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我的希望被粉碎了，第二天，您就离开了我们！您虽然与世长辞了，但您没有离开生您、养育您的中国大地；而人民、祖国母亲也永远不会忘记您！北大荒的人民送给您的锦旗——“丁玲不死”，就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意！汤原农场的农工怎会忘记，为了把刚刚出壳的小鸡养活，您就把小鸡搂在怀里；宝泉岭农民也永远忘不了您为了他们早日摘掉文盲的帽子，您这位大作家去当扫盲教员，兢兢业业地教他们识字。您从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中，省下钱给他们买纸、买笔、做黑板；山西省长治县嶂头村的农民也忘不了您，您把安家费拿出来给村里买了拖拉机……长相思啊，常相忆，您的心灵多么美好！在长达1/4世纪的时间里，您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和政治生命，而您没有抱怨，没有大作“《离骚》”。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问您：“共产党执政以来您老是挨整受苦，你为什么还相信共产党？”您回答说：“不是共产党错了，是一些人错了，一些思想错了。”您正确地把党里的个别人，个别思想和整个党分开，维护了党！您还说：“在我遭受不幸的时候，党和人民也同样受蹂躏”；“肉体的伤，心灵的伤，你的伤，我的伤，哪里比得过党的伤？”多么博大的胸怀！有一次您铿锵有力地回答了一个外国记者：“我宁愿在国内当‘右派’，也不愿到国外当‘左派’！”您不愧是祖国忠贞的儿女！您的一生给人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和思念！您的老师鲁迅在《悼丁君》中写道：“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他把您比喻为神女、湘灵；您的同志瞿秋白说您：“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您是一只永远扑向光明、扑向真理的飞蛾；您的文艺界同事说您是一枝“晚香的红杏”；您的老伴说：“你是海洋上远去的白帆，希望在与波涛搏斗”……啊，丁玲！您留给我们多少美好的回忆与思念。
回眸：我的丁玲研究之路
彭漱芬。
窗外，已是绿肥红瘦之时。岳麓山下桃花坪那枝叶纷披的橘树，它的洁白芬芳之花，已结下小指头大小的绿色之果。拙著《迷人之谜：丁玲》业已搁笔，终于结下了一个小小的“青色果实”。这是我研究丁玲的第3本专著。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我研究丁玲已有30多个春秋。回想当初研究丁玲，只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并非有心插柳。
那是万象复苏的1982年。丁玲已经复出，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其党籍、政治名誉和工资级别。年初，北京的某家杂志刊登了一个青年给丁玲的信，信中言及丁玲复出后的作品似有“趋时”之嫌。不久，丁玲在该刊发表复信，表明自己并未趋时，而是由衷之见。本来，在我心目中，丁玲好像一件出土文物，我对她并不了解，因为她运交华盖，戴上“反党”帽子的时候，我还在读中学。现在刚刚得到解放，复出不久为什么又有人批评她？出于好奇，我开始读丁玲的作品，了解丁玲其人其作。过了一年，我发表了学术论文《试论丁玲创作道路的重要特色》，文章先在本校学报发表，后为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复印，后又收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丁玲作品评论集》，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1984年6月14日，全国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我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结识了丁玲，并和丁玲交谈过，对她的为人、作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面对着这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满面笑容的老太太，我觉得她慈祥、和蔼，平易近人，她不像莎菲，更不是莎菲。她的脸上那深深的皱纹，记录了她的种种苦难和不幸；她那满面的笑容，表达了她的豁达和乐观；她那双大大的灰色的眼睛，仍炯炯有神，而且深邃，似有许多奥秘和遐想。
丁玲复出之后，厦门大学聘她为名誉教授。为庆祝丁玲八十寿辰，厦大校、系两级领导决定召开一个丁玲创作讨论会，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作家前来参加，共襄斯举，因而，才有此次的盛会。参加此次讨论会的著名作家有魏巍、马烽、马加、杜宣、杨沫、陈登科、峻青、刘真、周良沛等。舒群、杜鹏程、雷加、刘绍棠等写了贺信，来自国内外研究丁玲的学者、专家第一次聚会于厦门大学，对丁玲的作品的时代精神、风格特色和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等作了探讨。此次讨论会，初步形成了丁玲研究的队伍。就在此次会议上，一些代表倡议成立全国丁玲研究会，并决定1986年在湖南召开“丁玲创作60周年学术讨论会”。因为我来自湖南，所以大会委派我回湖南后向当时省作协主席康濯同志汇报。他很支持，并以省作协、文联的名义向省政府报告，又得到省里首肯与资助。
在厦门大学讨论会闭幕式上，丁玲讲了话：“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以后更不容易有大的成绩了，因为我已经80岁了。你们把80岁当好事，我们把它当坏事。如果现在我是70岁，60岁该多好？80岁，就意味着我的时间很短了。你们祝愿我长寿，怎么能长寿呢？长不了多少了。（大笑）我只能利用这很短的时间做更多的事。”（丁玲：《在丁玲创作讨论会闭幕武上的讲话》，《丁玲创作独特性面观》，长沙，瑚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这话不幸被丁玲言中。1986年3月4日，丁玲去世了。她走了！原定的“丁玲创作60周年学术讨论会”仍如期于1986年6月6日。13日在长沙召开。痛惜丁玲、怀念丁玲的诚挚感情，认识丁玲、研究丁玲的热切愿望把大家召唤到一起，共同探讨“丁玲与中国新文学”这一中心议题。会后，由我写了《丁玲创作60年学术讨论会述略》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上。该文总结了这次讨论会的成绩，并作了展望。
自厦门大学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到现在，已经召开了11届“丁玲文学创作研讨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地拓展、深化。
作为研究丁玲队伍中的一员，30多年来我的研究历程，大体上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横向开拓式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末。
此阶段对丁玲的研究，由《试论丁玲创作道路的重要特色》起步，而后主要是对丁玲的《母亲》《意外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严寒的日子里》《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进行研究，并对丁玲早期小说的外来影响、小说的审美特质、对解放区文学的独特贡献等发表了一些意见，写下了10多篇丁玲研究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并未停留在翻案层面上，也没有从单一的社会批评出发，而是多个侧面、多个角度地对丁玲及其作品进行横向研究，既有一定的广度，又有一定的深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好几篇。例如对于丁玲被国民党囚禁于南京时所写下的《意外集》，过去因为批判丁玲时说她是“叛徒”，而当“叛徒”时写下的文章，就一定是“毒草”了。这样，对《意外集》的研究，倒成了个“禁区”。1984年4月，我所写的论文——《沿着<水>和（奔）的现实主义方向前行——评丁玲的（意外集）》一文发表在学报上。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惠芬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近年丁玲研究述评》一文，其中对拙著作了这样的评价：“以往不被重视的作品如《意外集》，也被纳入了研究的范围，指出《意外集》在丁玲的创作中虽然算不上佳作，却应视为丁玲整个创作的有机部分；而从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则可以看到，继《水》和《奔》以后，作者的视线仍然注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种种社会矛盾。这些作品尽管写于‘极不安和极焦躁’的心境之中，未免‘充满一种阴暗的气氛’，但基调仍然和《水》《奔》一致，是同一旋律奏出的叉一组谐音。这样的分析或许还有所疏漏，但也已经为历来的丁玲研究弥补了一项空白，使人们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丁玲的创作倾向。”（陈惠芬：《近年丁玲研究述评》，载《文学评论》1985（6））
又譬如对拙作《从审美的角度看丁玲对解放区文学的独特贡献》一文，华东师范大学林伟民先生在撰写的评论文章中这样说：“值得一提的是，彭漱芬从审美角度审视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创作，认为丁玲小说里富有一种深邃美，体现在作品形象所包含的深远含义和作品思想意蕴的深刻性以及作家审美体验上的深度性上”。（林伟民：《丁玲小说研究六十年述评》，载《武陵学刊》，1991，16（1）。）
第二个阶段是纵向梳理式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1989年5月，全国第4次丁玲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这次讨论会，思想活跃、气氛热烈。大会就丁玲的艺术个性进行了争鸣。1988年《上海文论》第5期上刊登的王雪瑛的论文《论丁玲的小说创作》，“成为引发与会代表展开不同观点争鸣的一个契机”。与会者大多认为“那种认为20世纪40年代的丁玲作品不再有艺术个性的看法恐怕是相当简单化的”。
如何探讨作家的艺术个性？丁玲是否除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外的小说都是公式化、概念化之作？这些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而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势必对丁玲的小说作纵向梳理式的研究，不宜将各个时期割裂开来。在此次会议之前，我正在构思一本著作，也已经写好了全书的大纲，想对丁玲的小说发展轨迹作整体的勾勒，并梳理出作家的艺术个性的形成及其发展的轨迹。经过两年的努力，1991年4月，我的第一本丁玲研究专著——《丁玲小说的嬗变》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