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对作家的气韵风格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常言道，风气刚柔，系于水土。人和土地，水土与作家，作家与故事之间，有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众所周知，《文心雕龙》早就谈到地理环境参与文学风格流派形成这一现象。
此后，唐代的魏征对于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作了精彩对比：“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从而指出地域与文学风格的关系。
在现代，关于地域文化与风格流派的关系，论述也颇多。如朱晓进在《“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一书中，对于“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的关系，就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山西土瘠民贫，敦厚朴实、重实际、尚实干、讲实利的民风、民气影响着“山药蛋派”的作家与作品，使其所表现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地域的实指性。他们很少虚构故事，而写作方法又近乎实录式，抱定了“真实记录”的目的，注重展现其生活的原生态；甚至于细节，也是不加想象的真实生活的挪用，总之，不是靠想象创造出来的。“山药蛋派”作家这种重实际、重实情、讲实效的观照问题的角度与思想方法、创作作风，无疑明显地烙下了山西这一地域文化“崇实”的印记。
同样的道理，丁玲作品的风格气韵，与湖湘文化也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丁玲的创作，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既有直面人生、不断深化的现实主义的深度与力度，又有诗的激情和浪漫的色调，既有大胆的男子汉的气概，又有女作家的清丽与细腻，做到刚柔相济。显然，这些与湖湘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诗的激情与浪漫的色彩
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
——瞿秋白。
湖湘学子，普遍受到楚文化“道”、“巫”、“骚”的熏陶。楚籍《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睿智妙论；巫学充满奇思幻想；为屈子所独创的骚体文学文采灿烂。因而他们往往具有哲理的思考和诗人的才情。他们很少有学究气，他们既是哲人、学者，又是才子、诗人。例如毛泽东，既是思想家、政治家，又是军事家、诗人。严肃的哲理思考与诗人的浪漫热情相结合，沉雄与俊逸、朴质与华美、英雄气概与妖娆俏丽的文笔和谐统一在他的身上。他的诗词，继承了屈原、唐代三李的诗风，具有浪漫主义的风韵。
说到屈原，以他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浪漫主义的源头。在诗中，他常以香草美人自况，借助象征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贞，对理想和抱负未能实现的忧愤。一方面，诗人的崇高理想和炽热的情感，进发了夺目的光彩。另一方面，屈原又从荆楚风俗中汲取营养。在他的诗中，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星辰、山川流沙、风云雷电任其驱遣。他将瑰丽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奇幻的神话，怪异的传说，优美的文采，参差的句式，浪漫的情调以及华丽的辞藻熔于一炉，创造了具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绵延不息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中对此作了十分详细的分析：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技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文心雕龙·辩骚》，《文心雕龙注（上）》，第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这一段文字，评述了《楚辞》对后代作家的巨大影响。从王褒《九怀》以后，许多作品都学习《楚辞》。以后枚乘、贾谊追随他们的遗风，作品写得华丽绚烂；司马相如、扬雄循着他们的余波，因而作品具有奇伟动人的优点。可见屈原对后世的影响，非一代也。
唐代李白等人创造的大量优秀的浪漫主义诗篇，标志着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创作进入了黄金时代。元代以后，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在小说、戏剧领域里得到充分发展，涌现了汤显祖、吴承恩、蒲松龄等浪漫主义作家。
“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以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启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郭沫若的《女神》，反映了“五四”时代人民的理想、情感和愿望，成为时代的强音。郭沫若广泛地接受中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从中国的老庄哲学、屈原、李白，西方的惠特曼、拜伦、雪莱、歌德等人那里汲取营养，将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宏伟的构思与浓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与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相结合，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与历史剧的杰作，显示了现代浪漫主义的新的内容、新的风貌。此后郁达夫、沈从文、萧红、孙犁等作家则成为中国现代浪漫小说的代表。可见，屈原对后世的影响，代代相传。
生活在楚湘的丁玲，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她自小受到了这种楚文化的熏陶，对于这种屈骚之风，楚味之美，自然是心领神会。如前所述，丁玲一方面，敢于直面人生，并且拥有理性的思考力与认识力，因而她的小说富有现实主义的深度与力度。另一方面，从本质上看来，她又具有感性生命的激情和冲动。沈从文说她“一切出于感情推动者多，出于理智选择者少”。（沈从文：《记丁玲》，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如此来看，丁玲又是富于诗人激情和诗人气质的。这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其一，丁玲富有浪漫情怀与精神特征。
在丁玲的身上，有一种“爱飞，爱幻想，总是不满现状”的精神特征。瞿秋白发现了这一点，鼓励她说：“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文集》，第5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秋白对丁玲精神气质的发现及其鼓励，恰中鹄的。
丁玲研究专家于河生女士认为：“作家的精神特征，即是作家在气质、性格、理想、信念的整体性中所显示出来的精神独特性。它是独特的个体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状态或精神面貌。”（于河生：《新文学交响乐中一个独特的活跃的音符——论丁玲及其创作的精神特征》，《丁玲与中国新文学》，第5l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人们不难发现：在丁玲的小说和散文中，多次出现了在广阔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雄鹰，这一意象正是作家自我人格的象征和审美观照。
正是这种“总是不满现状，总是爱飞”的精神特征，使丁玲富于想象和幻想，而且这种充满生命力的执着追求，已成为蕴蓄在作家体内的一股内在力量，使她能以无穷的精力勇往直前去追求理想的实现。这股理想主义的浪漫激情，使作家在沉重的压抑下，执著地面向未来，唱出了一曲曲讴歌光明、讴歌理想的炽热篇章。
其二，强烈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的要求。
浪漫主义注重自我，张扬个性。显然，这对丁玲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如前所述，丁玲富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她倔强高傲、偏执任性，刚毅勇敢、乐观洒脱。她笔下的女性也大多桀骜不驯、乖张怪僻、蔑视平庸、孤独感伤。她们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意志出发，向整个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提出控诉和抗议。但是她们受到了强烈的压迫，个性得不到解放，理想无法实现，于是愤世感伤。而这，正是浪漫主义情调的特征之一。
中国具有浪漫倾向的作家，大多悲怀感伤，所谓“哀怨起骚人”。屈原忧悲愁思，乃作《离骚》，已经成为一种文学传统。中国文人，多有爱国精神与忧患意识，于是在文学创作中便出现了悲怀伤感的浪漫主义倾向。丁玲早期的作品，亦如此。
当丁玲写小说的时候，和巴金、曹禺一样，并没有从理智上明显地去认识什么，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只是隐隐地仿佛有一种感情的汹流在推动她，使她不吐不快。
鲁迅说，屈原“忧悲愁思，不知所诉，乃作《离骚》”。丁玲也是忧悲愁思，不知所诉，乃写莎菲。它的抒情和浪漫，一下子打动了读者的心。当莎菲对那个黑暗而虚伪的社会表示出厌恶和鄙视而发出绝叫和呐喊的时候，当她将真爱的种种冲动、欲望、渴求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的时候，封建卫道者们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了。中国现代文学画廊中出现了一群前所未有的满怀着时代创伤、狂狷孤傲、叛逆倔强、执著追求、大胆开放的莎菲形象。作家通过她，宣泄了愤世嫉俗的情怀。丁玲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丁玲文集》，第5卷，第40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早期小说中这种情感宣泄，大胆而率真的心理剖析、细致人微的心理刻画，对人物被痛苦意识所缠绕的精神上的苦闷，情绪上的压抑，觉醒、迷惘、困惑、失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内心感受的描述，都为作品带来了浓烈的抒情气氛与浪漫色彩。至于说她早期小说的散文化、情绪化结构，剖白式自叙传性的人物塑造以及“任感情奔涌而信笔所之”的情感表达方式，无不表现了丁玲的浪漫主义特色。
其三，“一切出于感情推动者多”，写作以“情”为原动力。
“湘女多情”，丁玲这位湘女，尤为多情、重情。陈明回忆道：“她的文章从最初的到最近的都贯串着一条红线，那就是‘一往情深’……我以为这四个字不只表明她为人的特点，也是她作品的要点。”
丁玲也说过：“对群众要爱得深，只有爱得深才能发现他们可爱的地方，才能领会人民的至高无上的美德，才能发现新事物、新东西（丁玲：《文学创作的准备》，《生活·创作·时代灵魂》，第15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由此可见，丁玲创作以“情”为原动力。
丁玲塑造人物形象，能钻进人物的心理，写出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生活中的特定地位和她复杂的心理状态，她的灵魂，她的情感，她的痛苦和犹豫。这是丁玲最喜欢的和最擅长的技法。她说：“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兴趣。”（冬晓：《走访丁玲》，载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19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样来看，这位最富于情感的作家，她关注的热点，也是刻画人物的心理情感。文学是人学，思想情感是“人猿相揖别”的一种重要标志。不写情感，何以写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丁玲一直不改初衷。当丁玲历遭劫难重新执笔的时候，她笔下风起云涌的感情波涛和浪漫情调比以前更为动人，因为这些作品融合了时代的精神和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与体验，因而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有的评论家指出：新时期以来丁玲创作的《魍魉世界》《风雪人间》《访美散记》《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悼雪峰》《鲁迅先生于我》等，洋溢着诗的激情和美感，具有一种崇高大气之美。
1984年，丁玲80寿诞时，作为丁玲的同乡，与丁玲相识45年的老朋友李锐，赋诗一首以赠丁玲：
多情湘女总多愁，风雨华年苦索求。
处子文章惊海内，平生抱负蕴心头。
文身刺面寻常事，雪地冰原孺子牛。
笔底波澜随老壮，晚情无限耀高丘。（李锐：《怀丁玲》，载《丁玲纪念集》，第12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这位多情的湘女，即使变为一个老妪，仍然“笔底波澜随老壮”，且“晚情无限”。譬如《风雪人间》《“牛棚”小品（三章）》等散文，在抒发情感方面，的确有许多独特之处，有无限的晚情。丁玲晚年的作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虽也写伤痕，写苦难，可痛苦而不使人丧志，具有崇高大气之美。
新时期以来，出现了一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这些作品大都有郁结者激愤控诉之情，哀怨之声。按理说，丁玲所受的迫害最深，时间最长。从51岁被扣上“反党”帽子到80岁时才得到彻底平反，她肚子里的冤屈该有多少？如果要发牢骚，她的愤激哀怨之声应该比谁都大。但丁玲没有涕泪滂沱，怨天怨地。她也写自己一再遭难，脸上刺着“金印”，任人指点、笑骂，“就像一个人赤身裸体被严密包裹在一个满是钢针编织的麻包里，随时随地，上下左右，都要碰上许多扎得令人心痛的钢针”的刻骨之痛，也写造反派不准她睡午觉，不准她睡觉打鼾，不准她抽烟的可笑举动，但即使在写这些非人生活时，也没有把生活写得一团漆黑。而是透过这漫天冰雪封冻寒气袭人的严冬，仍然看到人间蓄有温热。在那人妖颠倒、黑白不分的“文革”期间，在“芸芸众生”中，仍然保留了纯真美好的一面，从而挖掘出潜藏在生活另一面的亮色，在人生苦难的边缘上构筑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在《见司令员》《李主任》《远方来信》《鱼肝油丸》《希望在阳光下》等篇章中，丁玲动情地写道：押送她的“解差”，走到没有人的偏僻处，就一变原来的凶相，友好地把丁玲背上的几件行李放在他的车架上，让她轻松地赶路；养鸡场的老王头看见夜深了，丁玲的房里还有灯光，便不放心推门进来，看见她呆呆地坐着，便问道：“出了什么事了？我一直看见你屋里灯光不灭，唉！陈明不在家，要多照顾自己呵！”说完了，给她倒水、添柴、加煤，最后扶她到床上，为她关了电灯。第二天，又派人去告诉正在修铁路的陈明，让他赶快回家；养鸡场的小组长也来看望她，要她休息；当她因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时，是一位好心的医生给丁玲一瓶鱼肝油丸，治好了她的病；看守她的民兵似乎在自言自语：“连长可是个好人，对指导员可得小心……”；“陈明就在这附近……”“如今哪个庙里没有几个屈死鬼”……片言只语，道出了对她的关心，同情、爱护与鼓励。使她体味到人民——母亲给予她的爱护。
在《火柴》一节里，写到农垦部长王震同志来看陈明他们这些下放劳改的“右派分子”，对大家说：“我是来看你们的，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呀？”“共产党准许人犯错误，人总是会犯错误的；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了。”
这一席话，是陈明在来信中激动地告诉丁玲的，那时陈明是在北大荒宝清县境的八五三农场劳改。当丁玲读了这封信之后，动情地写下了这些文字：
这一席话正是寒夜里的火柴，给在冰天雪地里的人们以温暖，给人们以光明，令人从一点儿微微的温暖里感受到人世间的炽热的感情；从微弱的一线光亮中，看到了伟大的母亲，看到了党；从点滴的希望中，就能积蓄起坚定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王震同志，这火柴是你划亮的，你这一席话，便是你那一份多情。你自己也许说过就忘了，你没有在意。可是在那个时候，在那种处境中，你这几句话，有千斤重、万斤重啊……一群踟蹰在茫茫愁海中的脆弱的灵魂，就因你这席话、你点燃的一根火柴，而振奋起生命的双翅，在暴风雨中翱翔，冲破层层乌云，沐浴在自由的蓝天之上。
丁玲将王震同志这席多情的话，比喻为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手中划燃的那根火柴，她在圣诞节的夜晚，又冷又饿，火柴卖不出去，只好划一根取暖，在微光中看见她向往已久的、美丽的世界。
正是这些人间的温暖，才使丁玲虽然走进了但丁的地狱，跌进释迦牟尼的苦海，却能在炼狱中越炼越坚。也正是丁玲这些充满激情的抒情文字，才让读者从乌云密布中看到了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