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从小说的格调看，如日本汉学家中岛碧所评论的，丁玲：1942年以前的创作“笼罩着阴郁的气氛，或以曲折的表现，并通过这种表现感觉出作者的焦躁和郁愤”。这种“阴郁”的气氛也可以说是丁玲小说的一种格调；但我们从《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严寒的日子里》等小说中，又可以发现另外一种高昂乐观、豪放的格调，这又说明她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艺术个性既稳定也是不断拓展的。
最后，还可以看到，早期小说显得直率，而《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写得深邃、细腻，笔力刚健、浑厚。由此也可见作家艺术个性的拓展。
宋代画家郭熙在《山川训》中说道：“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
读丁玲后期这几篇佳作，给人的印象如望逶迤绵延的山脉，层峦叠嶂的群峰，“自山前而窥山后”，给人以深远的感觉，使人产生无限的遐思和联想。如《夜》就是“旨浑意远”的佳作，即使作者写的是“老婆”和牛下崽的琐事，也立意深湛，使人不觉得琐细，作者善于创造一个个深邃的意境。
早期小说很少描写景物，描写背景，从创作《母亲》开始，她的小说在情景描写方面，有了较大拓展。在后期这几篇佳作中，常常创造出一个个深邃的意境。《夜》中那个充满了陕北风情画的春之夜，那黄昏中归圈的羊群，窑洞顶上缕缕蓝色的炊烟，暮色中盛开的桃花，发辫上扎着粉红绒绳的健美的陕北姑娘……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温馨的气氛，一种诗意的想象。接着是写夜色变得朦胧和沉郁，主人公在这梦幻般的夜色中思绪万端，心情也沉郁起来了，接下去是写主人公心灵的搏斗，继而战胜矛盾与痛苦，增强了对走向新生活的信心和力量，人物的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意境寓意丰富。
诚然，作家的艺术个性有其相对稳定性，有它的基调。但是，作家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时代环境中，随着社会的变革，他的世界观、艺术观也可能发生某种变化，影响到他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亦可能发生某些变化，这就是艺术个性的可塑性。在艺术个性的流变中，作家的某种稳定的基调会得到延续，但这并不排斥艺术个性的丰富和发展，稳定性与可塑性可在纵向的时间延续上形成对立统一。
丁玲的生活道路是坎坷的，艺术探求之路也是曲折的。这种曲折是因为受时代、环境、社会等外驱力的制约，同时也与她的创作心境、个性、气质、审美追求紧密相关。
当她将自己的全部感情注入作品中，不去考虑屈就某些条条框框的时候，她和描写对象情感相融合、息息相通，这时，作家的“自我”就获得释放，创作个性也就得到弘扬，良好的心境会使其艺术个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当她的理智有意抑制自己的感情，无可奈何地去屈就某些条条框框的时候，她和描写对象存在隔膜，这时，她的创作心境就难以与艺术个性融合，这样，就不利于艺术个性的发展。在创作过程中，有时作家也会被自己潜伏的感情所驱使，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个性流露于笔端，正是基于这样一些情况，她的创作个性就会时显时隐，有时强化，有时淡化，有时迷失，有时回归。
横向的借鉴与纵向的继承
从创作方法来看，丁玲的小说，在横向的借鉴和纵向的继承上，走过了一条从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到继承本民族现实主义传统的道路，她在汲取外来文学营养与继承本民族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孕育着自己的文学胚胎。
当丁玲登上文坛之时，新文学已经走过了10年的道路。崛起的新文学一方面吸吮了源远流长、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母亲的乳汁，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外来文学的营养，因而长成了一位具有开放意识、创新精神、锐意进取的文学中的“英俊少年”。“五四”时代那些知识分子先驱、文学开拓者，已经从东方的日本、西方的欧美、南方的印度、北方的苏俄的文学宝库中，多元地接纳了文学新潮，他们对小说的形式、小说的理论、小说的观念、创作方法等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使中国的现代小说，成为世界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支。丁玲有幸生活在这个万象更新的时代，这个中西方文学的交流的时代，这使她一开始，便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各国的文艺名著，并将它们拿来作为自己的“借鉴”，以壮大和发展自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都毫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外来文学的影响。鲁迅就曾说过，他写《狂人日记》的时候，“大约所仰仗的全靠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茅盾、叶圣陶也说过，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凭借的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至于说到郭沫若，他对歌德、海涅、泰戈尔、惠特曼等诗人的民主主义思想及其艺术形式的借鉴，也是十分明显的。他的《女神》，其雄浑与豪放的诗风与惠特曼的诗风不无关系。曹禺每一个成功的剧作，也都与汲取外国戏剧大师如易卜生、奥尼尔、莎士比亚、契诃夫的成功经验密切相关。
丁玲早期小说，同样有着外来影响。有人说，她受福楼拜、莫泊桑的影响很深，并指出莎菲与包法利夫人之间的联系。沈从文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丁玲至少看过10遍，并且“跟那些书上的女人学会了分析自己的方法，也跟那些作书男人学会了描写女人的方法”。丁玲自己则说，她不止喜欢福楼拜、莫泊桑，也喜欢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尤其喜欢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作家的作品。这样看来，丁玲受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是较深的，她从中找到了几个与自己文学气质相契合的朋友，自觉地接受他们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或者可以说是某种精神的渗透和精神的契合。丁玲在写小说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吸收、消化外来养料，并把它化为自己创作个性的一部分。
诚如本章开篇所指出：在丁玲起步的时候，她的小说就以其新鲜的、大胆的、直率的心理描写而征服了读者。另外，她早期小说的散文化结构以及浓重的抒情色彩，也都表现了其“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开放精神。表现在描写的技巧上，对于人物主观情绪或感受的渲染、象征手法、自由联想、意识流、内心独自以及叙事视点的多角度、不注重外在背景的交代与描述等，这些都与现代主义不无联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丁玲小说，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一样，在“五四”吸新纳异之后，又重新归位到民族化道路的探求上。这种探求，不是倒退，而是在中西文化参照中的进一步自省，是在中西文学对流中的进一步思考，在对外来营养的吸收中注意更进一步地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
那时，从“左翼”作家方面看来，他们更注重于对法国、俄国与北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借鉴。从“京派”和“海派”来看，他们更注重向英美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借鉴。究其原因，是在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激烈搏斗中，“左翼”作家认为创作方法为世界观所制约，先进的世界观，应该选择先进的创作方法，因而，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便与进步的、革命的思想联姻。诚然，这种联姻和当时的世界文学潮流，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潮流以及我国文学的民族传统都有密切的联系。
丁玲也不能置身于这种思潮之外。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讨论了几十年，从未间断过，丁玲不能不受其影响。当她创作《母亲》的时候，便注意从“欧化”转向“民族化”。
这种“转向”，不止是技巧问题，首先是作家现实主义文学观和创作原则的确立，然后才是构思的技巧、方法的借鉴。
丁玲对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我国传统的现实主义以及苏联革命文学的继承、借鉴与革新是非常鲜明的。
鲁迅说过：现实主义要求作家“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鲁迅这种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
一般的现实主义作家，都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伟大的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鲁迅等不但能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而且更能“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这方面，丁玲从《母亲》开始，就试着朝这个方向发展。丁玲说过，“我要描绘出变革的整个过程与中国大家庭的破产和分裂，以母亲为全部小说的线索。”（尼姆·韦尔斯：《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45页。天津人民出版杜，1982年3月版。）丁玲学习《红楼梦》的手法，写出母亲的变化和社会变革的联系，在这方面有其成功之处。
抗战时期，丁玲所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等优秀短篇小说，应该说比创作《母亲》时，无论从思想到技巧，都要成熟。她所反映的人生，更为真诚、大胆与深入。她写出了生活的错综复杂以及作家对这些错综复杂的生活的独到发现，并对人物内在情绪进行了深刻的发掘，不但写出了血和肉来，而且在主题的表达方面，摒弃了单一性、单纯性，而表现了它的多义性、反映现实的深度。
在解放战争中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新中国成立之初创作的《在严寒的日子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可以认为是丁玲学习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尝试。
这两部小说都以重大的社会斗争为题材，展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表现革命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塑造正面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作者的革命理想。总之，元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倾向。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部小说就是用一种模式创造出来的，没有作家的独特个性和体验。关于这些小说的独创性，对外来养料的吸收，对传统的继承，对中西技巧的融汇，在前面几章，笔者已经分别作了一些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丁玲在整个作品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既不同于“异域”的文学，又不是单纯地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继承，而是对中外现实主义广泛地吸收与渗透。其实，现实主义也是流动变化着的，我们的传统，凝结在历史里，也涌动在现实中。现实，是传统的延伸。
在横向借鉴与纵向继承的问题上，丁玲既有对西方现实主义的学习、借鉴，也有对本民族传统的批判、继承。20世纪20年代，她偏重于横向借鉴西方现实主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民族形式问题”与“文艺大众化问题”论争的影响下，作家又倾斜到纵向的继承上，似乎有以此来纠正过去横向借鉴的某种偏颇之意，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则处于横向借鉴与纵向继承的交会点上。而创作《在严寒的日子里》时则更多地在人物描写与情节结构上借鉴于民族形式。
以上，我们对丁玲整个小说的发展的轨迹作了一个整体的勾勒，以期揭开其小说艺术个性嬗变之谜。
我这个人有点倔脾气，湖南人的倔脾气。
——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