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丁玲搞政治投机，出于同对手抗衡和更能得到党的信赖的需要而抓起了“反右”的旗子，这同样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丁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对于无论来自哪个方面的错误思潮都勇于开展思想斗争。1979年丁玲复出以后，尽管她自己曾有长迭25年之久的冤屈，却很少触及。她说：“远远超过我自身所受冤屈的痛苦，是我见到用烈士鲜血凝成的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在遭受破坏，而我作为一个党员却无能为力。”“个人心灵上、身体上的伤痕，和国家的、人民的创伤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她希望大家以积极的态度帮助党纠正“左”的错误，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不要散布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她恳切地说：“住房破了，漏了，你不去补漏，还要去戳，不是漏洞更大了吗？这样一想。自然就有了责任感。大家都能这样，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大了。”正因为这样，她使那些企盼她来控诉党、控诉社会主义的人深感失望。于是说她“左”的流言就嘁嘁嚓嚓地传播开来。
丁玲曾经愤慨地说：“有人过去说我是‘右派’，后来说错了，现在有人说我是‘左派’。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派’的人。”这确实反映了一种奇特的景观：有的人，例如丁玲，在“左”的错误下被打成“右”，在“右”的思潮中被说成“左”，真是“左”“右”不是人；另一类人，在“左”的错误下，“左”得可怕，在“右”的思潮泛滥时“右”得出奇，叫做“左”“右”逢源。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他们的臀部往往都带有“左”的纹章印记，这恐怕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谬托知己者为了塑造他“心目中的丁玲”，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如何有利于支撑自己的观点出发，实在有悖于文艺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这里试举例说明。为了坐实丁玲势利的罪名，他绘声绘色地记述1949年3月上旬，沈从文带了孩子到丁玲寓所去拜访，遭到丁玲的冷遇云云。其实，直到1949年6月，丁玲才到北京。从1948年底她出席世界民主妇联大会回国后，她一直住在东北，其间1949年4月还曾出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到北京后也根本从未住过那座被描绘得有鼻子有眼的寓所：而是住在作协宿舍。由于当时沈从文心情不好，丁玲一到北京就约了何其芳一同上门探望，热情地进行劝慰。从不久以后沈从文写给丁玲的两封信看。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不错的。这个材料并不难找，就登在《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上，但我们的“重要作家”愣是对此置若罔闻，仍然引用已被澄清的道听途说，不知是何道理？
又如，为了坐实丁玲欺软怕硬的罪名，“重要作家”大谈丁玲在1980年写的不足3000字的短文《也频与革命》。此文对沈从文确有批评，但事出有因。原来在丁玲被捕期间，沈从文认为她已死，便写了《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两书出版。此事丁玲一直不知道，沈也从未提及。1979年秋，一位日本汉学家访问丁玲，把这两本书给了丁，她才首次见到，并知道海外乃至国内始终把它们视为研究丁玲的权威定评和重要依据。她细读之下，觉得书中乖离事实之处颇多，十分气恼，在书上作了批注，计有127条之多。其主要意见是：她不能容忍沈对左翼文艺运动采取居高临下的、怜悯的甚至嘲笑的态度；她认为沈是用低级趣味看待人和生活。因此她才写了一篇短文，提出批评，批评的范围仅限于沈的这两本书，没有涉及沈从文全人及其作出的贡献。后来她出国访问，在谈到我国当今文坛和作家状况时，还介绍了沈从文和他的作品。这能说是“惹不起锅惹笊篱”吗？再说，丁玲蒙受数十年冤屈之后，在1980年刚获平反，有些问题还留着尾巴，直到1984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才彻底推倒一切不实之词，说她当时“处于优势”、“战则必胜”、“毫不手软”、“毫不客气”等，请问根据何在？这位高唱“无限宽容向世界”的“重要作家”，为什么对备受折磨的革命老人如此无情，连死了以后还不放过，非鞭尸三百不可？
丁玲生前死后争议漫论
人如果不为自己活着，而是把自己融化到社会里，那就很难杀死他，因为要杀死他，必须要杀死周围的一切，杀死整个国家，整个生活。
——奥斯特洛夫斯基。
丁玲是一位为人们争论最多、争论时间最长、评价最为尖锐对立的作家。为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人们对这位遭受不幸最多、遭受苦难时间最长的作家，在她生前死后长达半个多世纪中一直争论不休，虽盖棺二十多年而不能定论？为何关于她的见解总是天差地别，尖锐对立？有人说她是“新中国的先驱者”、“党的忠贞儿女”、“中国的最好儿女”；有人说她“不是真革命”、“不是真马克思主义”、是“个人主义者”，和莎菲一样是“复仇的女神”。有人说她是“真诚坦白”、“心直口快”的“大老实人”；有人说她“嫉妒青年”、“政治上投机、势利”、“欺软怕硬”。有人说她“一生正气处事”，是“人品和文品高度一致的真正伟大的革命作家”；有人说她“有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
为什么不是说她最好，就是说她最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人们认识上的差异抑或有别的原因？我以为：丁玲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丁玲现象”是中国现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又是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同时，也是丁玲内在的主观因素与外在的客观环境碰撞而导致的一种命运安排，是两者纠缠而成的死结。
其一，多变的政治风云，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丁玲个人经历的坎坷曲折，使人们对她的评价大起大落。
20世纪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纷繁复杂。丁玲在20世纪生活了82年，几乎全卷人了矛盾的旋涡，她总是处在生活的激流中，处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她的一生和政治、革命始终拉得很紧，生死与共。政治风浪时而把她卷入漩涡，时而把她托上云霄，时而又把她卷人海底；她时而誉满人间，时而又被“批倒批臭”。早晚时价不同，荣辱褒贬不一。
丁玲时而是人，时而又是“鬼”；时而是“恶魔”，时而又是“圣女”，简直把人搞糊涂了。虽说，最终丁玲还是被平反了，但是极“左”路线造成的影响不会立刻消除。政治文件上的平反不会与人们头脑中真正的平反同步。大批判烙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抹去的。泼向丁玲身上的污水，不能马上被平反的政治文件洗刷干净。
其二，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文艺界某些人的“门户之见”，有时也会左右着对丁玲的评价。
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前几十年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和风格流派论争中，本来就存在许多的“门户之见”。如“京派”与“海派”；鲁迅等与创造性、太阳社的论争；“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解放区作家与国统区作家之间的某些隔阂；解放区作家中工农出身与非工农出身的作家之间的“界限”……凡此种种，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某些宗派观念、私人意气。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门户之见”不但未能消除，反而又和各种政治运动纠缠在一起，以致某些问题成了死结，难以解开。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政治运动十分频繁。在“斗争哲学”的指挥下，文艺界接二连三地开展了斗争。如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又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反现实主义观点”的批判；接着还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这些本来属于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文艺观点的论争最后都上升为政治斗争、路线斗争。1955年，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下子上升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就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据陈企霞回忆：从1953年开始，文联内部就开始批判丁玲、陈企霞，说他们是反党小集团。“有的人甚至说我和她这个集团是在延安就形成的，和胡风集团南北呼应，互相配合，进行反党活动”。（陈企霞：《真诚坦白的心灵》，《丁玲纪念集》，第17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以后，文艺界某些领导人将这些莫须有的猜想变成了事实的依据，并且成了丁陈的“罪证”。
谁向上级领导送材料？谁定的罪？不言而喻，丁玲对那时作为中宣部副部长，专管文艺工作的周扬是有意见的，她认为周扬有意要整她。以后，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又将丁玲定为“叛徒”、“反党分子”、“野心家”。丁玲曾经对陈登科同志说过：“是有人不愿团结我”，“是有人容不下我”，“我几次想找人家谈谈，把过去忘记，人家连见也不愿见我，我去向人家磕头？”（陈登科：《忆丁玲》，原载《新观察》1986一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