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任昉都是“竟陵八友”中的人物。当时有“沈诗任笔”的并称。沈约在萧衍篡齐时参与了决策大计，梁朝建立后被封侯。在齐梁文学中，沈约一直是领风气之先的。他是“竟陵八友”的首要人物，是声律论的主要倡导者和“新体诗”的主要实践者之一。不过，作为诗人，沈约并不算很杰出，只有《伤谢朓》《别范安成》还算是真情流露之作。任昉以“笔”见称。在南朝的文学概念中，“笔”指的是实用性的文章。据说他晚年对“沈诗任笔”的说法不服气，也曾转而致力于诗，但终于无所成就。《文选》中收录他的文章特别多，但这些文章的文学性不强。
江淹和他的《恨赋》、《别赋》
江淹早年郁郁不得志，在萧道成（齐高祖）建立齐朝后开始受到赏识，逐渐显达。后又依附萧衍，在梁朝被封为醴陵伯。他晚年才思减退有“江郎才尽”之说，估计是他享受了富贵尊荣之后缺乏创作激情所致。江淹的文学声誉，主要得于他早年的《恨赋》和《别赋》，其中《别赋》尤为出色。因为“恨”的内容太广泛，无法在一篇短赋中写得恰到好处、淋漓尽致。“别”实际只是“恨”的一种，较容易把握。这两篇名作既反映了作者对于人生的伤感，客观上也反映了南朝社会的时代的伤感，同时，作者又把这种伤感塑造成了一种艺术的美，这也是南朝文学的普遍现象之一。
丘迟和“山中宰相”陶弘景
丘迟是梁朝的官员，当时以文才著称。陶弘景在齐朝时任左卫殿中将军，梁朝后隐居不出，但梁武帝有朝廷大事就派使臣去咨询他，人称“山中宰相”。二人的书信体文章，各有特色。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一篇劝降书，虽是一篇骈文，形式上限制很多，却能自由挥洒，写得委婉曲折，收纵自如。通常骈文宜于描写抒情而短于说理，富文艺之美而难以实用，丘迟却能较好地将两方面结合起来。丘迟的另一篇《永嘉郡教》，也是应用文，写的却如抒情小品，也是同样特点。陶弘景长年山居，对自然风光的美好深有体验。他的《与谢中书书》文字简淡清新，作者并不着力于刻画，只是淡淡地勾出几个富有特征的片断，却是有声有色，让读者通过联想组织成完整的画面。
吴均的优秀写景小品《与宋元思书》
吴均出身寒门，一生仕途不利，晚年受命撰写通史，未成而卒。吴均的《与宋元思书》，是南朝最杰出的写景小品之一，如画如诗，引人入胜：“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峰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这篇佳作与陶弘景《与谢中书书》不同，此文以善于刻画见长。语言的精美生动，更胜一筹。
“一代文宗”徐陵
陈代最著名的作家，当数有“一代文宗”之称的徐陵。徐陵年轻时与父徐摛一起出入于萧纲门下，为宫体文学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徐陵的诗歌留传至今的大约只有四十篇。徐陵也以文章著称，他的《玉台新咏序》很负盛名，其特点在于语言的华丽与工巧，典故用得极多，但过于堆砌，辞繁而意少。他在北齐所作的《与杨仆射书》富于文辞之美，又能以真情动人，虽是以骈体文写成，但洋洋洒洒，收纵自如，表现了徐陵对故国的热爱，从中亦可见他的为人。
宫体文学代表作家庾信
庾信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于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庾信与徐陵的文学风格，被称为“徐庾体”。庾信早期的赋属宫体文学范畴，其中《春赋》最具代表性，后期创作依然是雍容华贵，且多艳情成分。庾信的《题画屏风二十五首》运用山水诗的手法，把画面的内容同想象结合，既不脱离画面又富于自然生趣，大大启发了后代在画上配诗以扩充欣赏内涵的风气。在庾信后期创作中，最受重视的是自抒胸怀与怀念故国之作，《拟咏怀二十七首》就是这一类诗的代表。
陈朝后主陈叔宝和他的宫廷文人集团
陈代后期，围绕着后主陈叔宝，形成了一个宫体文学集团。陈后主是一个糟糕的皇帝，却颇有文才。他的《玉树后庭花》一曲更被称为“亡国之音”。但他仿民歌的小诗，却也写得清新流丽。另外，他也擅长刻画景物，如“天迥浮云细，山空明月深。摧残枯树影，零落古藤阴”，是很出色的句子。在陈后主宫廷文人中，江总最为著名。江总出身士族，为后主所宠幸。他身居高位却不问政事，唯与后主游宴为乐。但作为文学家，他的才华仍为后世所重。李商隐《赠牧之》中的“前身恐是梁江总”一句，就是拿他比拟自己的朋友杜牧。
南朝民歌对后世的影响
“南朝民歌”分为“吴歌”和“西曲”两大类。这些民歌所表现的爱情，充满浪漫色彩但基调哀伤，语言大量运用双关隐语，但这种双关隐语，意义绝不晦涩。在形式上，南朝民歌以五言四句为主，篇幅短小。南朝民歌的发展导致了宫体诗的兴起，并继续影响着后代文人的创作。李白的很多短诗，以语言清新自然见长，就是学习南朝民歌的结果，名篇《静夜思》，显然就是脱胎于吴歌中的一篇。直到清代，历代文人仍有模拟南朝民歌的现象。
北地三才温子升、邢邵、魏收
温子升、邢邵、魏收，史称“北地三才”。温子升在北魏、东魏官至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温子升的诗留传不多，其中几篇短小的乐府，文辞都很简朴，但不免粗糙，代表作是《白鼻驹》。温子升的文章传世较多，但不甚精彩，其中《寒陵山寺碑》较有名。邢邵在北魏孝明帝时，以文名倾动京师。邢邵的诗仅存八首。比起同时代的南方诗歌，邢邵的诗虽不够精致，却寄寓深长，表现出北方文学“重于气质”的优点。魏收的诗多模仿南方风格，代表作是《挟琴歌》，这首诗节奏轻快，放在齐梁诗中也毫不逊色。
《水经注》在文学方面的贡献
郦道元是北魏的地方官员。《水经》是古代一部地理书，记录全国主要水道，文字很简单。郦道元为之作注，并取名《水经注》。《水经注》不仅为原文作注，并且根据自己的见闻和众多的资料，对原文进行了纠正、补充，加入了这些河流两岸的历史故事、名胜古迹、风土景物。由于《水经注》中有很多山水景物的描写，受到后代文人的喜爱，因而对于山水游记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洛阳伽蓝记》的文学价值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是北魏人，“伽蓝”是梵语寺庙的音译。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北方日益兴盛。北魏都城洛阳一城内外，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洛阳陷于战火，繁华之地成为废墟。杨衒之因公务途经洛阳，面对凄凉景象，感慨伤怀，写下了《洛阳伽蓝记》，主要目的是追忆洛阳昔日景象，抒发国家破亡的悲伤之情，揭示统治者沉迷佛教的祸害。《洛阳伽蓝记》共分五卷，依次写城内和城之东、南、西、北五个区域。涉及北魏建都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异闻，内容相当丰富。在散文、传记、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中，都有一定的价值。
粗犷豪迈的《敕勒歌》
北朝民歌中有一部分是反映北地风光、游牧生活的歌，最著名的是《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是当时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据考证，敕勒川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歌中唱出北方大草原广阔无垠、浑沌苍茫的景象，表现了开阔的胸襟、豪迈的情怀。据说，东魏高欢攻西魏的时候被打败，士气沮丧，于是高欢令敕勒族大将斛律金高唱此歌以安定军心，可以想象它的音乐也一定雄壮有力。
北朝民歌的代表作《木兰诗》
《乐府诗集》中收于《梁鼓角横吹曲》的《木兰诗》一向被认为是北朝民歌的代表作。在民风勇悍，战争连年的北朝社会，完全可能发生女扮男装从军杀敌的故事，并流传开来，逐渐形成一个文学故事。这首诗中，故事的传奇性，人物的英雄性格，收尾的喜剧色彩，都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趣味。木兰这一形象，自古及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
我国第一篇文学批评论文《典论·论文》
《典论》是曹丕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已佚，《论文》是其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篇，这是中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门论文。文中首先对“建安七子”进行了评论，指出了各人的长处与短处。其次是提出了“文气”的概念，“气”是指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气质不同，所以作品的风格有异。三是提出了关于文体的区别——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些都成为了以后文学批评中重要的文艺理论。
文学批评名著《文赋》
陆机《文赋》的中心内容是以自己的甘苦结合对他人之作的体会，描述文学创作的过程，尤其是创作中的心理现象，以及创作中的利害得失。作者首先强调创作的欲望源于对生活的感动和对美文的爱好，进而讲构思的过程，然后开始说进入写作的情况，意和辞的关系，各种文体的特点，应当掌握的关键和容易出现的毛病。陆机第一次明确提出写文章要注意声音的和谐以及文章应有警策之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文赋》的各种论述，给予后代文学批评家以重要的启发。
“文心雕龙”作何解释
刘勰精通佛典，梁初时曾入朝为官，后出家。刘勰受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影响都很深，他的《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主，偶有佛教语词。“文心”的意思是“为文之用心”。“雕龙”取自战国时驺奭长于口辩，被称为“雕龙奭”的典故，指精细如雕龙纹一般进行研讨。合起来“文心雕龙”的意思等于是“文章写作精义”。
《文心雕龙》的主要内容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开始五篇为第一部分，是全书的总纲。其后二十篇是第二部分，分述各种文体的源流、特点和写作应遵循的基本准则。第三部分统论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第四部分单独探讨有关文学的某些重大问题。最后《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说明写作缘起与宗旨。《文心雕龙》在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批评的众多问题上提出了相当系统而富于创新的意见，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次空前的总结。
钟嵘的五言诗专论《诗品》
《诗品》是钟嵘晚年著作，专论五言诗。《诗品》意在通过对诗人的品评，建立可靠的准则。全书实际包含两个部分，《序》总论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表达作者对诗歌写作以及当代诗风的一些看法，正文将自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家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显优劣，叙源流，指出各家长短。钟嵘对诗歌优劣的评选标准是是否具有充沛的感情、华茂的辞采、典雅而明朗的风格，但反对声律和用典，这在当时是独特的看法。
《诗品》中的诗歌“上品”
《诗品》中被列为上品的包括《古诗十九首》、李陵、班婕妤、曹植、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谢灵运。魏晋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中，曹操被列为下品，陶渊明、鲍照被列为中品，这使后人深为不满。总的来说，《诗品》中对诗人的批评，有时颇具眼光，有时却显得浅薄。这主要是因为钟嵘所持的诗歌标准比较单一，没有更多地重视诗歌风格理应多样化的问题。
隋代三诗人杨素、卢思道、薛道衡
隋朝立国短暂，前后不满四十年，在文化方面没有太多的建树。但由北朝入隋的三位诗人——杨素、卢思道、薛道衡仍旧留下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杨素是一个豪杰式的人物，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风格“雄深雅健”，无论是写边塞题材，还是向至友叙旧述怀，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悲感，诗境苍凉老成。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大多偏向齐梁风格。如卢思道的《采莲曲》显得宫体气息甚浓，薛道衡的诗亦多以富丽精巧见长。
初唐时期的“文章四友”
“文章四友”是指杜审言、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的诗主要是五言律诗，也有少数七律。他的诗，句律精严而笔力雄健，无论是五律还是七律均完全合律，明人许学夷称其为“律诗正宗”。他在江阴任职时所写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曾被明代的胡应麟誉为“初唐五言律第一”。李峤、苏味都是武则天时期的大官，位显名高，所写的多为应景之作，李峤有咏物诗百余首，也都了无情致，但在诗律上他们却都是高手。
初唐四杰
初唐时期，诗坛上逐渐崛起了一批锐意变革的诗人，使诗歌重新担负起歌唱人生的使命，唐诗由此获得了真正的转机。他们就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四杰中，卢照邻、骆宾王大约比王勃、杨炯年长20岁左右。在仕途上，他们都历经坎坷。四人中，仅杨炯官至县令。卢照邻、骆宾王喜欢作五、七言长篇，尤其是七言歌行。王勃、杨炯则善做五言律诗和绝句。七言歌行是梁、陈以来七古和骈赋交互影响、渗透的产物，卢照邻、骆宾王创造性地发挥了这种诗体之所长，大大加强了它的抒情性，丰富了它的表现力。
具有“崇高”之美的陈子昂
陈子昂生活年代主要在武则天时期，他24岁中进士，官至右拾遗，多次上书论政，陈述时弊。陈子昂曾随军出击契丹，后解职还乡，被县令诬陷入狱，忧愤而死。陈子昂标举“汉魏风骨”，贯穿在他诗歌中的是对新的人格理想的呼唤和塑造，具有崇高之美。他的代表作是《感遇三十八首》，但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盛唐前期文坛领袖张说
张说是自武后时代起的四朝元老，唐玄宗时任中书令，是盛唐前期文学界的领袖人物，当时的张九龄、王翰等许多著名文士常出入其门下。张说的诗往往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正是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除了诗歌以外，张说还以文章著称。当时朝廷著述，多出自他与许国公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他的文章很朴素，但却能展现宏伟的气势。许多在过去习惯以骈体写作的文字，在他笔端变成了骈散相间，以散为主。
宰相诗人张九龄
张九龄一直被身居高位的张说看重并提拔，张说去世后，他成了辅佐唐玄宗的宰相。作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个名相，张九龄深为时人所敬仰，王维、杜甫都作过歌颂他的诗篇。张九龄曾提拔过孟浩然、王维等人，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献给他，未能如愿，晚年追忆，还觉得可惜。可以说，张九龄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巨匠。张九龄最为人熟知的句子是《望月怀远》中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他的诗风被认为首创了“清澹之派”，对孟浩然、王维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孟浩然的山水诗名篇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著名的山水诗诗人。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和游览家乡山川时的遣兴之作，也有少数诗篇写田园村居生活。孟浩然的山水诗情景交融，单纯明净，比如《宿建德江》中的“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以及名篇《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五言宗匠”王维