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丁玲从西战团留在延安工作。康生在中央党校大庭广众面前说，丁玲到党校来，我们就不要她，丁玲听到后，一个人躲在家里哭得可厉害呢！丁玲去找毛主席。毛主席叫中组部调查。任弼时受中组部委托多次找丁玲谈话。中组部部长陈云也找丁玲谈话。1940年组织书面结论是陈云和李富春签的字，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陈云告诉丁玲，这是毛主席的意思。”
你认为丁玲作为一个党员，优点是什么？
“她很守纪律。1955年年底，作协党组传达‘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我回家后没告诉丁玲。丁玲也不来问我。后来我忍不住了，暗示她听说中央有一个文件是关于你的，你去问问中宣部党委有没有这个文件。1955年秋，批丁时，我没管她的事。她曾对我说，这些人批我的事，提得可高呢，你也不管我。我说你是文艺界的头，人家要批你，当然要提得高喽，批就让她们批吧，又不是拿这做结论。”
缺点呢？
“理论水平不高。宏观的东西注意少了点儿。”
作为一个作家，丁玲的长处与短处是什么？
“勤奋写作。唯一的安慰是写作，是写小说。她最讨厌有人在首长面前说人家坏话。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前，丁玲对干部中存在的‘地富思想’是有所察觉的，她真实地写了进去，难道作家因此也有‘地富思想’吗？地主女儿写得那么漂亮，农民写得很成问题。这是某位首长讲的。稿子在别人手里，这位首长没有看到。”
“短处呢？书看得比我多，但我觉得还不多。”丁玲看问题还是比较简单。
“我看她写散文比较拿手，有激情，对人民对人物能理解。小说有的章节有散文化现象。”
作为一个女人，你认为丁玲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
“有男人气。一般女人是做不到的。胡也频去世后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回沪后继续参加革命。当然，她对孩子很爱。离开南京去解放区前把两个孩子交给母亲后才放心走了。她很有母性，在延安时，她不顾工作多忙，总要给孩子做衣服、做鞋子。有一次，她骑马去延安乡下看望在那儿读书的儿女，没赶上参加江青的婚礼，结果江青很不高兴。”
我未曾来得及提问“作为一个妻子呢”，陈明便抢先说下去：“在阜平时，她给我缝了一件皮背心，是用一块一块碎皮拼缝起来的。在山西，她给我补棉裤，我的棉裤已经破得不能再补了。丁玲会女工活，小时候会绣花。她很温柔很细腻……”
丁玲对你的印象怎么样？
“她对我比较满意。年轻，乐观，有朝气。”
你对丁玲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写《夜》时，我陪她到村子去。但我没有留下住。1944年调在边区文协一块儿工作，我开始管她的创作。我主要替她打开局面，认识朋友，我的朋友都成为她的朋友。1979年以后我修改她的稿子。以前我是她的第一个读者。”
你帮过丁玲倒忙吗？
“有！”陈明给我举了几个例子……
正当我要结束本文时，丁玲研究会寄来了《通讯》，有几条消息令我兴奋，或许与本文有点儿关系便随手抄录于下：
文化部正式批准成立“中国丁玲研究会”；第5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今夏在北大荒举行；《丁玲研究丛书》创刊第1辑即将出版；《丁玲研究论文集》选编工作正在进行；常德市“丁玲文学创作奖励基金会”设立3年来得到海内外朋友鼎力支援……
在陈明为丁玲办实事的表上可以划去几项了。这全靠丁玲生前友好学者、编辑、读者各界人士的努力，当然其中也有陈明出的力。
我的文章结束了。陈明与丁玲的生死恋永不会结束。
我心中的相思树——悼丁玲
彭漱芬。
您说，您是一棵小草。我看您是一棵树，一棵妩媚的相思树！您让多少人相思……
3月4日，您走了，闭紧了双眼，宁静得像一湖秋水。您在文坛上驰骋了60年，出生入死，横刀跃马，现在您累了，该休息了。
多少人在呼唤着您，这呼喊的声音从家乡的临澧县到北大荒、桑干河、山西长治县；从美国到日本到德国……人们亲切地呼唤您：“丁奶奶”、“丁大娘”、“老丁”、“丁老”、“丁玲”……
您听到了我的呼唤吗？丁老！您可还记得和我的几次谈话？
我和您第一次见面是在1984年6月。全国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我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在此以前，我就很想见到您。在我看来，您简直是一个谜：一生遭受到这么多的坎坷、不幸，为什么还能活到今天？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您？您对生活、对事业是什么看法？今后有什么创作计划？还有，您这位50多年前就出了名的大作家，是不是也像莎菲那样狷傲，不易接近呢？大会开幕的那一天，全体代表和您合影，我刚好站在您的后面，合影毕，我迎上前去喊了一声“丁玲同志”，您满面春风地回答了我，和我握手，亲切地攀谈起来了。那天，您穿着一件短袖白衬衫，戴着眼镜，满头白发，满脸笑容，显得那么慈祥、和蔼，就像我平日遇见的许许多多的老奶奶一样，没叫人有什么特别之感。我没有想到驰名中外、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丁玲同志会这么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过了几天，打听到您住在鼓浪屿疗养所，于是我们几个同志相邀来到鼓浪屿。
踏上光洁、平坦的小道，蜿蜒地穿过那些美丽的罗马式的、美国式的、西班牙式的，圆形的、尖顶的、拱形的建筑，来到了绿树掩映的疗养所。见到了您，大家没有拘束，无所不问：问您写的阿毛姑娘和包法利夫人是不是相似，是不是受了福楼拜的影响；问您为什么和王剑虹离开平民女校到南京去，是否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有《意外集》中的陈伯祥这个人物是否有生活原型等。您不厌其烦，一一作了答复：“我作品中的人物从生活中来，我写作品的时候，没有想到要模仿哪一个作家、哪一个作品……”“在我的周围都是一些革命者，如向警予等，他们都拉我参加革命，我没有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我和王剑虹离开上海到南京主要是想多读点书，觉得平民女校学不到东西……”您娓娓而谈，就像鼓浪屿轻轻拍打着岸边的波涛，叩击着我们的心扉。不知不觉，末班轮渡的时间快到了，我们依依不舍地握别。有一位同志问您为什么不住到厦大和我们一起开会，您说：“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你们讨论你们的，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这与我无关。”我想也有道理，如果您正襟危坐在那里，甚至把女儿或女婿、儿子或媳妇、孙女或外孙都带来开会的话，那么也许发言的同志就会有所顾虑。
联想到开幕式上您的发言，更加令人深思！您说：“我希望这次会议不是对丁玲一个人起作用，而是对文学的健康发展起作用。”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话含义是极深的。您所希望的是，这次会议通过对您走过的创作道路的研究、探讨，帮助您总结经验、教训。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而进一步研究、探讨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以便促进今天的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您始终把自己置身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之中，把自己的成功与失败，自己的命运与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您说不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因为您深深懂得，对于自己的作品如何评价，不必由作家本人去说，而是要看作品的社会效果，看人民大众喜不喜欢。马克思在1842年就说过：“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别林斯基也曾说过：“读者群是文学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因此，当许多评论工作者把评论您的文章寄给您，请您提意见的时候，您总是不愿意对稿子发表任何意见，而且还常常叮嘱大家，不要只说好话，要指出缺点。您一直勉励自己：听到好话不骄傲，听到批评也应从各方面考虑，虚心学习才是。
1985年3月28日，我又一次见到了您。那是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在全国一个高等学校的学术讨论会上，您就“创作自由”的问题发了言。记得当时您是从三方面来谈创作必须自由的。您认为：从文艺规律看，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样，文学艺术才能发展；从领导者来说，必须让作家创作有自由，这样，才能发挥作家的创作才能，创作个性；从作家本身来说，创作自由，不是上面领导给你规定几条自由，你就自由了。如果你怕这怕那，计较个人得失，那还是不会有自由的。如果一个作家能抛弃一切个人的私心杂念，做到无私，无畏，那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您还十分强调作家的思想修养问题，语意深长地说：生活在新时代的作家，自己要解放思想，首先要自己给自己争得创作自由的权利，而且要善于使用这个权利，真正成为时代和人民的代言人。
您讲得多么恳切，而且颇有见地。不但理论上讲得深刻，而且这也是您几十年从事创作的经验之谈。20世纪40年代初，您正是怀着对党、对延安无比热爱的心情，抛弃私心杂念，大胆地写了《“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大胆地对抗日圣地延安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如封建意识，小生产者的保守、苟安，革命队伍内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等进行了批评。当时，在一片光明的欢呼声中，您居然说延安也还存在着缺点，存在着问题，这确实是需要有艺术家的勇气和胆识的。一个胆小怕事，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是绝不可能这样做的。不幸，您因此受到形而上学的批判，蒙受了几十年不白之冤。但您不顾个人的荣辱得失，仍然是飞蛾扑火，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明知会被火烧着，但还是振翅飞翔，向火扑去，即使满身烈焰，也在所不惜。正因为您无私，才能无畏，您的创作才是真正自由的，尽管当时没有给您这个自由，而这个自由是您以巨大的代价争得的。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您长期运交华盖，但您心不灰、意不冷、气不馁，始终把挫折、逆境看成是锻炼自己的机会。
桂林会议结束后，您顺路回到了湖南，住在蓉园宾馆。1985年3月31日，您约我到宾馆去谈谈对《中国》文学双月刊办刊的意见，于是，我第三次见到了您。
一见面，您就问我对《中国》有什么意见，然后就饶有趣味地和我谈起办刊中碰到的种种困难。听了您的话，我不禁叹了一口气，心里想：丁老呀，您这么大年纪了，在世之年不多了，只怕不是以年计算，而是以月、日计算了……您快点儿去写书吧！风雪人间的北大荒，魍魉地狱的南京生活，还有那严寒的日子里……您不是都想写吗？可别把时间花在这费口舌、磨时间的琐事上啊！然而您却不是这样想，您之所以筹办并亲自主编《中国》这个大型刊物，正如您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说的，是“为那些把心灵浸入到新的社会生活中去的，把心灵与艺术创作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的那些年轻作家和奋发有为的文学爱好者鼓劲。欢呼他们健康地成长，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肥硕的果实，攀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的新高峰”。
话题转到了具体作品上面，您问我看了《那山那人那狗》没有，称赞它写得好，还谈到张贤亮等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我真有点儿惊讶！丁老啊，您哪儿来的时间？您要写作，开会，出国访问，还有疾病缠身，哪有时间去看青年人的作品？可是您不但看了，还禁不住要写评论。您赞《陈毅市长》《灵与肉》《牧马人》。您说：“张贤亮同志的短篇小说《灵与肉》发表后，一下子就吸引了我。那一幅幅真实动人的人生画面，那熔铸于全篇的质朴的情感及其蕴蓄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都使我浮想联翩，欢愉之情油然而生。”但同样的张贤亮，您看了他的《绿化树》之后，却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缺点——缺乏给人向上的力量。您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褒贬得当，给青年指引一条正确的文学道路，让他们健康地成长。我懂得了，您为什么要办杂志，而且亲自当主编，改稿子，您是想给青年提供一个发表习作的园地，同时也愿以自己辛勤的劳作，去培植这些繁花。因为您说过：“我是一棵小草，做这些繁花盛开的肥料，我愿意这样。”您是一位园丁，优秀的园丁，您对青年人既反对“骂杀”，也反对“捧杀”，主张要给他们指出优点，也要指出缺点，正确地引导他们，尤为可贵的是，您积极地为青年作者铺路搭桥，甚至甘当人梯。就在您患病住院的时候，您还在病床旁边召开《中国》编辑会议，再三叮嘱编辑部的同志要关心中、青年作家，要给他们创造成长的条件。
正是北京最美好的晴秋季节，1985年9月，我因赴大连参加丁玲创作座谈会，路过北京，顺便去看望您。您刚从医院出来，坐在会客室里。秋天的夜晚，暖中透凉，您腿上盖着一块棉毯，但人还是那么精神，那么健谈，几乎看不出有病的样子。您说刚刚出院，不能到大连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但是已经写好了一封信，是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写的。这封信的标题是~“我是在爱隋中生长。”您把要和我们说的话全写到信里了。看了信，真叫人感慨。信写得很有激情，令人不敢相信它出自一位81岁老人之手，倒仿佛是一个朝气勃勃、热情洋溢的小伙子或姑娘写的。
信上说：“我曾是被打人另册的人，我在社会上曾非常孤立但却又拥有多数善良人的感情；我常常在一些仇恨的眼光中挣扎，但却又基本上是在爱情中生长。”是的，您虽也曾遭到白眼，但还是生活在爱——亲人的爱，同志的爱，人民的爱中。即使在戴着大“右派”的帽子下去“劳改”的日子，群众一看您的为人、处事，就不相信您会“反党”，也不把您当“右派”看待，而且还设法保护您，甚至把您从“牛棚”里抢出来，您爱人民，人民也爱您。
我最后一次见到您，是1986年3月3日下午，您已处于全昏迷状态，静静地躺在病床上，通过监视仪屏幕，可以看到您的心跳和呼吸已很衰微了。我轻轻地呼唤着您：“丁老！丁老！”可是听不到您的回答。丁老呀，您可不能死，您才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您有多少事情要做？您还有三本书没有写完……您一生闯过了多少关隘，这一次也祝愿您战胜死神！我默默地祷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