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解放后的政治运动，造成的是是非非太多了。有人“整人”，有人“挨整”。诚然，“整人”的人有时可能只是出于“响应”号召，甚至违心发言，批判“言不由衷”。比如说，1957年在《文艺报》第20期和26期刊登批判丁玲文章或者在会上表态发言的同志，约略估算了一下，不下120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实属无奈，被迫发言，不是为了“整人”，而是为了“过关”。因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表态，立场“不稳”，就过不了“关”。而这一“关”非同小可，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一家老小，祖宗三代，亲朋好友。不过，现实生活中也有个别这样的领导者，为了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硬是固执己见。1984年，中央组织部给丁玲平反，恢复了她的名誉、党籍，据有的同志回忆××竟然提出抗议说：“我还是当时中宣部的副部长，为什么不通过我？”
除此之外，文艺界的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也经常影响对某些作家的公正评价。比如徐懋庸，本是鲁迅的崇拜者，却因20世纪30年代曾糊里糊涂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而被打成“反鲁迅”者，被打入冷宫几十年。再说“京派”与“海派”的作家群，因为不属于左翼作家，又被鲁迅批为“官的帮闲”（“京派”）与“商的帮忙”（“海派”），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没有人敢问津，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翻了身。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再看看丁玲及其作品，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在不同的文学团体、流派中，在不同的批评者的研究文章和著述里，被描述成各种各样的面孔，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三，多元的文化背景，多元的文艺观念，多元的批评方法以及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也影响对丁玲其人其文的评价。
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及处理问题的不同方法。
拿丁玲对于自己长期以来所遭受的苦难的态度来说，外国人就无法理解。在某些外国人眼里，丁玲遭受了那么多的迫害，心里一定有很多怨恨，他们希望从丁玲口中捞到点什么，但最终失望了。有些外国人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为丁玲应该跟中国政府打官司，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但是这一切，丁玲都没有做。不但丁玲，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巨大损失与苦难的中国人也没有这样做。
在古老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中国人，他们长期以来接受一种儒文化的熏陶，主张“仁”、“义”、“忍”、“让”、“宽容”、“大度”。丁玲也是如此。她说，在她受难的时候，党也在受难，但“个人心灵上、身体上的伤痕，和国家、人民的创伤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住房破了，漏了，你不去补漏，反要去戳，不是漏洞更大了吗？”正因为如此，丁玲复出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她从不悲悲切切，怨天尤人，而是朝前看。美国诗人安格尔对丁玲说：“我真不懂，受了罪，挨了打，坐了牢，没有半点怨，还笑得这样开心，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中国人，中国人，我永远也没法了解。”（聂华苓：《林中·炉边·黄昏后——和丁玲一起的时光》，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第32—3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外国人在无法理解之时，有的用“赤化”加以解释，认为丁玲整个儿被赤化了。然而，个别中国人则又猜测：丁玲是假积极，“言不由衷”。于是，丁玲成了“伪君子”，为人“矫情”。
其四，丁玲特有的个性气质，常常使她卷入旋涡，卷入是非的陷阱。
丁玲直爽，心口如一，真诚坦白，不像社会上有些人，性格内向，城府很深，有什么看法装在肚里，谁也不透露，这种人很少闯祸。还有的人深谋远虑，审时度势，察言观色，表态四平八稳，左右逢源，让你挑不出毛病，他自己也不犯“规”。这种人躲在避风港里，一辈子过舒服日子。然而，丁玲做不到。她说：“我喜欢有真情性的人，不虚伪，不耍两面派，不搞阴谋，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这种人对我的心思……”丁玲还说过：“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框，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强迫自己，也不顾虑文章的后果是受到欢迎或招来非议……”由此可见，她写作时忠于自己的感性直觉，“不喜欢过于理智”。加之，她性格直率，有时易于冲动，言辞激烈，因此容易惹来灾祸。例如，1942年3月初，有两位因离婚事件而遭到非议的妇女，向丁玲倾诉她们的经历和痛苦，深深地引起丁玲的同情。偏偏3月7日《解放日报》文艺版编辑陈企霞来信约稿，丁玲正巧有感想，要为这两位离婚的妇女鸣不平，于是写了《“三八节”有感》，发表于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就延安妇女的结婚、离婚和如何生活等问题直率地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不料祸起萧墙。4月间，整风运动开始，在一次高干的学习会上，此文受到猛烈的批评，好在毛泽东作总结时说：“《‘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有了毛主席这句话，丁玲才得救了。
再说，丁玲过于敏感。诚然，作家都是敏感的。有一位西方学者说，作家有鹰的视力，狗的嗅觉，狐狸和野兔的机灵。丁玲是一个独特的女人，她情感细腻，感觉敏锐。她说：“作家一定要看见旁人能见到的东西，还要看见旁人看不见的东西。”丁玲锐敏的感受力和观察力，给她带来新的“独特的发现”。
1936年11月，丁玲到达苏区以后，从走马观花到沉人生活，她敏锐地感到这个从旧社会母体中分娩出来的解放区新世界，明显地留有旧社会的痕迹。丁玲还认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基于此.她感到即使是革命圣地，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于是她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揭露了解放区存在的封建恶习，小生产者的习气，官僚主义的作风，塑造了贞贞、陆萍这样的鲜明形象，艺术而又形象地提醒人们：要铲除封建意识、官僚主义和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以防止其对革命肌体的侵袭。但在那时，丁玲无法被理解，一般都认为解放区通体透明光亮，一片红彤彤。说解放区有缺点、有黑暗的角落，就是诬蔑，就是攻击！于是，人们把陆萍看成“反党分子”，将贞贞视为“叛徒”。那么，创作这些形象的作家——丁玲，当然成了“利用小说反党”的罪人了。
时间向前行进了40年，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们进入新时期，步人改革开放的时代之后，人们才发现：改革的阻力太大了。这个时候，人们才理解陆萍改造医院的艰难和失败的痛苦。如鲁迅所言：在中国，即使要搬动一张“桌子”，也是不容易的。“改革一两，反动十斤”。
独特的敏锐的感受力和观察力，使丁玲在时代变迁、历史转折的时期，能够有独特的发现，有超越意识。鲁迅先生很形象地描述了作家这种敏感。他说：“作家有一种特有的敏感，例如听口令‘举——枪’，政治家要等到‘枪’字令下的时候才举起，而作家听到‘举’字就举起来了”。（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丁玲正是如此。敏感而直率，往往就导致她“触礁”、“沉船”。丁玲争强好胜，的确有“明星意识”、“竞争意识”，想“挂头牌”。她这个人很自信，不容易服输，因此才说出：“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比一比有什么不好？“比一比”其实也就是一种动力，给自己一种激励，也许还能创造出标新立异的好作品来。
总之，丁玲不管是“行时”或“背时”，成功或失败，成就与局限，都与她的思想、性格密不可分。
丁玲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人，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人，加上她独特的经历和遭遇，她常常处于潮流中心，是众人瞩目的对象。
其五，丁玲在20世纪生活了82年，其中对于她的论争在她生前死后却也有70余年的历史，这种论争今后还会继续下去。我认为这是正常现象。
我们知道：文学欣赏存在着差异性，由于欣赏者思想水平、欣赏能力、趣味爱好、职业、年龄不同，对作品的理解、评价也有差异，诚如西方人所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说同样读《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由此可见对于某些人、某些事看法不一致，达不成共识，也是不足为奇的，可以让不同的观点存在，不必强求一律。
然而，我以为这并不意味着文艺批评没有较为一致的标准，对于一个作家的评价，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知人论世”，“顾及全篇全人”。评价一个作家必须紧密结合她的作品，不应拿猜想作论据，这样会影响评论的科学性。
文学批评本身是科学活动，文学批评必须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公允客观。当然，文学批评还应该是学术化的，有学理背景的。《文心雕龙·知音》提出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应是——“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我们评论现当代的作家作品也如是。诚如此，我们的文学批评才能公允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