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某个区域的文化特征时，许多研究者都十分重视水土、环境、气候对区域文化的影响。而且，许多学者还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区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因为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是人类生存的依托。但是，如果没有人类的历史活动以及与自然地理环境的交融、契合，自然地理环境就不具有社会的意义、文化的意义。地域的历史积淀、自然环境、生活风俗、习惯等外在因素，会制约着、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心理定式，并形成一定的文化心理结构。
那么，湖湘的自然环境怎样？它与湖南人的特点、与湖湘文化精神特征有何联系呢？现代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文中精辟地指出：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所沾被。抑也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盖地理使其然也。
在这段话中，首先，钱氏对湖南的地理位置作了描绘。湖南毗邻六省，北有洞庭湖，以滨湖平原与湖北接壤；南枕五岭，与广东、广西为邻；东临江西；西部以云贵高原东缘连接贵州；西北侧以武陵山脉为界连接川东和鄂西。此所谓“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
其次，钱氏又对湖南这方水土如何培养出湖南人倔强的个性气质、独立自创的精神与“行必厉己”、“开一代之风气”的风格作了精彩的分析，道出了湖湘区域文化以及湖南人的某些特点。
维新志士杨毓麟先生也从湖南的地理环境对湖湘文化精神的影响作过细致的分析。
（湖南）前则划以大江，群岭环其左而负其后，湘江与岭外之流同出一源，故风气稍近于云贵，而冒险之性颇同于粤，于湖北与江西则相似者甚少，盖所受于地理者使然。
在此，杨先生和钱先生不约而同地都是从地理环境这一角度去探讨它与湖南人精神的某些内在的联系，湖南与周边各省人文方面相近与相异之处，从而凸现出湖南人的独特风貌。
的确，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出独特的群体个性。地理环境对于某个民族或某个群体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类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度所创造的文化或文明，都与其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湖南的区域环境造就了其文化的独特风貌。许多研究者认为：湖湘文化具有“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力行践履的道德原则；无所依傍，浩然独往而不囿于陈见的创新精神以及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勇气；念祖忠君的思想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群体参政意识；卓厉敢死、强悍炽烈、百折不回的士风民气……而这些，在丁玲的身上，有最鲜明、深刻的印记。而且，这些文化的遗传基因，已经化为丁玲的人格和意志、性格与思想，化为丁玲的灵魂。
“虽九死其犹未悔”——“一条道走到底”之谜
如果错过了太阳时你流了泪，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
——泰戈尔。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载《中国历代诗歌选》第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这是屈原的心声，亦是楚人爱国忧民的精神体现。屈原在遭受迫害和长期的流放生活中，仍心怀远大的理想，并希望楚怀王能“举贤授能”、“圣哲茂行”、“循绳墨而不颇”，以修明政治，奋发图强，振兴楚国。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百折不挠、“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精神，一直教育着后代子孙。苏东坡的《屈原塔》：“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苏轼诗集》，第1册，第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这首诗写出屈原影响之深远。郭沫若在《屈原考》中说道：屈原“不但在中国的文学思想上有极伟大极长远的影响，就是在普通人的精神中，我们也可以找出他的影响的深刻的痕迹”。近代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源头正来自屈原的这种精神，因而历史上涌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湖湘爱国志士，他们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奋发图强，为祖国的独立自由、繁荣昌盛而奋斗牺牲。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陈独秀用这句话来盛赞湖南人爱国的精神。湖南人的这种文化心理，自屈原至今日，源远流长，历史已做出了最好的证明。这是湖湘文化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
毋庸置疑，沈从文和丁玲都是这一宝贵财富的继承者。但两位作家爱国的内涵和表现的形式却不大相同。
沈从文的政治立场，是爱国主义的立场，民主主义的立场。他虽然远离政治的旋涡，远离城市的喧嚣，追求自己天空的宁静，一心一意营造人性美的“希腊小庙”，但其目的在于将读者引进一片美的净土。因而，他的作品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能引导读者对人生作更深沉的理解，以洗尽物欲的熏染，恢复古朴、善良、正直、优美、健康的人性，达到民族精神的重建。由此我们不也可窥见他拳拳的爱国之心吗？20世纪50年代后他未动笔写多少文学作品，而是潜心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将中国几千年的服饰文化的珍宝发掘出来，用20万字、400多张的图片，将从商朝到清初近3000多年的服饰发展史加以描述、论证，探索研究，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了他那颗赤子之心。沈从文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闪光发亮的词语，向社会学习的热情和对国家的热爱，保住了他一片永不消失的幻念和童心。
1980年11月24日，沈从文被邀出访美国，在美国圣若望大学讲演时说道：“可不能只看到个人，个人受点委屈有什么要紧，要看到国家在世界上作战！我们中国这么长的文明史，可我们的文物研究还赶不上日本汉学家，心里难过得很。我们的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得努力呀！要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就不能用感情代替工作。”沈从文朴素无华的语言，反映了他多么炽热的爱国之情。
丁玲和沈从文都有共同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但她的言论和行为，比沈从文要激烈得多、革命得多。
丁玲小时候虽有文学的天赋，但那时，她没想做个文学家，她说：“我小时候的志向不是写文章，而是向往做个革命的活动家”。（庄钟庆、孙立川：《丁玲同志答问录》，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卷。）从童年时候开始，在她的周围有着一群革命人物，对她起着引路人的作用。1936年当丁玲从被国民党软禁的南京逃到延安以后，她就彻底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从此，她“一条道走到底”，革命到底。丁玲一生与革命结下了不解的情缘，生死之恋。她无法与革命分开，无法与共产党分开，无法不过问政治，无法与政治分开。这是时代、社会、个人原因使然。
如前所述，“五四”运动使丁玲这位少女迅速觉醒，读书的目的从为了个人，为了重振家声提高到要以天下为己任，救人民于水火的高度。
在丁玲青少年的时候，母亲经常叮嘱丁玲要向“九姨”学习。这个“九姨”就是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她原名叫向俊贤，后改名向警予，湖南湘西淑浦县人。她是丁母在常德女师的同班同学，并和丁母结拜为姐妹，比丁母岁数几乎小一半，当时只有17岁。因为向警予在家里排行第九，所以丁玲叫她“九姨”。她在丁母的心目中，是个“先知先觉”者，她在家乡办起了女校，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经常给学生讲国家大事，激发女学生奋发图强为国家而学习。后来她参加了共产党，并成为妇女运动的领袖。
当九姨给她的姐妹们宣传《共产党宣言》、讲巴黎公社，谈论常德街头的革命活动时，刚上幼稚园的丁玲，也挤在她们中间，静静地听。她觉得九姨是她崇拜的偶像。她像一盏灯，一团火。大革命失败以后，九姨被杀了。丁玲曾经回忆道：
当我还只是一个毛孩子的时候就有了她美丽崇高的形象；当我们母女寂寞地在人生的道路上蹒跚前行时，是她像一缕光，一团火引导着、温暖着我母亲……她一直是我母亲向往和学习的模范。我想到我母亲书桌上的几本讲唯物主义的书和《共产党宣言》，就感到她的存在和力量……她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总是在感召着我……她对我一生的做人，对我的人生观，总是从心底里产生作用。我常常要想到她，愿意以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女性为榜样而坚定自己的意志。我是崇敬她的，永远永远。
的确，九姨对于丁玲选择人生道路起了关键的作用。
众所周知，丁玲的丈夫胡也频是一个革命先烈，他对丁玲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虽然一开始，胡也频并不见得比丁玲“左倾”。诚如丁玲所言：
胡也频投身革命可以说是我把他拥上来的，胡也频什么革命经历也没有。讲客观条件，他一个革命的朋友也没有，一本革命的书也没看过，他只有一个东西：反对旧社会……我们俩在一起时，我讲很多革命故事给他听，他在书中描写的革命故事还是从我口中了解到的一点材料，听到我母亲和我讲的革命故事。他原来的生活范围比我小，我的生活范围比他大而且是进步的，他的生活范围小而且落后些。他是从我这里了解到很多新鲜的东西。
在《我与雪峰的交往》一文中，丁玲谈到胡也频时说道：我过去比他革命些，跑到上海，做了李达和陈独秀的学生，成了瞿秋白、施存统的朋友。他过去却是同革命绝缘的。
这话是真实的。1928年到上海后，胡也频才开始读鲁迅的小说以及一些革命理论的书，并“一天天地往‘左’走”。1930年，丁玲夫妇参加了“左联”，胡也频成为“左联”的执行委员，工农兵文学委员的主席。丁玲回忆说，自己感到他变了，“胡也频的进步是飞跃的，我却是在爬。”
的确如此，胡也频很快地加入了共产党，并被选为出席江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但就在1931年1月27日，他被捕了，1931年2月7日他英勇地牺牲了。
胡也频牺牲一年之后，1932年3月，丁玲加入了共产党，入党仪式是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里举行的，和丁玲同时入党的有叶以群、田汉、刘风斯等。主持仪式的是当时文委负责人潘梓年，瞿秋白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了这个仪式，可见其隆重程度。秋白可能还记得丁玲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常说的一句话：“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党的决议得束缚（我），我是不愿意受的。”现在，她终于走进了革命的队伍，并且成为共产党的一分子。
丁玲不会忘记，1922年她与好友王剑虹离开湖南，结伴来到了上海。她们先在一所平民女校学习。但又觉得在这里学不到多少知识，于是俩人到了南京，在家自学，由于朋友的介绍，1923年8月，结识了后来成为共产党领袖的瞿秋白，这时他刚从苏联访问回国。丁玲和王剑虹一下子被这位瘦长个子，戴一副金边眼镜，机警、讲话滔滔不绝、风度潇洒的男子所吸引。
他和她们讲到红色的苏联，他鼓动她们到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这个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年轻的共产党员，但不勉强学生入党。丁玲和王剑虹又回到上海，在上海大学向瞿秋白学俄文，听他讲普希金的诗；“有幸听沈雁冰先生一本正经地讲课”；听田汉讲西洋的诗；听陈望道讲古文……这些共产党人，在丁玲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瞿秋白后来与丁玲的好友王剑虹结婚，丁玲感到孤独寂寞，决定回湖南。秋白无论是对丁玲的靠拢革命、靠近共产党，还是对丁玲的文学创作，都起过巨大的影响。据丁玲回忆，她曾经向他讨教将来究竟学什么好，干什么好，秋白毫不思考地回答道：“你么，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嘿，就是这样……”（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文集》，第5卷，第9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秋白的话，并不单纯属于对丁玲的鼓励，实在还包含对丁玲的深切了解。丁玲是一个怀着人生狂想，永远不满足，永远有新的追求的女性，秋白太了解她的心思了！他可以称为丁玲的知音！他是丁玲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的又一引路人，丁玲称赞他“人很好，有才，聪明，是个了不起的人”。（包子衍、许豪炯、袁绍发：《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载《新文学虫料》，1986年第2卷。）
瞿秋白在丁玲入党的仪式上说过，“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这句话不知被评论者引用过多少次，它已经成为经典名言。丁玲一生追求真理，倔强执着，尽管命运多舛，仍不向命运屈服，勇敢扑火，死而后已。秋白是除雪峰之外，最了解丁玲，读懂丁玲的朋友。
在丁玲周围，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这就是冯雪峰。他与丁玲相识、相知，心心相印，“你的魂儿我的心”。
1927年冬，经王三辛介绍，雪峰作为丁玲的日语教师，出现在丁玲、胡也频家里。丁玲回忆说：“我们相遇，并没学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丁玲：《悼雪峰》，《丁玲文集》，第5卷，第179—18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于是由相识迅速发展到相知、相恋、相思。1931年，丁玲主编“左联”刊物《北斗》，直接属冯雪峰领导，他们的交往更多了。丁玲说在她的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
在《不算情书》中，丁玲坦白地承认：“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正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大的生活的幻想放在这里过……”（丁玲：《不算情书》，《丁玲文集》，第7卷，第304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后来，在延安时，有人问丁玲：“你最怀念什么人？”丁玲回答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从丁玲的措辞，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她的感情倾向。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深植于心的爱恋又复苏，但此时雪峰已经与自己的学生何爱玉结婚。丁玲回忆说：“我们都是有热情、有理智的人，我们会处理自己的生活，在保持我们永恒友谊时能够冷静，也能够彼此谅解。”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去世了，带走了她的深深怀念。
1983年，当丁玲出席首届冯雪峰学术讨论会时，她坦率地承认：“我认为自己最尊敬的，最能相信的，还是雪峰同志。”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在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雪峰总是帮助丁玲。胡也频牺牲以后，丁玲留在上海办《北斗》杂志。那时，雪峰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而丁玲被提名为“左联”党团书记。这两件事不知前后有无联系。1936年，又是冯绍峰派张天翼带了一张条子给软禁中的丁玲，约她去上海，帮助她逃出南京，并周密地帮助她奔赴陕北。从此，丁玲开始了革命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