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环境看来，湖南西部、南部广大地区重山叠岭，滩河峻激，顽石赭土，地质刚坚，在这种土地下讨生活，必然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也会练就劳动者顽强奋斗的精神，因而民性多流于倔强。钱基博认为：湖南人厌声华而耐坚苦，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坚苦，故强。如此看来刻苦耐劳、倔强、执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是湖南人的鲜明特点。
著名歌唱家李谷一（长沙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这是对湖南人群体性格特征的绝妙概括。
湖南人又是热情的，对人火热火热的，直爽、泼辣，天不怕地不怕。湖南妹子宋祖英的《辣妹子》、湖南著名歌唱家何纪光的《辣椒歌》，唱出了湖南人的这一个性特点。湖南人以爱吃辣椒而闻名，许多外省人闻风惧怕。辣椒能辣得你眼泪鼻涕一大把，但湖南人不怕，越辣心里越快活。“辣味”，这是湘菜的标志，也是湖南人禀赋个性的主调。《辣妹子》这首歌这样唱道：
“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长大不怕辣，辣妹子嫁人怕不辣，吊一串辣椒碰嘴巴……辣妹子说话泼辣辣，辣妹子做事泼辣辣……”这首歌道出了湖湘妹子说话、做事、待人、接物的火辣情怀。她们既热情洋溢，又泼辣、能干。
丁玲的个性气质中显然也具有湖湘文化“辣”、“倔”、“蛮”的遗传基因。诚然，丁玲身上没有沈从文的苗人血液，也没有近代湘西凤凰名人熊希龄江西祖籍、苗族后裔的血统。但湖湘文化在丁玲身上的积淀，却是很深的。湖南人的朴实勤奋、火辣热情、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怕鬼、不信邪，甚至流于褊狭任性的乡俗民气，在丁玲身上有最为明显的标记。丁玲是一个典型的火辣的湘妹子，她最为多情；她又是一个最为典型的“湖南骡子”，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丁玲还是个“倔驴”，只要她认为是正确的，就一条道走到底，十头牛也拉她不回。她勇于坚持真理，百折不挠，乐观洒脱，刚毅勇悍，好胜任性，有时甚至有点偏激……所有这一切，包括优点和缺点，都有其遗传的文化基因。
那么，丁玲的这种个性、气质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丰富和发展的？
一般说，人的气质是一种表现于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和灵敏性方面典型的、稳定的心理特征。人们的心理气质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其长期的生活经历中逐渐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但这并非意味着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是永远不变的。因为社会生活是十分复杂的，变化繁多的，各种人际关系也是纷繁多变的。因此，人的个性特点也必然随着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而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
童年的丁玲，长得可爱，胖胖的脸，大大的眼睛，活泼、灵巧。4岁时父亲去世，她不得不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母亲在外边工作，经常不在家。孤独、寂寞、痛苦，给这个天资聪慧的小女孩的心理抹上了一层阴郁的“底色”。她心中的寂寞和苦闷无人倾诉，只能在内心沉淀、郁结。于是，为了寻找心灵中的平衡，她不得不从现实走向内心，这样，便养成了一种内向的、沉默的个性气质。在她早期的几乎每一篇作品中，都有这种个性气质的投影。丁玲在以自己的母亲为模特儿的小说《母亲》和带自叙性质的短篇小说《过年》中更直接地刻画了一个小女孩“小菡”（丁玲有一个笔名叫“晓菡”），这个小女孩可以说是幼年丁玲的投影。小菡寄住在舅舅家，孤独凄冷，觉得舅舅的“尊严”、“高不可及”，舅妈客气地款待她，但又“藏不住使小菡害怕的冷淡的神情”。小菡的“神经非常纤细，别人以为她不够懂的事，她早已放在心上不快活了”。
童年时代的丁玲，正是这样敏感、孤独、沉默而内向。另一方面，母亲毅然冲破封建束缚，放足上学，走自立的道路，这种坚毅的性格和奋斗的精神，对丁玲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丁玲说过，“我虽然从小就没有父亲，家境贫寒，但我却有一个极为坚毅而又洒脱的母亲，我从小就习惯从痛苦中解脱自己，保持我的乐观……”母亲的刚毅和奋斗精神赋予丁玲以洒脱、乐观的气质及倔强地反叛世俗的叛逆个性。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丁玲参加了反对军阀赵恒惕的斗争，解除由外婆给她与表兄私订的婚约，公开揭发三舅父腐化的生活……这些都表现了她火辣的个性。
“五四”运动后，为了“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她“像一个灯蛾，四处乱闯地飞，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她赴上海，到南京，又重回上海，往北京，四处寻找出路。但在那样的时代，哪里有路可找、有光明可寻呢？这样，她的幻想终于一次又一次地被黑暗的现实所撞碎。于是，如她自己所说的，“我到今天还不愿仔细地去回忆那可悲的青年时代，应该像春花一样美丽的时代，却填满了忧愁、愤慨、挣扎和反抗。”（丁玲：《中国的春天》，《丁玲文集》，第4卷，第22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那么，青年时代的丁玲，有着怎样独特的个性气质呢？
首先，看看作家的自我感觉。如丁玲所言，“青年时代我表面温顺之下是掩藏着一种倔强高傲的气质”。
在《我与雪峰的交往》一文中，丁玲又说道：“我这个人有点儿倔脾气，湖南人的倔脾气。”
湖南人这种倔傲的脾气在曾国藩编练湘军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倔傲强悍的风气：指划天下，尚勇好武，指点江山。丁玲也自然而然地被湖南人这种“时尚”所濡染。
值得注意的是：丁玲个性气质中的这种湖南人的倔脾气，是十分可贵的，它能帮助丁玲战胜挫折、艰难，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最能体现丁玲的倔强、刚毅性格的，莫过于对待胡也频被捕与牺牲这件事。当时年仅27岁的丁玲，不像一般女人那样哭哭啼啼、束手无策，而是四处奔波，到处找人，想办法营救丈夫出狱。当这一切努力落空的时候，当得知胡也频牺牲不在人世的时候，她仍然能要强自持。沈从文在《记丁玲》中这样写道：
当海军学生（指也频）死去消息证实时，她在任何熟人面前，并不曾滴过一滴眼泪……对每一个来见她对她有所慰藉表示同情的人，还只是抿着嘴唇，沉默地微笑着，让各人在印象中，各留下一个坚忍强毅女孩子的印象。
几个极熟的朋友，就可以看得出她这种不将悲痛显出，不要人同情的怜悯的精神，原近于一种矜持。她其实仍然是一个多情善怀的女子，而且也不把这样一个女子在这份生活中所应有的哀恸抹去。但她却要强，且能自持，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结实硬朗的女人。因为她知道必须用理性来控制，此后生活不至于徒然糟蹋自己，她便始终节制到自己，在最伤心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烦来折磨自己精力与感情，从不向人示弱。当时她既不做儿女妇人的哭泣，便是此后在作品上，也从不作出那种自作多情儿女妇人的陈述。（沈从文：《记丁玲续集》，第109一110页，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
如果说，在别人面前，尚易控制自己的感情的话，那么当她带着不满3个月的小孩回湖南老家、谎说胡也频要出远门、请母亲帮忙带小孩而还能控制自己的恸哭，那是多么难啊！丁玲怕这位为女儿耗尽精力和积蓄，现在又到了风烛残年的母亲经不住这个沉重的打击，所以强忍着。“我想哭，我不敢呜咽，就用牙齿咬定被角，3夜那么过去，她一点儿也不知道。”（沈从文：《记丁玲》，第134页，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
这份因勇敢而来的镇静，这份湖南人的倔劲，实在对她大有帮助。高傲，也是青年丁玲个性气质中较突出的成分。
在《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录音）中，丁玲回忆1923—1924年在上海上大学时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段话：“同学有戴望舒、施蛰存、孔另境、王秋心、王怀心等，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转引自施蛰存：《丁玲的“傲气”》，收入施蛰存《沙上的脚迹》，《书趣文丛》第一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这里又涉及“傲气”。施蛰存在分析丁玲的这种“傲气”时，认为这大约来自两方面：
第一，是女大学生的傲气。1923年，上海大学招收女生，这在上海是新鲜事。而丁玲这个班一共只有五六名女生。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她们受到特殊的待遇。每次上课，男生先进教室，从第三排或第四排课桌坐起，空出前面两排座位，待男生坐定，女生才鱼贯进入教室。她们一般都是用眼睛向男生扫描一下，然后入座，再也不回过头来瞧他们一眼。
第二，施氏认为丁玲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傲气”。因为她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了的女青年。在上海大学时，她崇拜的是施存统，因为他发表了《非孝》而为青年人赞扬，认为他才是最激进的反封建人物，所以丁玲才“常常去他那里玩”。其时，施存统在上海大学当教授，他的社会地位高于瞿秋白。在丁玲的认识里，那时的瞿秋白只是“觉得还可以与之聊天的”，足见她的高傲。
关于青年丁玲的倔强和高傲，朋友们回忆起来，例子还真不少。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一家杂志曾为出版女作家专号向她约稿，丁玲回答说：“我卖稿子，不卖‘女’字。”这话颇为“辣人”。这家杂志编辑也许并没有什么恶意，但丁玲为什么这么反感呢？不外乎有这么些原因：如不愿因为女子而接受特殊待遇；也许还有另一种想法，即自己的作品与男性作家放在一起，也是毫不逊色的，并不需要“照顾”。这些都体现了丁玲的“辣”和“傲”。再如，当丁玲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她在文坛上知名度比胡也频高得多，据沈从文回忆：当时杂志上要文章时，常有人问丁玲要，却不向胡也频要。假如两人共同把文稿版权售给某书店时，署名胡也频的不要，署名丁玲的却毫无困难地出版了。丁玲一提到这件事就很生气，她认为这些编辑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她是个女人。为此，她把许多可以写成的文章半途搁笔不再写下去。沈从文说，如果没有这些原因，在1927年到1930年之间，她的作品在数量方面，应当超过目前所见到的一倍。究其实，这些出版商也许从销路方面、从商业利益方面考虑得更多点儿。
这就是丁玲的“倔”和“傲”。作家的自我感受，人们对于丁玲的认识，达到了一致。但是，这只是青年丁玲的一面，丁玲还有另一面。沈从文在《记丁玲》一书中这样写道：
朋友们所得于丁玲女士的好印象，实不在她那女性意味方面。她能给朋友的是亲切洒脱。她既不习惯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份做作。她待人只是那么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极容易忘掉了她是个女人。
……她爽直并不粗暴。她无时髦女人的风韵，也可以说她已无时间去装模作样的学习那种女性风韵……她没有二九年华女人那份浮于眼眉形诸动止的轻佻风情罢了。认识那灵魂美丽天分卓绝的，只是很少几个朋友，一般人对于她的美丽与长处的认识，则必须数年后从她作品上方能发现的。（沈从文：《记丁玲》，第103—104页，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朋友们印象中的丁玲：“女性而非女子气”，且爽直、洒脱，这也是丁玲个性气质中较为稳固的方面。关于这方面的印象，王映霞（郁达夫妻子）女士也有同感。1929年的一天，姚篷子带丁玲第一次上郁达夫家，丁玲给王映霞的第一印象很深刻，后来王女士回忆道：
丁玲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直爽、大方，没有一点儿旧式女子的扭捏。她的头发剪得很短，而且是往后梳的，像个男青年，我一看这种发式，就知道她的思想一定“左”倾。她人长得比我胖、比我矮，长得很结实，头几次来说话比较少，只是坐下专心搓麻将，后来来的次数多了，我发现她非常健谈，有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几乎是听她一人说话。她当时大约在编《红黑》杂志，所以常和郁迭夫谈稿子、杂志等事，有时也谈谈吃什么菜的生活杂事。她是湖南人，但和我们说话时，说普通话……丁玲吃菜不挑别，能喝酒，但酒量不大……（见《王映霞自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王映霞对丁玲女士的第一印象是“直爽、大方，没有一点儿旧式女子的扭捏”。而且与人混熟了还很“健谈”。
关露与王映霞有同样的感觉。据她回忆：大概是：1932年中秋前后，“左联”领导开了一次会议，有冯雪峰、丁玲、周扬、胡风、张天翼等，还有她自己。会上大家吃水果、吃糖，很随便，有人提议每人要报告自己的恋爱史，轮到丁玲，她说：“我，没什么说的，谁也知道，跟胡也频在一块儿过，生过孩子，也打过胎。”
关露认为：像她写小说那样，她竟敢说别的女人所不敢也不愿意说的话。这种勇敢和大胆、坦白明朗的个性，在那时，即使是在男性中也是少见的。恰如丁玲所言：“我是一个比较豁达，比较自由舒展、无所顾虑的人”。事实如此。
以上，从作家的自我感觉和朋友们的印象中，可见青年时代丁玲的个性气质。这位圆脸大眼睛，长眉毛，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略胖的女性，她既高傲、倔强，有着极端的反叛情绪，她又是一个热情、大方、直爽的年轻女子；她那双严肃的大眼睛，带有忧郁，她常常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感情支配着，情感处于冲突之中。她外静而内动，内心常常处于骚动不安之中；她要高飞，有执着的追求，又往往碰壁，但她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有人说，个性倔强的人，命运多舛，尤其是女人。不幸这句话在丁玲以后的生活中应验了。但是丁玲不会向命运低头，她会带着沉重的翅膀、满身的创伤奋飞。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丁玲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思想有了质的飞跃。她参加了“左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革命工作。在变革现实的斗争中，也改造了自己，她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为工人、农民的代言人。正是在这种变革现实的斗争中，丁玲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个性，并使个性得到了某种改造。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人和环境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对立统一的。在这种关系中，首先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环境创造人”，即人的思想、性格、个性、气质，主要是由后天的一系列环境因素所塑造的。无疑青少年时代来自家庭、学校方面的环境影响是很大的，步入社会以后，整个的社会环境对人们的个性气质形成的影响就更为深刻了。
步入中年后，丁玲的个性、气质既和青少年时期有其连续性，又有变化和发展：由狂狷孤傲变为喜群；愤懑感伤变为开朗热情。这个变化的原因，自然应归结于丁玲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的工作，并从中得到锻炼和改造。在主持“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编辑工作中，她要向不同思想、个性的作家组稿，与他们交往，“狂狷孤傲”便干不好这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