对苦难妇女深挚的爱，对封建势力的恨，对妇女个性解放道路的探求，是丁玲小说的基本主题。
当丁玲发表《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候，相距“五四”运动已经整整10个年头。“五四”运动中兴盛了10年之久的个性解放主题已处于落潮之势，但是，丁玲在她文学道路的起点上，在她为妇女唱出的第一支个性解放之歌中，宣告了自己作品与妇女的命运与个性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莎菲是作家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提取出来的形象，真实地记录了已经走出了家庭的“娜拉”无路可走的迷茫、苦闷和困惑。丁玲没有像“五四”时代写个性解放的其他作家那样，从经济不能独立，环境扼杀个性这些方面去写个性解放，而更多的是写莎菲们由对自我的发现到自我失落的迷惘，对人生价值的怀疑以及醒后无路可走的痛苦。
莎菲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写莎菲的作者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五四”运动个性解放主题的流行之后，又发生了一次裂变，这便是革命文学主题的高涨。茅盾的《虹》和叶绍钧的《倪焕之》，率先提出了知识分子必须投入社会革命、把个性解放融于阶级的解放之中的主题。在他们影响下，丁玲也认识到“那时中国的文坛上要求着《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作者有更深刻更有社会意义的创作。”于是，在革命文学兴起、阶级解放主题盛行之时，丁玲小说创作中个性解放的主题也就逐步淡化了。
20世纪30年代初，她以《韦护》和《一九三。年春上海》描写革命与恋爱之冲突，而最后革命终于战胜恋爱的时髦主题，加入了“左翼”文学队伍。然而，丁玲和某些革命文学家比较起来，在描写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及个人情感与阶级意识、集团利益的关系时，其片面性似乎要少一些。表现在她并不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作品中敢于描写韦护这个革命者时常流露出来的个人兴趣。韦护爱好文学，喜欢写诗，喜欢躺在床上靠在软枕上看他喜爱的书，这些是否也对革命事业有害？革命者是否也允许有个人的兴趣与爱好？显然作家有自己的看法。
当丁玲写完《韦护》和《一九三○年春上海》以后，如她所说，她很懊悔掉在革命加恋爱的陷阱里，于是她又抛开了这些流行的“革命的主题”，以她的母亲为模特儿，写主人公于曼贞从一个旧式女子向新式女子演进的艰难步履，这样她的作品又从阶级解放的主题回归到个性解放的主题上来了。
本来，个性解放主题和阶级解放主题是同属于“人”的解放范畴的，它们并不是根本对立、互相矛盾的。没有绝大多数人个性的解放和思想的觉醒，阶级的解放就不可能彻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反过来看，阶级解放了，“人”的个性是不是就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呢？在以往流行的理论中，似乎革命一旦成功，人的解放、个性解放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事实并非如此。在解放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大众翻了身，做了主人，阶级解放了，但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所受到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仍然束缚着个性的发展。因此，阶级的解放只不过是“人”的解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摆脱落后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与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改造小生产者保守、狭隘的缺点，使农民真正从思想上得到解放，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小说中，一方面，她坚持以阶级解放为主题，但是，她又没有抛弃“五四”个性解放主题的精华。她颇有见地地描写了解放区的农民在急风暴雨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复杂心态，以及他们挣脱封建思想锁链的艰难历程，她没有停留在农民欢天喜地打土豪、分田地的生活表层上，而是深人到生活的底蕴，写他们的欢乐与痛苦，欣喜与忧虑，怕变天的思想以及宿命论观点对他们的束缚。也只有在挣脱了这些思想锁链之后，土地改革运动才获得了真正的最后的胜利。
丁玲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候，在揭示农民反压迫反剥削，宣扬阶级解放主题的同时，很明显，并没有宣传单纯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就能达到“人”的最终解放的观点。作品中所强调的是只有农民自己起来砸碎身上的精神锁链，才能获得自身真正的解放。丁玲这部小说和解放区其他类似的小说比较，略胜一筹之处在于：它指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正是建立在这千千万万人思想解放和个性发展的基础上的。
在延安，在解放区，一方面，丁玲小说阶级解放的主题和20世纪30年代初比较，显然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另一方面，个性解放的主题虽然隐退到了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的身后，但作家并没有停止这方面的探索。作家在描写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写人的命运，人的疾苦，人的愿望和理想。作品中把个性解放从属于阶级的解放，使二者结合起来。这样，在强化阶级解放的主题中，个性解放主题也得到了某种发展。
其二，从宣泄意识到忧患意识与超越意识。
体现在丁玲小说中的主体意识，很明显地可以找到一条线索，即由“自我”的宣泄意识到走向更为广阔的情感世界。
如前所述，丁玲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是为了宣泄。她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这样，她早期的小说就充满了一种极端的反叛情绪，表现了怨天尤人、愤世嫉俗的思想和情怀，宣泄了作家的冲动和激情。
这种激情，含有张扬个性解放，关心妇女命运，和对美好社会的憧憬等。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丁玲在政治上倾向革命，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便得到不断的加强。丁玲说过：“中国的文学、作家历来多是与政治有不解之缘的，无法分开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种关系。”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就提倡“文以载道”，提倡文章要有鲜明的政治观点与内容。再从古代作家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传统来看，这种忧患意识自屈原到司马迁、李白、杜甫、陆游等历代作家，都是代代相传的。这种广义的忧患意识是古今中外作家最核心的一种主体意识。中国现当代作家当然也具有这种忧患意识。如丁玲所言，她在拿起笔写小说的时候，很自然地追随她的前辈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们一样，不是为了描花绣朵，精雕细刻，为艺术而艺术，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才从事文学事业的。不是的，我是为人生，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文学写作的。”
正由于作家重视文艺与时代与政治的关系，重视和强调文艺创作的社会功利性，就自觉地使自己的小说创作与时代生活，与人生、与社会息息相关，融为一体。因而，她的小说也就具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
鲁迅说：“我时常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在‘碰壁’，怎样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这段话，说出了创作主体的心灵不但与人民大众的心灵相通，而且还具备有一种博大的胸怀，心甘情愿地替人民受苦。丁玲也说过：“我们的喜怒哀乐不是哪一个人，而是要同人民融为一体，就像人们常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情感，说明作家已经超越自我。她的爱，是与人世间的悲欢苦乐相通的大爱，而不是自我的患得患失。因此，她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她总是像“蜗牛”一样背负着精神的重担和历史的重担前行。她时刻在记住“替大众受罪”的历史责任。
作家背负的这种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能够敏锐地观察生活，细心地感受到人民大众的苦痛和欢乐。
这种忧患意识，还使作家能够居安思危。从黑暗的国统区来到阳光明媚、充满欢乐的解放区，丁玲是无比快乐和幸福的。她热爱解放区，热爱新生活，但这种爱，并非圣徒朝圣时的顶礼膜拜。正因为她对解放区爱得深，爱得切，而且希望它更好，更美，因此，她能够大胆而敏感地发现：“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世界是相联结着的。”这种与中国几千年封建恶习的血缘联系，使解放区这样的革命圣地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缺点。历史的封建积习就像黄河泛滥以后沿途所丢下的许多污泥与浊水，如何清除这些污泥浊水，这是解放区所面临的严峻课题之一。
丁玲在她的小说中，用一种冷静的眼光审视，对生活作了艺术的总体透视和表现，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是如何缠绕在这些从旧社会走到新社会里来的人物身上的，它们又是如何制约、干扰着这些新人的成长和新社会的发展的。
作者正是本着对解放区的这种热爱，对人民政权的一片赤诚，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与惊觉，才敢于在一片光明的赞美诗中掺入一种“不和谐的杂音”，提醒人们居安思危，警惕封建遗毒、官僚主义以及懒惰、怯弱、小生产‘者的落后j鼓识等旧的习惯势力对健康的革命肌体的侵袭，注意疗救旧社会遗留下的创伤。可以说，丁玲正是怀着这种“女娲补天”的精神，才敢于在她的小说里塑造贞贞、陆萍这样的形象，写出何华明翻身以后的“乐”与“忧”，写出生活在地主家、又“有别于地主”的黑妮的形象，写出在土改初被错划为“富农”的富裕中农顾涌的形象。这些形象的塑造，不仅需要有作家的天性——敏锐，更需要作家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对党、对人民、对艺术事业高度的责任心。
作家如此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她的声声啼唤，有如啼血的杜鹃，让人感到她的精神的伟大。然而，有些人无法领会作家这种伟大的情怀，把揭示局限和缺陷，视为诬蔑解放区，把作家塑造黑妮与顾涌的形象视为同情“地富”，把《在医院中》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批评视为攻击党的领导。为此，丁玲几十年来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这位“圣僧”被丢到了地狱去熬炼。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几十年过去了，人们才体会到她的“替大众受罪”的纯洁的心灵。
神圣的忧患意识，使丁玲能够密切注视现实，双脚牢牢地踩在现实的土壤上。同时，她又能够超越自己，超越现实，超越她所生活的空间，看到未来，因而也具有一种超越意识。
罗曼·罗兰说：“在歌德、雨果、莎士比亚、但丁、埃斯库罗斯这些伟大的作家的创作中，总是有两股激流，一股与他们当时的时代运动相汇合，另一股则蕴藏得深得多，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愿望和需要。直到现在，它还滋养着新的时代，它给诗人们和他们的人民带来了永久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