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后，丁玲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上前方慰问、演出。这个服务团是由笔杆、大枪、胡琴、绣花针、幕布、颜料箱、行军锅、赶驴鞭组成的一个长长的行列。据史轮的《丁玲同志》一文的描述：论文化水准，有留学生也有文盲；论家庭出身，有少爷、小姐，也有捡炭渣的；论职业，有作家、秘书、农民；论个性脾气，也十分复杂，有生熟不认、软硬不吃的，有像狮子样爱咆哮的，有爱钻牛角尖的；论思想，有个人主义的打算，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有人道主义的立场，有厌世者的残存，罗曼蒂克的余烬……这些人在抗战热情鼓动下，走到一起来了。但是，要领导好他们，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她的确把过去写小说的天才如今完全献给眼前的工作了，她把观察力、透视力完全应用到团里来了，她想使她领导着的团成为一件艺术品，一件天衣无缝的艺术品。她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知道对待某一个人用某一种方法”。（史轮：《丁玲同志》，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5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她在工作中实践、学习。她不怕麻烦，不辞劳苦，习惯了拜访那向来很怕见的军政长官，了解各界人士的心理，和群众谈家常，站在广场上演说……
总之，她既是战士、作家，又是团长、将军。生活在斗争中，生活在群众中，她再也不会感到什么孤独感伤了。她变得喜群、热情、开朗、能干。难怪美国的尼姆—韦尔斯称赞丁玲“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乔治依列亚特那些别的伟大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这话确切地论述了丁玲这一时期的个性气质的特点。
丁玲说过：“我曾有幸接触到当代一些伟大的人物，同时，我也可以接触到不识字的普通老百姓，我可以和外国友人围坐在桌前高谈阔论，也可以坐在炕上和一个农村老太婆聊天、谈心。这是时代给我的幸福。”
在时代、环境的陶冶下，丁玲一改过去的狂狷、孤傲。她将自己置于群众之中，作为普通的一员，和群众谈心聊天，做他们的知心朋友。每当到乡下调查研究或搜集创作素材时，她总是和当地老百姓结下深厚的友谊。不管是在延安还是在桑干河、石家庄、黑龙江、山西的嶂头村，老百姓乐意找她说心里话，还有些大娘要和她结拜为姐妹。
丁玲对人民是一往情深的。对一起工作的同志，也是热忱的。她说：“我喜欢不摆架子的人，我自己也不会摆架子”。（丁玲：《谈写作》，《我的生平与创作》，第12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她还说：“我喜欢有真性情的人，不虚伪，不耍两面派，不搞阴谋，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这种对我的心思。”（陈明：《丁玲及其创作》，《丁玲研究》，第138页，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
正是这种平等待人、坦诚相见，对同志不搞阴谋诡计、光明磊落的态度，才赢得了大家的心。不仅如此，她还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团结不同观点的人。“她经常说这个人有才，那个人懂艺术，革命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团结这些人，帮助他们，使他们在工作中发挥长处……”（陈明：《丁玲及其创作》，《丁玲研究》，第138页，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她更能理解、谅解各种各样的人。在延安文协时，魏伯同志曾说过：“丁玲本人一点也不怪，可是‘怪人’都能同她相处，还处得很好”。能够和“怪人”相处得很好，的确需要爱心，需要理解和谅解，但也需要直率的批评。陈明同志回忆说，他亲眼看到丁玲对一些有才气的难于相处的“怪人”进行直率的批评，被批评者听后却心服口服。
这就是丁玲的一往情深。对人如此，对工作也如此。如丁玲所言，“我喜欢淡雅，但我更喜欢火热火热的……”丁玲不仅对人有一副火热的心肠，对工作也有火一样的热情。“她给你这样一个印象：完全合适做任何她着手做的事情，从投炸弹到演电影。她是一个具有抑制不住的精力和专致不分的热诚的发动力”。的确如此，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既当团长，又当导演；既编剧本，又在戏里演小角色，工作干得很红火、出色。
在延安这个革命熔炉的熔铸下，在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事业中，丁玲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个性气质得到了某种改造、丰富与发展。
泰戈尔曾说，你能在别人那里借来知识，但你不能在别人那里借来性格。丁玲的个性气质，既不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的形成和发展，固然有其家庭的遗传基因，同时，又是一系列的环境因素和湖湘文化的濡染所形成的，是丁玲长期社会实践的产物。
个性气质对其小说形象的渗透——丁玲是莎菲？
和莎菲十分同感而且非常浓重地把自己的影子投入其中去的作者。——冯雪峰当我们读完丁玲的全部小说之后，不难发现，能够留在我们脑海里鲜明的艺术形象，是梦珂、莎菲、曼贞、阿毛、陆萍、黑妮等，她们脱离了脂粉气与闺秀气，具有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对鄙俗和虚伪的社会充满着反叛情绪。为什么这些形象能够涌动着无限的生力和活力？这些女性形象为什么能够那样富于灵性，令人久久难忘？究其原因，是她们身上渗透了丁玲的个性气质，渗透了作家的审美体验。我们可以从人物塑造中捕捉到作家的身影。
首先，“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的丁玲，把她的“反叛”性渗透到这些女性形象身上。这些女性都是“叛女型”而不是“淑女型”，她们对于封建规范、封建伦理道德，对于传统文化心理习俗都是背叛的。她们要求妇女自身的人格独立，维护人的尊严，主张妇女要自强、自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怀有人生狂想”的丁玲，也把这种人生狂想注入这些女性形象身上，她们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充满了鄙视，而追求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的生活。阿毛厌弃乡里贫穷的生活，追求现代物质文明的生活；曼贞厌弃少奶奶生活，追求自食其力的生活，憧憬着美好的社会；贞贞不愿留在村里看到亲人的眼泪，不愿接受别人的怜悯，而要到延安去学习，从头做起，过一种从未有过的生活；陆萍对医院进行改革，想把半死不活的医院改造成为干净、整洁、充满生气、有较好的医疗条件和井然有序的好医院……作品中人物所有这些“人生狂想”，都与作者的人生狂想紧密相连。
再次，这些形象的倔强、狂狷和孤傲以及她们的躁郁气质，也很明显的和青年丁玲的气质相似。这些女性都是外静而内动，内心充满了激烈的情绪，如丁玲所言，“感情在冲突之中”，“心里就像要爆发而被紧紧密盖住的火山”（丁玲：《访美散记》。）这样，莎菲的时代苦闷，阿毛幻想得到的现代物质文明生活，陆萍的改革激情，贞贞的民族创伤，黑妮的内心委屈，都在心内燃烧，像岩浆在地壳里奔突一样。
由此可知，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作者或是曲折地将自己的个性气质间接地投射在形象身上；或者是直接地在她们身上写出自己的个性气质。这在用第一人称写成的、带有某种“自叙传”成分的形象身上，表现尤为突出。莎菲和年青时代的丁玲，的确在个性气质方面有许多相似点，显示了作家个性气质在作品中的渗透和外现的强烈程度。
那么，莎菲是不是就是丁玲呢？有的说莎菲就是丁玲自己，有的说，莎菲绝不是丁玲。说莎菲就是丁玲的人有些是从批判莎菲人手来达到批判否定丁玲的目的，他们说作者是在“借莎菲的嘴来说自己的话”，是“玩弄男性”“极端的个人主义者”“颓废主义者”等。说“莎菲绝不是丁玲”的人，则认为“青年时代的丁玲，是个性格开朗、情绪稳定、平易近人、生活态度极为严肃的女性，她的朋友大部分是胡也频的朋友，或是以前上海大学的教师。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睁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倾听别人的谈话，偶然插一两句，都是要言不烦，显示出高度的理智，与莎菲那种有点儿病态神经质的性格，截然不同”。因此，“当我一九三○年前后听到有人说丁玲就是莎菲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可笑”
笔者认为，把作品中的莎菲完全视为丁玲，把二者画等号，这显然是不妥的，至于借批判莎菲来否定丁玲那更荒唐，是“极左”年代的产物。但如果就因为丁玲和莎菲的“病态神经质的性格截然不同”，单凭这一点说莎菲与丁玲无关，那也未免失之偏颇。因为“病态神经质”并不是莎菲个性气质的全部，也不是她个性气质的核心。
最了解丁玲的冯雪峰在评价《莎菲女士的日记》时说过：“和莎菲十分同感而且非常浓重地把自己的影子投入其中去的作者……”（冯雪峰：《丁玲文集·后记》，《论文集），第l卷。），这句话，已经非常准确地说明了莎菲和丁玲之间的关系。的确，莎菲身上有丁玲的“影子”，尤其是丁玲年轻时的“影子”，有丁玲的那种寂寞和追求，也确实有丁玲的某些个性气质的投影。然而，这仅仅是投影而已，绝不能在二者之间画上等号。
在文学史上，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例如在巴金所写的《家》中觉慧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巴金热情的个性气质；在魏连殳、吕纬甫、孔乙己的身上，也能找到鲁迅的孤独与抑郁；在郭沫若的历史剧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屈原身上，我们同样可以发现郭沫若的热情、豪放的个性气质。同样，在莎菲身上，不是也可窥见青年时代的丁玲的某些个性气质吗？
咬牙励志，韧性战斗的文化人格、意志
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
——狄更斯。
1979年的春天，一只曾经扑火的飞蛾，带着沉重的翅膀，在明媚的春光中旋舞，飞回了久违的北京。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九死一生的丁玲回到北京治病。她像一个出土文物一样，神话般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惊异，迷惑，“丁玲还没有死？”“她还活着？”“这20多年是怎样度过的？”于是，关于她惨烈的人生图画，徐徐地展开在我们的面前。
1955年，丁玲莫名其妙地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头子”。她和陈企霞曾是《文艺报》的主编和副主编，但只有工作关系，并没有私下谈论过什么，干过什么，更不用说组成什么“集团”去“反党”了！但那时的某些上级领导未经集体讨论通过，又未向当事人核实材料，便向中央打报告，罗织了丁玲许多罪名：“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情感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组织。四、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这真是天方夜谭。据说，这个“杰作”是当时身为中宣部副部长、专管文艺工作的××一手策划的。所谓“罪状”一条又一条，大帽子一顶又一顶，真可谓吓得人死！可惜，毫无事实作依据，全是臆造的谎言。但在那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有什么办法呢？1956年，丁玲就“反党集团”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诉，要求辩正。正当作协党组根据中宣部调查组复查结果准备纠正错误之时，1957年7月，全国反“右派”斗争开始，丁玲又被钦定为文艺界的头号“右派分子”。1958年，丁玲脸上刺着“大右派”金印，流放到北大荒汤原农场劳动改造。
劫难未尽，又雪上加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丁玲这只“死老虎”、“大右派”首当其冲。1967年农场武斗升级，丁玲不断被批斗、殴打，住处遭查抄，稿件、衣服被劫走。
1970年，“四人帮”突然命令北京军管会将丁玲、陈明作为“要犯”逮捕入狱，关进了北京秦城监狱。丁玲又坐了5年的牢房，直到1975年才被释放，稍后又被下放到山西长治市嶂头大队劳动改造。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她遭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折磨。罚跪、挨打是家常便饭，更为痛苦的是要违心地承认强加给她的种种罪名，被迫把自己说得反动透顶，否则就要遭毒打。此外，还要经历比这更为痛苦难堪的场面：在众目睽睽之下作为一个怪物那样被“展览”一番。农场来了一个大右派，这个人是不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好奇心使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将丁玲团团盯住。她掉到比针还尖，比冰还冷的鄙夷愤怒的目光中，像被处决的死囚，在行刑之前插着木标游街示众一样。丁玲的心被人绞杀着，她宁愿挨枪子儿，也不愿被“展览”。“士可杀，不可辱”。
如果说，当来自外界的压力尚能顶住的话，那么，当儿子、亲人也要和自己划清界限断绝来往的时候，她几乎承受不了！儿子在苏联留学，因为给母亲写信而被认为“未划清界限”，遭到严厉的批评。他这次来信，是最后的一次，从此以后要和母亲断绝一切来往。这封信，有如判决书，让母亲病倒了。“儿子啊！你也许不会想到从此你妈妈将被送上绞架，送到天国，送到地狱，送到永远的黑暗中去。但是我反过来想，他可能从此得到解救、至少可以减刑，他还可能争取保住自己的专业。这在他是至高无上的，也是我所希望的。”（丁玲：《风雪人间》，《丁玲文集》，第8卷。第272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于是，她还是强忍心头的隐痛，冷静地给儿子写信：承认儿子的做法是对的。
哀莫大于心死，连儿子也不理解母亲，做母亲的还有什么活下去的必要呢？“文革”中，多少党的干部，多少作家、文人因受不了批斗的折磨、亲人的误解而跳楼自杀、投水身亡、悬梁自尽。老舍、上官云珠、海默、刘绶松……他们以死抗争。但丁玲却没有死。好心的人劝她死了算了，免得受这样的折磨。丁玲说她有足够的安眠药片，使自己舒舒服服地死去，但是她没有死，而是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在心灵罹难、肉体折磨中，丁玲以超乎常人的坚韧、持久、锲而不舍的精神，走完了她苦难的历程，显示了她坚韧不拔的人格和意志。
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说，判断人生究竟是否值得活下去，就等于回答了哲学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