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丁玲是“歌德派”。但是，她绝不是连共产党的错误也歌颂的人，她在延安时期就敢于揭露太阳中的黑点；在《风雪人间》中，她对于党内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是椎心泣血、刻骨铭心的。然而，她从不过多地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她总是说，在她受难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人民、党也都在受难，许多开国元勋、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功臣，他们比她的功劳大多了，不也是在受难吗？那么，她个人这点儿磨难又算什么呢？
再者，丁玲总是将少数人搞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以权压人给党造成的损失与整个党分开来，相信党会纠正错误，相信历史会给她公正的评价，相信她自己没有干过坏事，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事实会胜于雄辩，时间会还她一个清白。因而，丁玲回忆往事，虽心情沉重，但依然保持了她的健康和乐观的情感。
第二，写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生死之恋，写爱的勇敢与柔情。
爱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是永恒的主题，古往今来的作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名著。然而，像陈明与丁玲这样动人的黄昏恋，文学作品中的确罕见。
丁玲一生坎坷，个人情感生活也曲折复杂。她有过胡也频，但爱人却被敌人夺去了生命；她有过与冯雪峰爱而不得的痛苦；也有过与冯达短暂的无爱的同居；而在延安，她选择了陈明，这个个子瘦小却胸怀阔达、纯朴、坚定的男子。由于丁玲的牵连，他运交华盖，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但陈明无怨无悔，始终护卫着她，在寒冷的北大荒，在阴森的秦城监狱，在山西长治的贫困小村庄，他始终与丁玲相伴相随。他是丁玲的生命，是丁玲力量的源泉，精神的支柱，活下去的希望。面对孤独寂寞的熬煎，面对生死的较量，哪怕是亲人一个温柔的微笑，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暖心的话语，都会给她增添百倍的力量！于是，丁玲“在这越来越冷的路边，踽踽独步，把思想，把思念，把依依难舍的恋情每天托付这灰暗的浮云寄了过去”。
1969年5月12日，“文化大革命”中，丁玲从“牛棚”转移到农场21队劳动，接受群众“专政”，她是多么想见陈明啊！
我们何时才能再见呢？我的生命同一切生趣、关切、安慰、点滴的光明，将要一刀两断了。只有痛苦，只有劳累，只有愤怒，只有相思，只有失望……我将同这些可恶的魔鬼搏斗……我绝不能投降，不能沉沦下去。死是比较容易的，而生却很难；死是比较舒服的，而生却是多么痛苦呵！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尽管我已于1957年底被开除了党籍，11年多了。我一直是这样认识，这样要求自己和对待一切的），我只能继续走这条没有尽头的艰险的道路，我总得从死里求生呵！
门呀然一声开了。他走进来。整个世界变样了。阳光充满了这小小的黑暗牢房。我懂得时间的珍贵，我抢上去抓住了那两只伸过来的坚定的手，审视着那副好像几十年没有见到的面孔，那副表情非常复杂的面孔。他高兴，见到了我；他痛苦，即将与我别离；他要鼓舞我去经受更大的考验，他为我两鬓白霜、容颜憔悴而担忧；他要温存，却不敢以柔情来消融那仅有的一点勇气；他要热烈拥抱，却深怕触动那不易克制的激情。我们相对无语，无语相对，都忍不住让热泪悄悄爬上了眼睑。可是随即都摇了摇头，勉强做出一副苦味的笑容。他点一点头，低声说：“我知道了。”
这些文字，散发出浓郁的诗意。而这些诗意并非是纯粹用诗的技巧创造出来的，而是从真挚深沉、热烈的感情中自然地生发出来的。丁玲正是以这支蘸满了情感的笔，抒写了与陈明的生死之恋！其中有陈明先到北大荒，丁玲寂居北京，望断山河，对鸿雁传书的企盼；有受到“意外判决”后与陈明不期而遇的兴奋；有在“牛棚”窗户的窄缝中意外地发现陈明的惊喜：有在看守的眼皮下暗递情书的欣喜和快乐；有生离死别的痛苦……丁玲将这比喻为“是一个浪漫的梦，是一首美丽的诗，是一段百读不厌的文章。”这种激情，似初恋的少女那样大胆；似热恋中的年轻情人那样炽热。那颗火热的心熊熊地燃烧起来了。她心中积压的情感犹如岩浆喷薄而出。
有人说，真正的爱情必定孕育着苦难，而只有在苦难中才能挖掘出莫大的喜悦。这话颇有道理，在苦难中，丁玲更加珍惜、赞美她与陈明的真挚的爱。
作家刘心武说过，爱情的确像一盘菜。初恋，往往如一盘百味杂陈、浓酽刺喉的热肴；成熟的爱情，夕阳之恋，就像一盘清淡的菜肴。丁玲在《风雪人间》中所表现的激情，更像浓酽刺喉的热辣的菜肴。苦难、离别对于爱情，就像风对于火一样，它熄灭了火星，但却煽起狂焰。丁玲所抒发的对于陈明的这种感情，像熊熊的狂焰，像美丽的诗，像滋润心田的甘霖。
丁玲说：“我的散文，比较注重情，带一点儿画，力求做到情景交融。”
由于“注重情”，所以“情”才会无处不有，无处不在，无处不炽热。
第三，一些怀念故人的散文，或直抒胸臆，或委婉深沉，渗透着作家对人生的体味，富有诗情与哲理。
丁玲的散文，题材广阔，内容丰富。一些回忆朋友、亲人、同志的散文。尤为出色。他们大多是普普通通的人物，如北大荒农场的杜晚香，牺盟会的巡视员马辉，乡合作社主任田保霖，民间艺人李卜，母亲余曼贞，丈夫胡也频，朋友胡风、冯雪峰、瞿秋白，作家鲁迅、茅盾、萧红等。丁玲在写他们的时候，抒发情感的方式是多样的。
在《诗人应该歌颂您——献给病中的宋庆龄同志》这篇散文中，丁玲是这样歌颂宋庆龄的：
诗人写过春天，写过盛开的花朵；但春天哪有您对儿童的温暖？任何鲜艳的花朵在您面前，都将低下头去。
诗人写过傲霜的秋菊，秋菊经受的风风雨雨，怎能与您的一生相比？几十年来，您都在风雨中亭亭玉立。
诗人写过白雪，描绘它的清白飘洒，但白雪哪如您的皎洁，晶莹？迫害您的豺狼，走在您的面前，却停步不敢向前，只能缩头夹尾。
妄图侮辱您的小丑，也不敢敲您的大门，只能卷旗息鼓，暗地诅咒。
然而您手无寸铁、无权、无钱，只是一个柔弱的女性。但您是一个伟大的，坚贞的，圣洁的女性。您的力量，可以摧毁魔窟；您的笔虽然纤细，可是力敌千军。
您的声音是昊侬细语，但锋利如剑。响彻环宇。
这些诗句，凸显了人物的精神和品格中最光辉的一面：一身正气，坚贞圣洁，力敌千军！散文中这些奔涌的激情，有如澎湃的大海，有如飞流直下的瀑布，有如大雨倾盆，富有很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然而，为数更多的怀念故人的散文，表现出来的情感，则是蕴藉、委婉与深沉。这些情感，不是凭空的抒发，而是或借助景物的描写，或通过细节的生动刻画，或借助心中的某些具象来传达作家曲折隐微的情感，并且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与体味，思考与认识融进散文，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同时，这些散文还渗透了作家的个性，因而气韵生动，诗意浓，情意更浓。
在《鲁迅先生于我》一文中。丁玲用深沉的思念和真挚的感情去描摹她所敬仰的鲁迅先生，因为开会迟到“像小孩子犯了小错误，微微带点儿抱歉的羞涩的表情”，以此突出鲁迅先生平凡、纯洁的一面。作家的情感似涓涓的细流，那绵绵的怀念之情，显得那样真挚、深沉。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这篇散文与《鲁迅先生于我》抒情方式又不同；思鲁迅，在于赞美他伟大而又平凡的品格；思秋白，在于突出他是一个“复杂”而又勇敢的人。秋白一生处于“文化与政治的歧路”两难之中，他认为这是自己未能“从‘异己’的阶级完全跳出来”的原因，于是在敌人的监狱中写了《多余的话》。怎样看待《多余的话》？有人硬说它是“叛徒的自白”，但丁玲却抒发了这样的感慨：“秋白明明知道自己的死期已经临近，不是以年、月计算了，但仍然心怀坦白，举起小刀自我解剖，他自己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又当法官，严格地审判自己。他为的是什么？他不过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完全的布尔什维克来要求自己，并以此来品评自己的一生。这正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与此同时，丁玲在评价秋白的时候，还渗透了自己的许多人生体味与经验，认识与思考，情感蕴藉、深沉！
秋白的一生是战斗的，而且战斗得很艰苦，在我们这个不够健全的世界上，他熏染着还来不及完全蜕去的一丝淡淡的、孤独的、苍茫的心情是极可同情的。他说了一些同时代有同感的人们的话，他是比较突出、比较典型的，他的《多余的话》是可以令人深思的。但也有些遗憾，它不是很鼓舞人。
这段文字，既有赞扬，也有同情和理解，更含有某些遗憾，因为《多余的话》并“不是很鼓舞人”的。
瞿秋白是复杂的，丁玲评论他的感情也是复杂的！
丁玲说：“一篇好的散文也能就历史的一页、一束感情，留下一片艳红、几缕馨香……能引起读者的无穷思绪，燃起读者的一团热情，给人以高尚的享受，并从享受中使人的精神充实、净化、升华，使人得到力量，推动社会前进。”
正因如此，丁玲的散文才有一种崇高豪迈之情，一种崇高大气之美。
喜欢“真情性”，“火热、火热”
我喜欢淡雅，但我更喜欢火热火热的……
——丁玲。
在审美活动中，人的各种主观因素对审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同处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作家，因其出身、教养、经历、审美理想与审美能力的不同，其审美情趣也各异。同是生活于宋代，苏东坡喜欢的是大江东去的雄奇；辛弃疾欣赏的是西风塞马的苍劲；柳永吟唱的是晓风残月的旖旎清幽。同是生活在“五四”时代，鲁迅的审美情趣和郭沫若、茅盾、巴金就不一样。鲁迅喜欢深沉雄大的汉人石刻，不喜欢典雅、纤巧的“琥珀扇坠”。他写人物，喜欢“写真的活的人”。他曾说，“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不如看一个漂亮活泼的村女”。郭沫若的诗风，则有如乐山大佛那样豪放雄伟。
丁玲说：“我喜欢淡雅，但我更喜欢火热火热的……”
丁玲将这种喜爱渗透进她的作品，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富有火热火热的审美特质，有热辣之美。她们对工作有火一样的热情，对人民有火热的心肠，对人生有火一样热烈的追求。她们不是一群没有灵魂的躯壳，她们不是一群混混沌沌的寄生虫，不是任人摆布的木偶，也不是一群懦弱无能的窝囊废。她们以其火一样的热情探索人生，探索女性的自我价值，探索社会，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
丁玲说过：“人不只是求生存的动物，人不应该受造物的捉弄，人应该创造，创造生命，创造世界。”
丁玲笔下的女性，大多具有这种创造精神。陆萍为改善医院的环境，创造一个既卫生又舒适的医院而与环境作斗争；贞贞不愿留在霞村，戴着“不贞洁的帽子，继续在某些人的嫌厌和鄙视的目光下生活”，她要到延安，在那里治病、学习，从头做起，创造一种崭新的生活；曼贞不愿过少奶奶生活，毅然放脚读书，为自己寻求一条自立之路，和男子一样在社会上工作，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杜晚香不愿当一个农工家属，而要亲身参加生产和建设的大军，为社会创造财富。她们身上，都有一种主体精神，有火热的情怀，火辣辣的性格。
这些女性少有忍耐、驯服、贤淑、柔弱的品性，而更多洒脱、豪放、强悍的男子汉气概。和丁玲本人一样，她们很少有脂粉气，更多地具有一种阳刚之美、雄强之美。她们像秋瑾女士那样：“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们不但有与男子求同的意识，甚至还有赛过男儿的大女子气概。
有趣的是，在丁玲笔下的男子汉，尚未有一个形象超过以上这些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的。
如瞿秋白所言：“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也将自己这种“非死不止”的倔强劲儿、执著的意志、刚毅的性格注人莎菲们的体内。陈老太婆（《新的信念》）便充分展示了莎菲们这种“非死不止”的钢铁意志。这位农村老太婆“非死不止”的钢铁意志，就体现了一种阳刚之美。陈老太婆不沉湎于过去的痛苦，而是执著地追求着美好的未来，坚毅地、无所畏惧地面对人生，她是一个坚韧、顽强的时代女性。
丁玲赞美陈老太婆是黄土地上紫色的灵魂！
“女性而非女子气”的文体风格
她描写场面魄力沉雄，语气淋漓酣畅，有男子汉的作风。
——苏雪林。
作家的文体风格诚然要受到文化的制约。众所周知，“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点就在于他的文化属性，亦即他创造和使用语言的能力。语言与文化之间具有可通约性，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才能合理地解释语言现象；反过来，适用于语言学的东西，也适用文化分析。”由此可见：“人是文化的动物”，人能创造和使用语言，这是人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而语言现象本身就是文化现象。因此作家创造的作品，其文体本身就必须充满着文化的意味。
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是能够“自由地自觉地活动”。“自由”是指它符合事物的规律性；“自觉”，是指它能符合人类的目的性。正因为如此，作家的文体风格及其演变，也必须与现实相联系，受作家的思想观念、个性气质、审美情趣制约。“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的丁玲，“蛮”、“倔”、“辣”的丁玲，喜欢“火辣辣”、“真情性”的丁玲，她的文体风格必然与她的上述特点密切联系。
尼姆·韦尔斯认为丁玲“是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她是一个女性作家，有女性作家的敏感、细腻。她善于记录人物一阵阵心灵的悸动，一声声灵魂的叹息。人物丰富的心灵世界和情绪世界，往往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写得精确细腻。但丁玲又非“女子气”。司马长风认为“她直吐胸臆的风格，有男子气，有长风破浪的豪放”。苏雪林认为：她描写场面魄力沉雄，语气淋漓酣畅，有男子汉的作风。
许多评论者认为：丁玲的小说创作又往往将分析和议论糅进叙述和描写中，表达了自己对人生、人的命运、人的价值的认识与评价，对理想的追求与憧憬，对社会痼疾的忧患，对生活哲理的思考……这样，便为她的作品增加了力度和深度，表现出一种理性色彩。
赵园在她的《艰难的选择》一书中这样评论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